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燕飞。
《飞语古今》主讲人燕飞
上一期我们讲到，当西方已经开始工业化，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高速发展，走向现代文明的时候，大清的乾隆却关起门来大搞文字狱，控制思想，扼杀人性。
从这以后，满清的统治就开始走下坡路。到了慈禧的手中，整个清廷，已经是一条千疮百孔的烂木船，在惊涛骇浪中，飘来荡去。
要说起慈禧，也真是不容易啊。她面临的问题，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未曾面临过的，也就是李鸿章说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她既要应对国内的农民起义，包括后来的革命党，又要应对不知从哪里跑来的，黄头发蓝眼睛的洋人。
好在老天爷给了她四个宝贝，靠着这四个宝贝，慈禧硬是把这搜破木船，又往前行驶了几十年。
这四个宝贝，就是所谓的晚清四大名臣：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在清朝风雨飘摇的时局里，这四人凭借各自的能力，为摇摇欲坠的清廷，做出了很大贡献。
对于这四个人，有人曾这样总结他们的为人处世，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左宗棠是狂，曾国藩是拙，李鸿章是能，那我们本期的主人公张之洞，是那个字呢？是滑。耍滑头的滑，油滑的滑。
张之洞是不是滑头呢？确实有点滑头。
举个例啊：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想废掉光绪，很多大臣听说以后，包括张之洞在内，都是竭力反对的，他们认为，不管怎样，废立之事不可轻动，因为这涉及到国家的根本。
大家私下里看法都差不多，于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就约张之洞，一同上疏，表示反对。
张之洞满口答应，结果等刘坤一刚向慈禧递上奏折，他就把自己的折子收回了。刘坤一被张之洞涮了一把，气得大骂张之洞是个大滑头。
另外，还有一件事，也可以看出，张之洞有时候确实喜欢耍滑头。
就在“百日维新”前夕，大学士徐桐出奏，“请调张之洞来京面询机宜”，慈禧足足考虑了3天，最终同意让张之洞来京城。张之洞接旨后，四处打听“两宫”的真实意图，得知自己入京后，“或有大用”，他却高兴不起来。
他为啥高兴不起来呢？这是因为，当时变法局势还不明显，处于胶着状态，京城完全就是一个政治漩涡。张之洞觉得，自己如果贸然进京，势必充当夹心饼干，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所以他就想尽办法拖延时间，不愿意去。一直拖到慈禧改变了主意，让他回了湖南。
不过，我个人不是很认同，用“滑”来评价张之洞，至少他不完全是滑头。我更认同另外一种评价：巧，巧妙的巧。
滑与巧是不一样的。滑是啥也不干，只知道耍滑头，巧,则是有所为，是为了能做成一些事。滑是贬义词，巧，则可视作中性词。
纵观张之洞的一生，用“巧”来形容，可能更准确一些，因为他并不是啥也不干。
张之洞年轻的时候，就有“巧宦”之名，所谓巧宦，意思是非常善于做官，在官场如鱼得水。
张之洞，那真是相当会做官。你想想看，他可是清流出身啊，朝庭里的清流，与竹林里的清流，那完全是两回事。朝廷里的清流党，大多以谏诤为业，啥意思呢？就是弹劾某个官员啊，甚至批评皇帝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容易得罪人的工作吗？还有比这更容易掉脑袋的工作吗？
所以，当时的清流官员，比如张佩纶、陈宝琛等等，这些人政治下场都不好。唯有张之洞是个例外，他一路官运亨通，先封疆而后军机，位极人臣，秘诀之一，就在一个“巧”字。
很多人因为这一点骂张之洞。
但平心而论，他就是凭着这个“巧”，才做成一些事的。而这些事，确实体现了一种政治智慧。
比如，1875年，四川东乡县知县孙定扬，横征暴敛，激起民愤，很多老百姓，跑进城来找他申辩，而孙定扬反诬乡民造反，四川提督不分青红皂白，率兵进剿，残杀无辜400多人，酿成特大冤案。
案发之后，整个朝野上下闹翻了天。那时候，虽然不像现在的地球村，但毕竟中西方早已有了密切的交流，京城里有各国的大使馆。在各国大使官员看来，这完全就是反人类的大屠杀啊。所以，他们不停地给清朝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尽快妥善解决。
言官们，清流们也不断上书，要求给无辜的百姓平反。但就是平不了。为啥呢？因为这件事牵涉到四川总督吴棠，这个吴棠，是慈禧特别宠信的心腹。无论官员们怎么上书要求惩办，慈禧就是不同意。
就在大家都搞不定的时候，张之洞出手了，他巧妙地绕开吴棠，让那个激起民愤的孙定扬顶罪。结果，他这一招真是立竿见影，慈禧很满意，按张之洞的建议，冤案很快得以昭雪，百姓得到安抚，三呼万岁，国际舆论也终于平息下来了。
可能有朋友会说，这个张之洞也太滑头了，为啥要放过那个罪魁祸首呢？
拜托，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换了你，又能怎么办呢？明摆着慈禧的亲信是不能碰的，除非你牛叉，把慈禧也干掉。
而且，这件事情如果再拖下去，后果不堪设想：什么英、法、美的电报，天天飞来谴责你，各国大使天天跑到总理衙门，指责你不讲人权，不讲人道。
这暂且不说，如果百姓得不到安抚，那激起民变怎么办？要知道，那可是四川啊。所谓“天下未乱蜀先乱”，后来四川的保路运动，就是因为没有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才闹起来的。
如果你觉得这件事，张之洞处理的还有些遗憾，那下面这件事，可以说张之洞应对得非常精彩，让人不得不佩服。
1880年，宫里又出了个午门护军案。
说是有一天，慈禧让平时比较宠信的太监，给她妹妹送好吃的，可是送东西的太监，没按照规矩携带腰牌，宫里呢，也没有事先跟相关部门打过招呼。到午门过安检的时候，认牌不认人的护卫军，硬是不放行，恃宠而骄的太监，当场就和护卫军大吵大闹，把吃的东西摔了一地，还回去找慈禧告状。
慈禧一听，哎哟~这分明是不把老娘放在眼里啊。她不仅下令罢免护军都统，还要杀了那几个值班的护卫军。
这件事，引起朝中很多大臣的强烈不满，自古以来，宦官当政的案例可不在少数，这些太监一个个飞扬跋扈，再不好好整治一下，怕是要上天。
很多大臣进谏，上来就把矛头指向太监，暗讽慈禧宠信宦官。慈禧这老婆娘越听越鬼火，坚持要杀护卫军。
这时候，张之洞站了出来，他从慈禧本身的安全角度，分析了严格安检的重要性，还用嘉庆时期的林清事变，来吓唬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慈禧这才消了气，最终，太监被惩罚，护卫军得以保命。
怎么样？张之洞干得漂亮吧？
说到这里，很多朋友一定会觉得，我很欣赏张之洞。
其实不然。前面讲了这么多张之洞的故事，只是一个官员的日常而已，最多只能说明，他是个还不错的官，但这只是他很小的一个侧面，不足以反映这个人真实的面目。
要想看清一个人，必须看他在紧要关头的选择，看他如何面对种种诱惑，在大是大非面前，如何表现。
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前后的表现，最能反映真实的他。
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是指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引导光绪帝进行的大变革。
后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分别逃往日本、法国。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的命令，着即处斩。自此，变法彻底失败。
很显然，这场变法是关系到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命运的大事件。我们一起来看看，在戊戌变法中，张之洞的表现，是否担得起民族伟人、国之重臣的称号？
有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材料，那就是在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与朝廷、同僚、朋友之间的奏折、电报、书信，尤其是张之洞与他儿子、侄儿、以及心腹弟子的书信电报。
这里面，有很多属于当时的高层秘密，而另外一些，则涉及到张之洞个人的秘密。这些电报、书信，是研究张之洞最好也最客观的史料，非常真实，非常详细。
这里先说明一下，当时张之洞虽然人在湖南，但他早已在北京精心布下了一张人事网，在这张网上，有两个军机大臣，有他的儿子张权，侄儿张检，还有他的心腹弟子杨锐。这些人都成了他的情报来源，成了他操纵朝局的力量。
其实，张之洞一开始，是非常支持变法的，他和康有为、梁启超都曾深入交谈过，他很欣赏这两位变法领袖的见识，以及政治主张。
不仅如此，张之洞还用实际行动支持变法，比如他搞众筹，支持康有为创办《强学报》，他自己还出了一部分钱。
另外，张之洞派出自己的心腹弟子杨锐，直接参与变法。这个杨锐，也就是戊戌变法失败后，被处死的六君子之一。
杨锐完全就是张之洞在维新派这边，投下的一颗棋子，一个政治代理人。他一方面参与变法，另一方面还充当张之洞的情报人员，比如在一封密电里，张之洞命令杨锐，调查谭嗣同的背景，打探康有为最近有啥秘谋等等。
可能有人会问，张之洞是人力、物力、财力全方位的支持变法啊，他这么深地卷入了变法，为啥慈禧没有杀他呢？他的心腹弟子杨锐被处死以后，他却依旧做着他的高官，一点也没受影响。这是为啥呢？
根据《清史稿》记载：“政变作，之洞先著《劝学篇》以见意，得免议。
戊戌变法失败后，朝廷里有很多人弹劾张之洞，说他支持变法。但最终慈禧没有追究他的罪责，是因为他写了《劝学篇》。
为啥《劝学篇》这样一本书，就能让张之洞免罪呢？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搞清楚，一是这本书是在怎样的情形下写的。二是究竟写了些啥？
《劝学篇》是张之洞在慈禧发动政变前夕写的。
当时，有三件事刺激了他：
一是他儿子发来密函：
“今上变法甚急，慈圣颇不以为然，每日谕旨，慈圣皆不看”。
密函里提到的慈圣，就是指慈禧。张之洞正是通过这样的密函，得知了慈禧对待维新变法的真实态度，非常明显，慈禧是很反感维新变法的。
第二件事：张之洞给儿子发密函，要求他了解康有为与荣禄的关系，尤其是荣禄对待变法的态度。张之洞为啥要了解这个信息呢？因为荣禄与慈禧的关系最为紧密，而且是掌握兵权的人。
在张之洞看来，康有为能否得到荣禄的支持，决定了变法的成败。结果，他得到的信息是，康有为与荣禄没有私交，而且荣禄和慈禧一样，非常反对康有为那些过激的言行。
尤其是第三件事：
康有为逐渐产生了“军事政变、围园锢后”的图谋，戊戌年二、三月份，他就让杨深秀找文悌，“觅一带兵之都统，借兵八千，围颐和园，劫两宫，要以变法。”杨锐得知后，立即把这个信息，用密函告诉了张之洞。
在张之洞这样一个老官僚看来，康有为这是在玩火啊。张之洞给儿子发电报，命令儿子立即把他写好的《劝学篇》紧急刊印，在京的官员，每人送一本。很快，整个京城，满城尽是《劝学篇》。慈禧和光绪看到后，非常高兴，下旨向全国刊发。
说了半天，这《劝学篇》究竟讲了些啥呢？
《劝学篇》分为内篇和外篇，共24篇，内容比较多，这里就不展开讲了。只讲一下它的核心思想吧。
核心思想是啥呢？其实就是大家都熟悉的那句话：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正是这句话，保住了张之洞的官位。
这句话直到今天还有人津津乐道，认为是至理名言。其实,当你了解这句话的具体的内容后，你会发现，正如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批判的那样，张之洞的《劝学篇》，其实就是“效忠清室语”，是“向清廷表明心迹”，相当于发表了一封的效忠信。
比如，张之洞说的中学为体的体，究竟是啥呢？
“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张之洞主张，以纲常名教之本，维系世道人心。
三纲，是董仲舒受法家思想影响提出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张之洞主张维护三纲，以此来反对维新派的君主立宪，他甚至明确说道：“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
他竭力反对民权。认为民权有害。
“何以民权有害？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劝学篇》
张之洞认为，如果提倡民权，给老百姓权利，那些愚民、乱民，必定会很高兴，那他们就会作乱，破坏等级纲常。他这些观点，已经是在直接反对变法了。
现代语言学大家周有光先生，直接了当地说破了实质：
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就是“专制为体，枪炮为用”。
简单说就是，西方的枪炮、各种技术是可以拿来用的，拿来干啥用呢？维护清朝的专制体制。所以，慈禧读了《劝学篇》，非常高兴，要求立即全国刊发。这也是张之洞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居然能全身而退的主要原因。
说实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的话，如果在甲午战争之前说，倒是情有可原。但在甲午战争之后，还说这样的话，真是不应该。为啥这么说呢？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惨败，并不是因为我们的“用”不行。当时北洋水师是亚洲排名第一的舰队，世界排名第八，总吨位比日本海军要多得多。
那最终为啥惨败了呢？主要是因为政治腐败，思想落后。也正是因为甲午战败，国人痛定思痛，开始认识到，只学习西方的技术看来是不行的，还必须学习西方的制度。所以才有了戊戌变法，变法的目的就是推行君主立宪，结束两千年的专制体制。
可笑又可悲的是，一百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还有人推崇这种似是而非的观点。
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把体和用截然分开，就好比一个人，体和用是一个整体，怎么能分开呢？不管中方西方，只要是好的，我们拿来用就行了，为啥要如此对立呢？
另外，中学为体看起来是在维护传统，但他维护的这个三纲，并不符合孔孟之道，他维护的君主专制，也是严重违反儒家民本思想的。
这些道理，作为儒家弟子，张之洞不是不知道啊，可他为啥还要维护三纲呢？
这其实就是屁股决定脑袋，立场决定一切。
张之洞维护三纲其实就是维护大清，为啥要维护大清呢？说来也很简单，因为他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以及他儿子、侄儿的一切，都是这个政权给的，他自然要保这个政权了。当发现变法有可能冲击到他的利益时，他自然就站出来反对了，如此而已。
张之洞最令人不齿的，不只是他在变法的关键时刻，反对变法。他甚至还转过身来，对变法者痛下杀手，镇压变法。
他有两个得意弟子，一个是杨锐，杨锐作为他在维新派的赌注，最终牺牲了，虽然他曾想去救，但慈禧的刀实在是太快了。另一个弟子叫唐才常，也是维新派人士。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在外，光绪帝受到慈禧的软禁。唐才常等人不甘心，他们成立了自立军武装，做好勤王的准备，试图以武力来推行变法。
唐才常把自立军总部，设在了汉口。自立军这些活动，都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眼皮底下进行的，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也有很多人，参加了自立军。
张之洞在明面上，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却又支持自立军反慈禧的活动。
但是，当他发现，慈禧依然掌控所有权力时，立马翻脸，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突然行动，把唐才常、林圭等起义领袖，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把这20多人全部斩杀！
这，就是真实的张之洞。
如果把他与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相比，非常明显，张之洞完全就是一个左右逢源、蛇鼠两端的老官僚，毫无担当精神。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参照，就是日本的福泽谕吉，他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启蒙思想家，是向日本民族灌输近代西方思想的先驱者。
更巧的是，福泽谕吉也写了一本书，也叫《劝学篇》，全国轰动，成为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张之洞的《劝学篇》当然也是全国轰动，但是是以朝廷的名义推广发行的。
福泽谕吉在《劝学篇》中，直接批判了张之洞一心维护的三纲。他认为：三纲模式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偶然形成的，严重束缚了人的精神和思想，把人变成了奴隶，并不是人性中固有的，更不符合普世价值。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人应当知道，究竟是政府为人民存在，还是人民为政府存在。”而正是这个根本问题，困扰了中国人几千年之久。
我们都知道，戊戌变法失败了，而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从此日本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最后变成了世界强国。
张之洞和福泽是同时代的人，是当时中日两国的精英，他们不同的思想，不同的选择，深深地影响了中日两国的国运，实在是令人感叹不已。
对于张之洞，我比较认同著名学者张鸣先生的一个评价，他说：
关键时候，张之洞不惜用变革者的血，洗刷自身的名节。但是如果朝廷昏到了让他白白去送死的关头，那他还是会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放在第一位。显然，这是所有处事精明者的共同底线。
这时候，我们发现了，对于会做官的人来说，无论这个体还是那个用，无论他们嘴上说着民族，还是国家，说着仁义，还是道德，其实都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作为一个人精，张之洞终其一生，看似在谋国，其实一直在为自身谋划。要指望这样的社会精英，应对好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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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燕飞，一个试图从迷雾中寻找真相的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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