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朋友的人生

我这人性格随和，大半生结交过许多朋友。他们各有性格，也各有他们人生的历程。以私心论，他们对我都挺好。至于他们如何对待别人，或别人对他们又如何的评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曾有过这样一个朋友，他年轻时，叱咤风云，盛气凌人，嚣张跋扈，做了错事。人到中年，却如鼠子似的活着，苟延残喘，悄无声息。偶尔想起中学时代那份同窗之谊，好想见见他，同他聊聊，却无法取得联系，唯心存念想，总觉得有几分遗憾。

这位朋友原是一个质朴的农家子弟，上初中时老实本份，默默地用功读书，该参加的活动随大家参加，全无调皮迹象。

他的成绩不见得比我好，却比我幸运。他很顺利地考上了高中，而我，却被迫辍学，回故乡谋生。

他上高中一年级时，我在故乡一农具社当打铁学徒，每月工资18元，扣除12元的伙食费，只余6元。

我俩同窗三年，彼此成了好友。他敬我如兄，连他姓名中间那个字，也改成与我姓名中的辈份排行字相同，以示如两兄弟一般。

那时候，他家的生活，虽不至于挨饿，在校的生活、学习用品，仍难以解决。我有了收入，自然节省着，尽可能帮补他一点。最初是三五元的汇给他，有时他周末步行上来探望我，在我那张显窄的木板床上，抵足而眠，同床夜话，直说到鸡遥遥啼，方各自睡去。

翌日早饭后，我必定向师傅告假一两小时，陪他在鹤镇那两旁种满木麻黄的小街上，到供销社为他买牙膏牙刷、毛巾、肥皀、纸笔墨、内衣。然后到火车站给他买了车票，目送他上了车，我才回去，在火花四射，叮叮当当声中，打我的铁。

他刚上高二，就暴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时候我已离开农具社，在一家砖厂做小工，也就是掘坭，戽水，如牛似的踩砖坭，赤膊，只穿一条裤衩，肩托砖坭，或装窑出窑，往往一身泥浆，三分象人，七分似鬼。

有一次，正值蝉鸣荔熟季节，一赵姓女同学约上她的堂弟，踩着单车，带了许多荔枝来探望我。因为从高小到初中，彼此有一份难以割舍的情谊，连她的影子，踩单车的姿势，我都非常熟悉。当时我正背着砖泥，刚从泥湖上来，远远看见她从那边塘基踩车而来的身姿，我疯了一般，将泥扔在地上，旋即跳进水塘，洗去浑身泥浆，迅速跑回家里，换了衣裳，才敢出来见他们姐弟。

为此事，我被砖厂的男女，笑了许久，他们一致认为，我必是一个怕老婆的人。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可笑，可那时我还未满18岁，毕竟爱面子，怕羞。何况在自己的女同学面前！

文化大革命一经当时的领袖发起，无城不动乱。我的娭毑祖、五婆为安全起见，便离开城市，回鹤镇与我们兄弟俩一起生活。

动乱期间，砖的销路不畅，自然影响我们的生活。幸好我二哥的生活能力挺强，那怕九洲江畔有牛屎迹那么小的空地，他都要挖它几锄，种下蔬菜、番薯。

我从小熟悉水性，就腰系竹篓，到处捕捉鱼虾、田螺田蟹、蚬蚌，以改善生活。我那姓赵的女同学，担心我挨饿，还和他的堂弟，给我送过米来。

鹤镇的瓷厂，有一段好长的日子，因铁路不通，外省的煤运不进来，但老百姓吃饭，总得用碗，便改烧柴。于是，陷于窘境的我，又有了一线生机。

我和那些从小一起长大的伙伴，便合起伙来，分工合作。熟悉水性的，便带上柴刀、绳子，游到鹤地水库中那些孤岛，砍柴拖回堤坝。那些不会游泳的便晒柴，挑到瓷厂卖。这时候，我会想起郭沫若咏鹤地水库“喜看丘陵变孤岛”的诗句。都说天生人，地养人，而正是这些孤岛，曾一度作为我的衣食来源之处。

这时候，我已经没有能力帮助那位朋友，当然，他也不再需要我的帮助了。他随大流参加了红卫兵，还与一些同观点的同学，组织了一个什么公社，指挥权由他掌着，一呼百应，呼风唤雨，叱咤风云，无所不能。其经费既可从政府机关得来，也有别的渠道可以弄到。

他最初也无非写写大字报，与不同派别的人进行辩论，而后则攻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破四旧，抄家。

稍后便北上串联，到北京取经，接受当时的统帅和副统帅的检阅。北上前夕，他曾到鹤镇找我，动员我随他北上，说一切手续、费用由他负责，还特地为我准备了一件御寒的太衣。由于家中两位老人和我二哥的极力反对，我未能成行。他还是将那件大衣，留给了我。可见那份情谊还在。

多年以后，我才后悔因为自己的胆怯，没有随他北上，去经历那场暴风雨的洗礼，见见自人类有史以来，那瞬间特有的，波澜壮阔的场面，以至造成我人生一种最大的遗憾。

岁月流逝，人事沧桑，许多往事总会渐渐淡忘。而我依稀记得，他那次北上，临别时，曾从挎包里掏了一点钱和粮票，塞进我的口袋，亲热地拍了拍我的肩，道一声珍重，转身大步跨进站台，在他那些红卫兵战友的协助下，挤上了火车。

那是1966年的深秋，身体单薄的我，已觉凉意。待他串联归来，再到鹤镇看我时，时令己是深冬，天宇一片灰蒙，寒意袭人了。

此后，他带领他那支队伍，造反闹革命，时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而“文攻武卫”，打起了派仗，鞭炮声，锣鼓声，高音喇叭声与枪炮声混和在一起。这正如一老妇所言：知道是在打仗哦，但不知道是谁打谁。

在水一方的我，虽未融进那股大潮，耳闻目见，也知道些那时的故事。一些革命小将，弹指一挥间，便横尸山野，或血染街头。那白发苍苍的父母，呼天号地，白发人送了黑发人。“忍看朋辈成新鬼，”也不知当年那些革命小将，此时若午夜梦回，该作何感想呢？

派仗过后，握手言和，实行联合，我那位朋友，造反有功，进了革委会，成了县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成员，很风光了一阵子。

官不是那么好当的，后来呢，他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与我恢复了联系。那时我已远离故土，身在异乡，脸朝红土背朝天，过起了我耕读相济的知青生活。

1969年冬，临近春节时，他给我汇了10块钱，对我无异于雪中送炭。而对他来说，也不知是轻而易举的事呢，还是也挺不容易才拿得出来。反正那是他当时的心意，他还记得朋友有通财之义。他尚未成家，个人生活还较容易应对。

冬去春来，草枯草长之间，便到了1970年，他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到华南师范大学深造去了。读了他从华师大寄出的信，我自然为好友高兴。

而每到夜深人静之时，看饥鼠绕床，听群蚊嚷饿，身处寂寞山村的我，就难免生出无限的感慨。自己如此喜欢读书，却没有上学的机会，只能在红土地上，不分疍夜地劳作，蹉跎岁月，虚掷青春年华，消耗自己聪明或平常的细胞，对社会的不公，多少有点感愤与不平。对自己，却也多了几分激励，增强了自学的决心，多了几分执着与韧性。

于是，夜半拔秧或碾稻归来，依然燃起油灯自修，或在纸上书写自己的发现和感受。

人若有情，地隔千里，也不遥远。若无意，咫尺天涯，人心只隔一层肚皮。或许境遇不同，也就没了共同语言？自我复其信后，我们之间竟失联近10年。

直至1982年，我从乡村回城工作5年之后，他以工作队员的身份，被公派来椹城清理干部建私房的事，才通过我一姓罗的朋友指引，有一天突然到了我的办公室，我们才得以握手言欢，作了一次长谈。

他告诉我，大学毕业后，他在某地一中学任教，娶了一位女知青，育有一女。那女知青的父亲，到底有些权力，将他们调回市里，他任某部人事科长，妻的工作亦舒适轻松，收入都挺不错。原以为这样过下去，不但有升迁的机会，生活也必定美满幸福。

说至此，他轻吁了一声，说清理“三种人”时，他被开除了党籍，政治生命就此终结。保留公职，按一般干部使用，科长是没得当了，也再无升迁的希望。

他抱怨说，这一切都是老校长造成的。他说，老校长德高望重，却不肯宽恕一个学生年轻时因为年轻、幼稚、易于冲动而犯下的过错，要将他置于死地，造成他今天这种结局。

对他的说法，我当时不置可否。但其他同学早就告诉过我，文革期间，批斗老校长和其他老师时，他那个什么公社的造反组织，在他指挥下最为疯狂。他竟失去理智，挥起板凳砸断了老校长三根肋骨。而我们的杨老师呢，被批斗后一时想不开，自缢身亡。金老师、江老师原本秀发飘飘，也被他们剃成了阴阳头，受尽屈辱。

种种过激的行动，岂是“年轻幼稚，无知冲动”所能解释得过去的？那何偿不是人性最为恶毒的一面？老校长如此严厉，只是为他的同事，讨回教师人格的尊严。

那次长谈，我耐心地听他诉说，又静静地观察着他。他显得有些矮胖，脸色腊黄，抽烟挺凶。言谈呢，再无往昔的清朗，粗犷。那年他36岁，却如饱经沧桑的老者，脸注秋色。

临别，我们互留了电话号码，他从来没给我打过电话，有时我想起他，按他留下的号码拨过去时，回应却说是空号。

我常常想，时间给人带来一切，却又将人的一切几乎全带了去。除了人由精神所生发所创造的精神产品，其他人生的一切，往往会在悄无声息中，慢慢地变得沉寂，以至于湮没无闻，了无痕迹。

谨以此文，献给我德高望重的李承煜校长，献给我中学时代的老师们。这只是学生对你们怀想、怀念的一种形式。我们亲爱的祖国，现在已经比任何历史阶段繁荣富强，安宁，平静，有了更多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愿你们的在天之灵，感应欣慰，得到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