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猪向西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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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州会盟的前前后后
2、冰冷的凝视
拥有了形成教派的社会需求，在不到一百年（公元1000——1100年）的时间里，西藏涌现出了宁玛、噶当、萨迦、噶举、希解、觉宇、觉囊、郭扎、夏鲁等二十多个教派。这些依附于贵族领主的各个教派，为了争夺信众资源进行了长期的争夺。
就在西藏个各教派缠斗的热火朝天之时，遥远的北方崛起了一支令欧亚两个大陆所有族群战栗的力量，这就是成吉思汗治下的蒙古人。
公元1206年，铁木真建立了蒙古汗国，随即便将矛头直指已经没落的金王朝。为了剪除金王朝的羽翼，公元1205、1207、1209蒙古汗国连续三次征伐西夏。
公元1227年（南宋宝庆三年、金正大四年、西夏保义二年，蒙古成吉思汗二十二年），蒙古兵围西夏首都中兴府（甘肃银川市）。西夏末帝出城投降，曾经强横一时的西夏王朝，享国一百八十九年后灭亡。
蒙古军队在中兴府展开了血腥的屠城，西夏王朝的文明几乎全部被毁。相比于对西夏的血腥屠杀，蒙古人对于盘踞在河西走廊的吐蕃唃厮啰政权还算仁慈。
大概是为了利用唃厮啰政权的力量削弱西夏的统治地位，蒙古人大度的允许唃厮啰（唃厮啰本来是个人名，后世学者以其名字命名了他创建的王朝）的后裔赵阿哥昌（被南宋赐姓赵）投降蒙古汗国。
解决了西夏后，蒙古汗国对金王朝展开了疾风暴雨般的打击。公元1227年8月，铁木真去世，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生前制定的伐金战略。成吉思汗第3子窝阔台即大汗位，于1229年（金正大六年、蒙古窝阔台汗元年），大举南侵，金王国走上了最终灭亡的道路。
公元1234年（金天兴三年、蒙古窝阔台汗六年），蒙古汗国联合南宋围攻金朝最后的城市蔡州（今湖北枣阳西南）。正月十一日，宋军、蒙古军破城，金末帝被杀，金王朝灭亡。
灭亡金朝之后，对南宋的攻击暂时没有得手。这让蒙古汗国的统治者将目光移向了长江上游的西南区域，西藏成为了蒙古人征伐的目标之一。
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位后，册封次子阔端为西夏故地和甘青藏区的最高首领，治凉州（今甘肃武威）。
阔瑞
阔瑞在凉州生活期间，接触了大量当地吐蕃贵族和藏僧。在和这些人的攀谈中，他了解到了西藏地区教派分立、领主割据的现状。也就是再这一时期，一个取道川西进攻成都的计划，渐渐在他的头脑中成型。
公元1235年，阔瑞亲帅大军在河陇地区领主的配合下，攻克成都。但作为主攻的窝阔台大汗在南宋军民的抗击下惨败，太子阔出死于战场。偏师成都的阔瑞只得退兵，临行前，他纵火焚尽成都，史称“火杀”。
第一次入川之战，让阔瑞对青藏高原险峻的地形和高原气候有了深刻的认识。为了配合父亲进攻南宋，他开始策划一个取道西藏攻击南诏国（云南大理），进而占据四川的计划。
为了实施这个大胆的计划，他广招甘青藏区的领主、藏僧。为了获得这些人的支持，他还颁布了保持信仰自由和免除藏僧税赋徭役的命令。
公元1239年（藏历土猪年，南宋嘉熙三年），阔瑞派遣手下大将多达那波率军循唐蕃古道，取道玉树、昌都、那曲、当雄攻至前藏。
沿途的寺院和领主纷纷倒戈相迎，为蒙古军队提供给养和带路。因此，蒙军一路上进展极为顺利。
青藏高原险峻的地势和严酷的气候，令所有觊觎它的人望而止步。多达那波率领的蒙古军队可以说是千百年来，第一支兵犯拉萨的外族势力。
蒙古人的到来，令西藏所有势力心存忌惮。但长期割据的局面，却让西藏的各派势力难以一致对外，甚至蒙古军队已经打到家门口了，还有人抱着“祸水东引”的心思。
当蒙军行至拉萨北部林周县附近时，他们遇到了第一批敢捋蒙古人虎威的藏人。
林周县周边的杰拉康寺和热振寺都是噶当派的寺院。噶当派是藏传佛教中成立比较早的一个教派，他们尊“后弘期”大德阿底峡为祖师。公元1057年，阿底峡尊者的弟子仲敦巴创建了热振寺。热振寺是西藏噶当派的第一座寺庙，也可以认为是噶当派的祖庭。
但噶当派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一直以来，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虽然，其教派信众人数最多，但各自为政的体系却让他们在教派争夺中屡屡受挫。
这次面对蒙古军队的到来，噶当派也暴露出了这一弱点。
他们在甘青地区没有自己的信仰集团，对于蒙古军队的到来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当蒙古人来到时，恰逢寺主故去，群龙无首的僧众们自发展开了抵抗。
我们上节提到过，教派分立时期个各教派之间经常发生纷争，乃至械斗。杰拉康寺的僧人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们似乎把蒙古军队当成了其他教派的武装，以为这些人是趁着寺主故去的机会前来抢劫的。僧众们并没有意识到，面前这些装束奇异的士兵身上背负着死神的羽翼。
僧人的武装抵抗举动，彻底触怒了多达那波。
这让他回忆起，出发前向阔瑞辞行之时，他曾询问道：“如果路上有人抵抗，当如何处置？”
阔瑞并没有回答他的问话，而是用冰冷的目光注视着，站在他身边准备作为向导的蕃僧，用力的挥了一下手臂。
回想起这一切，多达那波毫不犹豫的向士兵们下达了，“消灭一切抵抗者，不论老幼”的命令。
蒙古铁骑缓缓的催动战马，当战马奔驰在藏北的平原上，雪亮的刀锋成了噶举僧人们的噩梦。仓促应战的僧人们没有任何抵抗之力。500多名僧人被杀，狂怒之下的多达那波还损毁了杰拉康寺和热振寺。
这场杰拉康寺之战，对于纵横欧亚的蒙古铁骑来说简直不堪一提。但数百名僧人被杀的事实，却彻底改变了西藏的历史。
杰拉康寺位置图
可以这样认为，这场发生在杰拉康寺的冲突，其范围显然不限于这一座寺院，有学者认为参战的僧侣数量可能会超过一千人，杰拉康寺周边的朗塘寺、博多寺等噶当派寺院的僧人都参加战斗[1]。所以，也可以认为蒙古人一战重挫了噶当派在当地的势力。
这种参战人数多达千人的战事，对于各教派之间的械斗来说，已经是难以想象的大战，但在蒙古军队的铁骑面前却翻不起一点浪花。蒙古军队的战斗力震惊了整个西藏的教派，这也为之后，双方之间的妥协打下了基础。
蒙古国军队的打击目标当然不止于噶当派，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对于西藏的教派也没什么概念。
离杰拉康寺不远的止贡噶举派（以后简称止贡派）也遭受了打击，但在藏文史料中，却有着这样有趣的记载。
《贤者喜宴》记载说:“成吉思汗(应为窝阔台)五十九岁的铁鼠年(庚子，1240年)，从凉州阔端那里派出的以多达（多达那波）为将军的蒙古军队首次到达吐蕃。……蒙古军在朵思麻、朵甘思、索曲、热振寺等地方见人便杀，给热振寺造成了重大损失。达隆寺被雾罩住没有看见，杰拉康寺被焚毁，索敦等五百出家僧人被杀。止贡寺的京俄扎巴迥乃降下石雨，故止贡寺未遭损害。
按照以上的记载，似乎止贡派的高僧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作法用从天而降的石头雨击败了蒙古军队。
记载更夸张的是止贡派自己撰写的《止贡法嗣》，这本书上是这样记录这段历史的：“当时，霍尔兵（蒙古人）入侵西藏，很多人死于非命，许多寺院被焚毁，霍尔军官一见到京俄仁波且（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就立刻产生了敬信，还答应给京俄仁波且当施主。”
你看，《止贡法嗣》几乎将手里拎着刀子的蒙古人，写成了上山见到大哥纳头便拜的入伙小弟了。
但有意思的却是，在另一段中《止贡法嗣》又记载着，“后来，又来了一个名叫多尔多（多达那波）的人，凶残恶毒。他虽然没有作什么对止贡替寺不利的事情，但当他企图挟持止贡地方官贡巴释迦·仁钦时，天降石雨，制伏了他。这都是京俄仁波且的神威所致。京俄仁波且通过宣讲因果法，使凶恶的霍尔人都饭依了佛教，因此止贡寺未受到任何损害，雪域西藏的众生也从战火的痛苦和恐惧中获得解救。[2]”
这一段，其实讲出了止贡派在蒙古人进攻时的窘境。多达那波在前藏的军事行动不但沉重打击了噶当派，就连止贡派的行政首领贡巴释迦·仁钦也被蒙古军队俘虏。
多达那波本来是想杀掉贡巴释迦·仁钦立威，但止贡派宗教领袖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在前往“拉顿塘”地方时获知了这一消息。他和蒙古人进行了谈判，以接受蒙古人统治作为条件，促成了多达那波刀下留人。
作为承诺，京俄仁波且·扎巴迥乃向蒙古人献上了西藏装有木门的所有人家的户籍名册，通过这种方式向表示接受蒙古法律统治[3]。这是西藏大教派第一次向蒙古人表示臣服，这个时间远远早于，我们熟知的萨迦班智达亲赴凉州和阔瑞举行的“凉州会盟”。
公允的说，蒙古汗国早期乃至于元帝国早期，蒙古人中涌现出了不少手腕灵活的政治家。即便是多达那波这样的领兵将领，也不只是一个玩剃刀娴熟的屠夫。
他进军西藏的过程中，也发现了西藏四分五裂，难以形成合力的现状。
于是，他一方面用强硬的军事手段，在拉萨东面东面工布地区以上，包括东西洛扎、列、洛若、甲尔波、门白卓、路、门，直至泥婆罗（尼泊尔）边界以内的地区拆除堡寨，设置驿站，用不准违背皇帝诏令的王法严厉镇摄。
另一方面，则不断接触各教派的代表和他们折节而交。反复宣扬蒙古汗国对宗教的倾慕，表示蒙古汗国认同他们原先封地，以及在封地上的权益。
不久之后，多达那波又命令士兵着手修复被焚毁的杰拉康寺。
《青史》记载：“后来霍尔多垛（多达那波）心生懊悔，供施了许多升的金银，安排修复杰拉康。中间的神殿由尚拉组织修复了，‘达尔佛殿’未能修复，‘恰扎佛殿’修复其主要佛像释迎牟尼像，而且很好地作了开光法事[4]。”
在他柔和政治手腕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教派、领主代表开始和蒙古人进行接触。他也借机暗暗观察个各教派、领主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因为远征出发前，阔瑞曾特意将他拉到一旁低声交代，“此次出征，不以一城一地为得失，主要目的是要寻找能够和蒙古人合作的割据势力。”
应该说，多达那波的功课真是没白做，在沉重打击了僧众最多的噶当派之后，他也发现了这个教派群龙无首的问题，便转而开始联络前藏的另一个巨头止贡派。
据《贤者喜宴》记载：“蒙古人要京俄扎巴迥乃去当受供喇嘛，京俄扎巴迥乃说:‘有一个适合当你的受供喇嘛的人，住在西面。’鼓动蒙古人去迎请萨迎萨班，一面又鼓动萨迎萨班说:‘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该前去。’”
止贡派的京俄仁波且本名扎巴迥乃(1175一1255)，虽然他当时担任止贡寺的住持，但是他并不完全属于止贡噶举派，而是属于帕竹噶举派。
他出身于今西藏桑日县境内帕木竹地方的朗拉色家族(亦称朗氏)，18岁时(公元1191年)拜止贡巴·仁钦贝为师。后一直充当仁钦贝的侍从，很受仁钦贝赏识。经常在他身前随侍，所以被称为“京俄”（意为眼前人）。
公元1208年（南宋，嘉定元年），扎巴迥乃成为帕竹噶举派主寺丹萨替寺主持。
公元1235年（南宋，端平二年），扎巴迥乃在止贡寺暂住期间，恰逢止贡寺第三任主持圆寂，他被僧众推举为止贡寺第四任主持。为此，他将丹萨替寺主持让与亲弟弟嘉哇仁波且。
其后，丹萨梯寺的主持之位便一直在帕竹郎氏家族内部传承，并最终发展成了帕木竹巴政权，统治青海、西藏大部长达数百年。明朝时，帕竹政权的首领曾被册封为“阐化王”。
蒙古军队进入西藏期间，扎巴迥乃已就任为止贡寺第四任主持。所以，他实际上控制着止贡噶举和帕竹噶举两大教派，并对其他稍小些的教派拥有影响力，可算是前藏地区最有影响的宗教领袖。
正是因如此，深谙教派内幕的多达那波，哪能轻易放走了这条大鱼。但扎巴迥乃显然对于蒙古人，或者干脆点说他可能对阔瑞不怎么感兴趣。
虽然，他为了营救行政官员贡巴释迦·仁钦，向蒙古人表示了臣服，并献上了前藏地区的户籍名册。但当蒙古人提出邀请他亲自去阔瑞面谈，他却退缩了。不知道基于怎样的考虑，他向蒙古人推荐了萨班，并鼓动和资助他亲赴凉州（‘为了整个吐蕃的利益，你应该前去。’），这才促成了萨班前往凉州，与阔端会盟的重大历史事件。
面对扎巴迥乃的婉拒，多达那波也不好自己决定究竟邀请那位高僧前去凉州会谈。为此，他向阔瑞写了一封详细的书信。
《西藏王臣记》中记载了这封名叫《请示迎谁为宜的祥禀》的书信，信中汇报道：“在边远的吐蕃地方，僧伽以噶当派为最大，达隆法王最会讲情面，止贡寺京俄的权势最大，萨迦萨班对教法最精通，迎请何人请明白指示。”
阔瑞得到汇报后，下令道：“在这赡部洲，今生的富贵圆满，要按成吉思汗的法度行事。为了后世的利乐，应该迎请指示解脱和遍知的道路的上师。”[5]
因此，蒙古金字使者带着迎请萨班的书信奔向了萨迦寺。
[1]、关于元代藏传佛教噶当派的几个问题_陈庆英；[2]、宋元时期西藏止贡噶举派历史研究_杨兰兰；[3]、《西藏历代的边事、边政与边吏》_张云；[4]、《青史》_桂译师·宣奴贝；[5]、《西藏通史》__陈庆英、高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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