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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刚开了十多分钟，口袋里的手机就“吱吱吱”地振动起来。我悄悄地拿出手机，看都没看，关掉了来电。
刚把手机揣进口袋，它又执着地振颤起来，肯定谁有什么急事。赶紧掏出手机一看，是侄子小刚打来的。
悄声离席，走到一旁，接通了电话。
“小叔，我是小刚。你在哪里呢？家里出事儿了，我爷摔了，在地上起不来了。”电话那头，小刚急促而又大声的话音传了过来。
我心头一震。
“啊，摔得很严重吗？这样啊，你先送爷爷去医院，我一会儿就赶回来。”我急切地回复道。
放下手机，我赶紧回到座位，心里七上八下地打起了鼓。
这是市局的半年工作会议。上午的会议各县支局的局长将逐个发言，汇报上半年工作情况和下半年工作打算。
还有三个人就轮到我发言了，这么重要的会议，此刻我实在无法脱身哎。
三个人发言，时间大概也就三四十分钟吧，对于如坐针毡的我来讲却是那么漫长。
终于轮到我了，我12345作了简单汇报，向领导告假后，匆匆离开了会场。
在驾车赶往家中的路上，我给小刚打电话询问情况，小刚说，他已经把爷爷送到了铁路医院。
家里只有年事已高的父母在家。父亲摔倒后，母亲无法扶起。赶紧请邻居给离家最近的孙子小刚打了电话。
侄子小刚已经30来岁，第一次碰到这种急事儿，也没有什么处置经验。情急之下，他径直抱起爷爷，打了个出租车往医院赶。
等我火急火燎地赶到医院，父亲已经在病床上躺着了。
父亲已经84岁高龄了，这些年腿脚越来越不利索，拄着拐杖走路都颤颤巍巍的。前几年也跌过跤，但没出大问题，这一次摔得很重。
父亲的股骨头和左侧大腿大概都摔断了，他的屁股和左腿肿胀淤青，皮下大面积淤血，整条腿呈紫青色。
剧烈的疼痛，使他不停地呻吟着，脸上冒着虚汗。
父亲是个很皮实的劳苦人，在我的眼中，他坚强，耐劳，勤奋，像座大山。在我近四十年的人生中，从来没有听过他抱怨和软弱，没见过他流泪和呻吟。可这次，多处剧烈的疼痛，也由不得这座坚强的大山了。
不久，X光片出来了。父亲的股骨头和左大腿的两处骨头被摔断了。
主治大夫姓孙，约莫50来岁，从年龄上看应该很有阅历感，他是这家医院的外科主任。这家医院没有专门的骨科，像父亲这样的摔伤病人只能由外科收治。主任肯定是权威了，由主任来当主治医生，我们自然会放心些。
之所以把父亲送到这家医院，因为父亲是铁路退休职工，这家医院是铁路职工医院，只有在这里才能享受相关的医疗保障服务。当地的铁路职工和家属只能到这里就医，需要转院治疗的，由医院开具转院证明方能去其他的指定医院就医。
我们去咨询医疗方案。孙主任告诉我们，有两种治疗方法，一是保守治疗，从外部敷上药，包扎后让断骨慢慢地自然恢复。二是做牵引，通过牵引把腿固定起来。同样给受伤部位敷上药，促进其疗愈。
我们问主任，哪种治疗方案好些，更适合我父亲的伤情？
孙主任说，第一种方案，其实相当于自然恢复。由于伤者疼痛或长期卧床难忍，身体肯定会要活动，过多的活动不利于骨头的愈合生长，长成什么样就成什么样了。
第二种方案，把伤腿通过牵引固定，有利于断骨的愈合生长，治愈的时间会短些。缺点是腿被牵引后，身体活动受限，治疗过程中伤者要受更多的痛苦，护理的难度也大些。这个方案也算是一种积极的治疗方案吧。
我们家里没有一个懂医的，听主任说的头头是道，大家纷纷点头称是。
只要能把父亲治好，让他受点痛苦，我们受些累，我们都觉得值。我们唯一的想法是把父亲尽快地治好。
就这样，我们姊妹接受了打钢钎的治疗方案，一个让我后悔终生的遗憾悄悄地降临了。
这是2002年7月中旬，一个酷暑难当、令人焦灼的季节。
开始治疗了。
他们给父亲打了麻药，然后把四肢都绑在床沿上，让他不得动弹。孙主任和他的助手、护士，拿着器械和电钻，要给父亲动手术了。
我们家人们被屏蔽在了手术室外。
几个小时以后，父亲被推出了手术室。我们和护士一起把父亲轻轻地放到病床上。父亲的左腿被纱布裹缠着，脚踝上方有一根钢钎穿透了小腿。
过了几天，孙主任拿了一根麻绳，在父亲两条腿上比划来比划去。 然后把牵引绳的两端分别绑在钢钎的两头，牵引绳绕过牵引架，在下端吊上了几块钢铁砝码。
我猜想，孙主任用那根麻绳是在丈量两条腿的长度，以此来确定砝码的数量和重量吧。
心里觉得方法如此原始，可嘴上没敢吱声，毕竟人家是主任专家。
父亲受罪的日子开始了。由于砝码的重量被施加到了腿上，父亲身体无法动弹，他疼痛难忍，几乎二十四小时呻吟不停。他的手不由自主地四处乱抓，家人们着急又没有办法，在护士的指导下，只好把他的手用纱布绑在床沿上。
父亲就像受酷刑一样，两个上肢被固定了，只有不大的活动空间。左腿被钢铁砝码牵引了，绷得笔直，丝毫没有动弹的可能。唯一可以活动的是那条没有受伤的右腿，疼痛难耐下，不停地蜷起伸直，蜷起伸直。
我们没想到是这样一个治疗过程。可一旦走上了这条路，是没法回头的了，我们姊妹的心情焦灼得跟这难耐的夏日一样，闷堵得胸口喘不过气来。
姊妹四个轮流护理。护理的过程自然也是非常辛苦的，由于父亲疼痛难忍，喊叫不停，再加上夜间侍弄大小便，陪护的人也是彻夜不眠。
我们受累不要紧，心疼的是父亲受罪啊，这种治疗方法能让父亲身体康复吗？我们暗自担心。
没有空调的病房里燥热难当。被固定在床上不能动弹，时间长了，父亲神志有些不清了，眼睛黯然无光，嘴里常常喊着“外婆，外婆。”
每到夜里，整个医院静悄悄的，只有父亲“外婆，外婆”的呻吟声传遍了医院的每个角落。
那声音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发出的，听起来是那么地无助和可怜，令人心酸。是父亲在迷糊中勾起了尘封已久的记忆，回到了遥远的童年，见到了自己亲爱的外婆了吗？
在我夜间护理时，每当此刻，看着我饱受痛苦的父亲，听着“外婆，外婆”的呼喊，我爱莫能助，禁不住泪流满面。我跑到病房外，伫立在暗夜中，任泪水恣意地挥洒。
伤筋动骨一百天。这样治疗的日子，一直持续了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了，父亲的腿没有任何治好的迹象，可护士来通知我们，父亲该出院了。
我们纳闷儿，这就算治疗好了吗？我们去找孙主任问问情况。主任说，这就是治疗结果了。
我们心有不甘又很无奈，只能带着父亲出院回家康养了。
经过了这个治疗过程，父亲受伤的左腿被牵引绷得笔直，再也无法弯曲。而那条没有受伤的右腿，却蜷缩起来，再也无法伸直，父亲彻底瘫痪了。
入院时体重一百三四十斤的父亲，如今只剩下了六七十斤，骨瘦如柴，一个人就能抱起来。
回家后，我们请了个看起来身体比较壮实的护工护理父亲。天气好的时候，我们把父亲抱到阳台，让他尽可能多地享受一些阳光的照耀。哥哥、姐姐，我们全家，尽可能地买些好吃的做给父亲吃，陪他度过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尽可能让遗憾少些，再少些。
一年半之后的2004年，父亲在一个凌晨悄悄地走了。那天我的二哥在护理父亲，父亲走前的两个小时，二哥像往常一样，半夜起来照应他。二哥伏在他耳边问：
“爸，你想吃啥？我给你做鱼吃吧。”
“嗯，吃鱼。”父亲微弱地回答。
这是父亲说的最后一句话。两小时后，凌晨五点来钟，还没到做早饭的时间，父亲悄悄走了。奇怪的是，那天正好是他86岁生日。
……
九年后的2013年，我母亲跌倒摔断了股骨头，这年母亲已经88岁。
经历了给父亲治疗的苦痛和教训，这次姊妹们毫无犹豫地把母亲送到了当地最好的医院，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更换股骨头的治疗方案。手术三天后，老母亲竟能下床站立了，十几天后就能拄着拐杖行走了。
此后，母亲又站立行走了8年多。
也正是由于母亲摔伤治疗的成功，更让我心中充满了后悔和遗憾。父亲当年摔伤时，我为什么不能抛掉那个所谓的重要会议，在第一时间赶回现场或通知120送医以避免次生伤害呢？为什么会遇上那个不靠谱的“专家”主任？为什么不知道有更换股骨头的治疗技术？……？其实，也许当年的医疗技术也就是那个水平，只是，我心中有一个个无法消解的心结和遗憾。
扎在父亲脚踝上的那根钢钎，永远地扎在了我的心头，时不时会隐隐作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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