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是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源头，它的优良风雅传统一直是后世文学创作的瑰宝。《诗经》可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诗160篇、雅诗105篇、颂诗40篇，根据内部编排类别的不同，可概括为十五国风、二雅、三颂。在《诗经》中，因风雅类诗歌作品占绝大多数且能较好地代表诗的风格、内容、价值取向和审美风范，故后世之学者拈出“风雅”二字作为《诗经》的伟大优良传统。
书法/李少白题
1.
“风雅”一词最早即来源于《诗经》，本是指诗歌的一种类型，“风”是《国风》，“雅”是《小雅》、《大雅》。
春秋战国及西汉年间，在正统文论中，多是《雅》《颂》并称，淮南王刘安《离骚传》、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屈原列传》评语“《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句一出，以“风雅”代表《诗经》的伟大传统遂成定论。
2.
在揭示出或概括出风雅的所指即风雅精神和风雅传统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浮在冰层表面上的那一小部分的元阐释意义的能指。《诗经》三百篇作品是经过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时间搜集整编起来的。
“这些作品的来源大致有三:一是贵族统治者为配合礼乐而专门制作的诗歌，主要是《颂》和大、小《雅》中的一部分；二是公卿列士为补察时政所献的诗，主要在大、小《雅》之中；三是民间采集的诗谣，此处指《国风》。”
我们看到，《风》《雅》《颂》与其来源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即是说来源不是区分《风》《雅》《颂》之所以是《风》《雅》《颂》的依据。那依据是什么呢？或者说《诗经》的这三种类型之间的内在区别和细微变化是什么？
3.
依我看，孔子分诗的标准当不是按一种因素来划分，而应是多种参考的整合。
大抵有四：
一种是按时间来划分，《颂》、《大雅》作于西周盛世之时，《小雅》作于西周末年和东周初年，《国风》大多作于春秋前期至中叶，由《颂》到《大雅》到《小雅》到《国风》，周王朝之名存实亡、礼崩乐坏可见一斑；
一种是按音乐类别来划分，《诗经》是孔子搜集整理“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史记·孔子世家》）而成，如《通志·昆虫草木略》云“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由于诗与乐、舞的分离，因此诗的政治功用、使用场合、社会内容诸多方面的差异都是出于其音乐曲调的不同，这种观点得到近代大多数人的认可；
一种是按地域来划分的，这主要体现于十五国风的区别上，《秦风》是采秦地之歌谣而取名，郑卫之音多缠绵爱情之谣，差别似不明显，因国名不同而分为《郑风》《卫风》，雅旧读作夏，夏者，中原是也，地理者，本来就是一种佐证，与音乐分类相照应；
还有一种分法是按照诗的功用、用途来划分，从儒家思想“成教化，助人伦”出发，如《大诗序》从政治功用的角度解释“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在用途方面，风雅颂分别使用于日常生活、朝会宴飨与宗庙祭祀典礼场合。
4.
《毛诗序》说：“故《诗》有六艺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是以戒，故曰风。……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孔颖达《毛诗正义·诗序疏》：“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
孔颖达的这种解释即是我们现在通行的“三体三用”说，风、雅、颂是三类诗体，赋、比、兴是三种基本的表现方法，用孔颖达的说法即是“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
赋、比、兴作为三种基本的表现方法，从汉代《毛传》标“兴”，到宋朱熹“赋、比、兴”的全面倡导，这三种表现方法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进而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艺术手法，并为古今诗人、文人、学者借鉴、学习和使用。
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六朝即有专文论述，如刘勰在其专著《文心雕龙》都有专门探讨，《诠赋》篇说：“赋者，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比兴》篇说：“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兴者起也……起情者依微以拟议。”鈡嵘在《诗品》中言“直书其事，尽言其物，赋也。”“因物喻志，比也。”“文已尽而意有余。”到了朱熹，其解释简明扼要而又通俗易懂，“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因此此说受到普遍接受。夏传才先生关于“赋、比、兴”的总结很好，“赋，就是从多方面去铺叙事物，指摹景物，状写情态，借以抒情言志，用途广泛。比，就是比喻，如《诗经》中的《鸱鸮》、《鹤鸣》、《硕鼠》就是比体诗，但用的更多是描写和叙述中的比喻和比拟，起到渲染事物、突出特征、显示性质、强化形象的艺术效果。兴，是发端起兴的艺术手法，可以具有衬托意境，营造气氛，借景寄情，产生情景交融的艺术效果。”
关于《诗经》的艺术表现，张西堂在其《诗经六论》的一篇文章《<诗经>的艺术表现》中总结的很详细，概况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概括的抒写，层叠的铺叙，比拟的摹绘，形象的刻画，想象的虚拟，生动的描写，完整的结构，艺术的语言。进而指出《诗经》的表现手法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5.
近代著名学者朱自清先生在解读《诗经》时指出：“‘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和教化的。”（朱自清 经典常谈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孔子在引用《诗》的时候采用借用即断章取义的方法随文生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便是以玉喻人，孔子是非常重视《诗》的作用的，如“不学诗，无以言”、“《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诗言志”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有“诗以言志”的记载，《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孟子·万章》说：“以意逆志”，《荀子·儒效篇》说：“诗言是其志也”。
拿孟子的“以意逆志”说来讲，孟子提出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即“知人论世”的见解，指出解诗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于字句上。孟子的主张是对的，但是他从自己“王政”的思想出发，强调诗的政治教化作用，后来《诗》的注解如毛《传》郑《笺》更是变本加厉，将《诗》的教化作用推至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孔子以“无邪”概括《诗经》思想内容，强调诗的思想感情必须归于雅正，突出“诗言志”从思想感情上感化人和对人进行道德规范的作用；到后来的解经者主张“持其性情”、“发乎情止乎礼仪”，以至于“温柔敦厚”儒家诗教的提倡，这一系列观念都把“志”局限于符合雅正，诗人作诗表达的思想感情不能有悖于“礼仪”，不能违背封建伦理纲常，不能有损于统治阶级利益。
6.
在梳理了《诗经》的来源、分类标准及诗之“六艺”（艺术表现和思想内容）和诗“言志”（政治教化，追求“雅正”）后，我们再来看“风雅”精神，作为文学典范的《诗经》，它不仅仅在文学艺术领域确定了优秀艺术作品的学习借鉴意义，而且在思想内容上确立了“温柔敦厚”的“中和”美准则。因此，我们可以概括地说，风雅传统就是既有《诗经》“六艺”艺术性的感染力和表现力，同时又讲求善与美的统一，注重文学对政治、社会、道德和价值取向的干预和辅助的现实主义传统和文学创作富于浪漫主义传统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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