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
只有“圣徒”般布道的使命意识，和“赤诚”相见的家国情怀，才能塑造出“真人教育家”陶行知的内心和行为。一般“士大夫”之“诚意正心”，也难达此境。
古代君子之“为生民立命，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均有修齐治平的抱负，但环顾各位君子的终生，也多是“兼济”。
词，以境界论高下，“能探风雅无穷意，始是乾坤绝妙词”。
人，也以境界论高下，只有超越了世俗生命关怀的人，才能成就如陶行知这般“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心怀。
如陶行知这般履历，顶级名校博士，本可在庙堂之上或象牙之塔各选一途，也可兼顾无虞。同时的许多人，也多是如此，虽然也曾给中国学术和历史作巨大贡献。
但陶行知是独特的，他的眼光向下，他的身段低俯，他的关注在民间，他的使命在中国的最底层，所以，他是各方公认的“人民教育家”。
南京，是陶行知赴美深造的启程地，也是从事教育救国和教育改造的毕生启程地。
事到如今，已近百年。
斯人已逝，晓庄仍在。
陶行知画像
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郊外创办晓庄实验乡村师范学校，他确定的办学目标是：“依据乡村实际生活，培养有农人身手，科学头脑，艺术兴味，改造社会精神之教师，以为农民服务。”
他进而认为：“不能训练学生改造眼前的乡村生活，决不是真正的乡村师范学校。”
也就是说教育必须包含改造社会的内涵，而不包含改造社会的教育就不是陶行知所说的教育。教育改进只是改造社会的一项具体内容。由此开启了他的乡村教育运动。
教育，是人类文明传承与创新的永恒主题。
教育的梦，都很遥远，
遥远到生出天际，望不到尽头。
今日南京晓庄学院雄伟的大门
古代的中国教育，从办学主体上讲，主要有两种，一是官办学校，二是私人办学。
这一点与古代欧洲有很大的不同。古代欧洲的办学主体，主要是教会。只是中世纪的后期，由于地方贵族势力的兴起，才陆续出现世俗化的学校，官办学校少有闻。环顾古今中外教育家，也多出在私人办学领域和权力多元的时代。
陶行知一生思考知与行的关系。原名陶文濬，大学期间因推崇王阳明“知行合一”，自改名“陶知行”，后再改名“陶行知”，这是因为他时常在“知行合一”的理解上先后有不同的见解，到底是“知乃行之始，行乃知之成”，还是相反，向来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永恒的争论。但是，浓缩为“知行合一”的治学或求知理解，就没有问题了，因为这已经是最高的境界。
[教育从娃娃抓起]
“从娃娃抓起”，在此处的语境，主要是指随着欧洲经济社会的发展，普遍感觉到了教育先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哪个国家崛起的愿望强烈，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才培养的愿望也就更加迫切。“人才是第一资源”。
19世纪的欧洲，普鲁士是“后起”的欧洲大陆强国。这个诸侯国的“野心”非常大，一是统一德国，二是领导欧洲，三是将来在太阳下寻找自己的地盘。其时，放眼望去，“太阳下的地盘”主要是英国控制的，是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1837年，普鲁士教育家福禄倍尔在勃兰登堡创办了世界历史上第一家幼儿园。其课程主要是动手操作、集体活动，以及时常到大自然，从来没有体罚和文化课程。其主旨在于：用行为养成习惯，培育集体意识，故人称“性格养成园”。
福禄倍尔（1788-1852），普鲁士教育家，学前教育鼻祖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文盲占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村人口占人口分布的绝大多数。教育，是制约国家发展的积重难返的因素。
当时的中国的教育，依然是精英教育。受到高水平教育的主要是非富即贵的家庭。我们所熟知的当年可以读到大学的知识分子或名人，其家庭、或至少是家庭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多非同一般。也因此，我们今天看到许多文章或书籍在描述到那时的教育环境，多有溢美或夸张的成份。这是因为，当时处于精英教育的背景之下，学校和教师所面对的，绝大多数是“适合教育的儿童”或“整个的家族期待孩子成功的家庭”。另外，历史的人物叙述，往往有这样的偏好：成功者的故事人人在谈论，而失败者或寂寂无名的有，都被历史无情地淹没。
成功的人，历史从来都没有忘记。平庸的人，历史也从来都没有记起。
著名“海归”陶行知提倡并创设乡村幼儿园，致使是在九十年后的今天来看，也属于教育事业的“伟大梦想”和“伟大工程”。鉴于中国当时幼儿园在数量、质量和地域上的现状，陶行知提出在创办乡村幼儿园时，要杜绝和克服“三种大病”：
一是外国病，“试一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外国玩具，甚至于吃的是外国点心。”“可怜的中国儿童居然成了外国货的主顾”。
二是花钱病。学费特别高，有时甚至是小学的好几倍。
三是富贵病。花钱多，学费高，“所以幼稚园只是富贵人家的专用品，平民是没有份的。”
综上所述，上世纪二十年代，在那样的中国背景下的中国幼儿园教育的三种病，引起了一生主张为“教育立国”这一件大事而来的陶行知非常忧心。因此他主张：
一是建设中国的幼稚园。既不盲目排斥外国元素，更要带入当时中国的教育素材，“必以家园的所出为中心”。
二是建设省钱的幼稚园。打破“外国偶像”，寻找乡村中天资聪明、同情富厚的妇女，训练其为教师。运用本村手工玩具或小学自制玩具。
三是建设平民的幼稚园。把幼稚园办到乡村中，与乡村生活既相隔又融合，因地和因人制宜。
陶行知在《宣言》的最后告诫同仁，“不是一说就能成功的”，但一定是有希望的。
陶行知的愿望实现了吗？眼光过时了吗？问题解决了吗？
由此深感，教育真正是“百年”的大计，需要的是前赴后继。
[师范课程的重心，在人还是智？]
教育是百年，甚至是千年大计，从地域上要向乡村延伸，从学段上要向幼儿延伸。那么，振兴教育的关键人物是谁？
陶行知深深知道，在教师。教师从哪里来？他也知道，从教育中来，也即师范中来。“教什么？怎样教？教谁？谁教？这是师范学校的几个基本问题。”
前不久在华南师大参加的教师教育论坛中，顾明远先生与我们一起回顾的中国师范的历程，帮我们厘清了“教师教育”的课程演变。而在陶行知的时代，师范教育引进中国，才不过十来年的时间。他根据自己的经历和阅历，在“教什么”的问题上，提倡“有什么、学什么，教什么；教什么，就拿什么来训练教师。”因此，我们可以看出，陶先生的师范教育主要是基于通识课程立场的教育性的教育，而我等亲身经历的学科性的师范教育。
陶行知对师范学校教育性的认识，也是基于他以下的认识。“幼年人生活既是中心学校的中心，”“幼年人不是孤立的，他是环境当中的一个人，”他们的成长当中，既会面临促进其成长的“助力”，又会遇到阻碍的“阻力”，同时又会感受到给予生活的贡献，留下经历中的缺憾。
以上这些都是学校教育中必然的部分。师范学校的建立和课程，就应当建立在儿童教育作为人、生活的成长的需要而设立。因此，他设计的师范的培养过程，要经历三个环境：一是师范学校本身，二是中心学校（相当于今天的实习或见学习学校），三是环境里幼年人的生活。同时，他再三强调，师范教育是以“中心学校”（实习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培养过程，服务于这些学校，而不是自成一体，更不是立足于师范生本位的成长。
一言以蔽之，师范教育，基于服务学校，基于学生和学生生活。
[改造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陶行知不仅四处鼓呼，更是身体力行。他在代表起草的《我们的宣言》中大声提出一贯的主张，如教育是根本大计、生活是教育的中心、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使学生向上生长、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等等。
陶行知关注和参与的乡村教育，立足于“改造”。关于乡村教育的现状和未来，他四处演讲，常发宣言书，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改造”。
“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它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它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它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前面是万丈悬崖，同志们务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
读陶行知这篇题为《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的演讲，妄想自己在听众席间，他那不知道有没有皖南口音的中国官话，套用起熟悉的今天歙县知识分子的神态，加上他超众的俊朗外表，是不可能不被深切的感染，并且热血沸腾的。中国的乡村教育原来出了那么大的问题。脱离乡村环境的、全盘西化或城市的教育氛围在乡村不合时宜的弥漫，导致教育与乡村脱节，与生活背离，与生产相去，只一味地教人学知识，教人奔向城市，让那千军万马的乡间子弟过那升学的“独木桥”，这还是纯粹的教育吗？这难道不是在教授“胜利大逃亡”的价值与技艺吗？
他号召同志们，“应当有一总反省，总忏悔，总自新。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最后的总目标是“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
是啊，家庭制造人的自然生命，教育创造人的社会新生命，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需要的是“新民”。“新民”并不自然来到世间，因“新的教育”而来。
在这个阶段，陶行知从“教学合一”的思想发展到了“教学做合一”的思想了，时常告诫，教的法子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根据做的法子。
在幼稚园创设和推进过程中，陶行知并不停歇，也不满足，继续地将其向工厂与农村的广阔空间拓展和扩展。
陶行知塑像（今日晓庄学院内）
教育的使命悠远。
教育的问题永恒。
陶行知毕业致力改进的幼稚园教育、师范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改造，相去已百年，使命似依然。
[注] 源自上篇 中国教育改造：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我们的信条/中国师范教育建设论/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幼稚园之新大陆：工厂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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