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停在了高考作弊的最后一步

当看见穿外套的女生被老师要求脱下外套，并反复仔细搜查的时候，我心跳得异常剧烈，腿也开始发软，转头准备往厕所冲，却被老师叫住，问我干什么去，我一下停住脚步，大脑一片空白，话却自己吐了出来：“上厕所。”

2011年三月初的一天，张平在只有我们三个人在的寝室里振奋地说：“科技也能改变命运啊！”

他和李伟手里摆弄着那套刚刚收到的“高科技”设备：一副外型看起来普通的“眼镜”，只是侧边镜腿要比正常的厚些；与眼镜搭配着的是一个绿豆大小的金属“耳机”和一个带发射器的对讲机，戴上眼镜后，放在耳朵里的耳机就能听到对讲机传来的声音。

“要不你也和我们一起弄，反正又没什么风险，我们三个人弄成本也会小很多。”张平对我说。

“我确实很动心，再考虑考虑吧……”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准备着看他们的笑话，但现在也没那么坚定了。

“没什么好考虑的，果断点儿！你也要给我们个参加你升学宴的机会。”李伟认真地看着我。

“二诊考了再决定。”

这一天离高考，只有不到三个月了。

1

他们都说，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可那些年的我，并不明白这个道理。

我的高中是我们县最大的、也是最好的学校，可我和张平都是“分数不够，拿钱来凑”才进来的，属于典型的差生。我们也希望能好好学习，可无奈基础实在太差，学起来根本无从下手。老师也曾多次试图帮助我们，有一段时间，老师甚至把班里成绩好的同学安排成我俩的同桌，没多久，反倒是同桌们的成绩都多多少少都有了下滑。

等到了高三，老师终于不再管我们了。我俩和其他差生们一起，被扔在教室最后几排，我和张平就这么成了同桌——大概是想让我们负负得正吧。

本来，我俩也是想要报团取暖、互相监督、一起提高成绩的，每天早上都像开会一样，认真安排好学习计划，然后再更认真地把学习计划抛到脑后。长此以往，“负负相乘”变成了“负负相加”，我俩的成绩更差了。

“要高考了，你紧不紧张？”有一天，张平望着教室前面的“距高考还有XX天”的粉笔字问我。

“有什么好紧张的，发挥失常都比发挥正常考得好。”我回答他。

“你家里对你有什么要求？”他问我。

“有大学上就行。你呢？”

“就是恼火啊，我父母当初送我来这个学校，就是想着让我考个本科，你倒是好。”张平说。

虽然家里对我没什么要求，但我内心还是想考个好点的大学的，但这事想想也不过是平添烦恼，毕竟自己的成绩能考个什么学校，自己心里太有数了。

就这样无谓地焦虑到离高考四个多月前的一天，张平忽然告诉我：他决定要高考作弊。

2

张平在班上有个关系很好的牌友李伟。李伟他爸在我们县也是个不大不小的官，为了激励儿子高考考出一个不让他丢脸的成绩，他向李伟许诺，只要能考上本科，就奖励他五万块。

但以李伟的成绩来看，顶多只够考个二专（编者注：一专是全国重点院校或省级重点院校的专科，二专是普通专科）。在巨大的诱惑面前，李伟就动起了歪心思，眼看着时间所剩无几，也就急病乱投医了——他甚至开始关注起网上泛滥的各种“XX助考”广告来——虽然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他自己也不相信。

他的逻辑是：反正高考作弊这件事自己也无从下手，既然眼下有这么多“专业团队”，不如先试探一下，只要不打钱给对方，就算真的是骗子，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至少可以一定程度上了解一下怎么操作。

李伟在贴吧里初步筛选后，分别添加了十多个“专业团队”联系方式。有的没聊几句，就开口要求先交几千的订金，有的则变着法地要让交几百块说不出明目的钱，只有两个“团队”很有底气地表示：考前绝对不收取任何费用，“先给答案再收钱”——其中一个“团队”要求，在收到第一科答案后，就要交满8000的全款；而另一伙就更“诚恳”了，承诺会免费提供二诊和三诊的答案，以便买家验证他们的“实力”，答案不包括英语和语文的作文，除此以外全部都包含，选择题是文字格式，填空题和解答题直接发图片。

这个卖家说，如果确定购买，二诊后需要先交2000元的订金，等三诊结束后，如果不满意可以退订金；如果满意，订金就转为定金。等到高考时，前两科每考完一科才支付一科的答案钱，等到第三科考完后，一起支付第三和第四两科的钱。

卖家号称提供的答案“保证上一本线”，四科答案也是明码标价：总额是36000元，语文8000，数学9000，英语9000，综合科目10000，除去2000的定金，所以综合科目只用交8000。

卖家还称，他们“已经做了三年，帮助了很多考生考上了理想的大学”，还说他们最开始都是熟人介绍，从不做生人，是今年才开始到网络上推广。除此以外，卖家还非常“好心”地提醒李伟：一定更要提防网络上什么都不做就让先交钱的那些骗子，“他们都是收了钱就联系不上了”。

一开始，李伟连“订金”和“定金”的区别都不懂，卖家不仅耐心地为他解释了半天，还给李伟上了一堂“团队发展史”和“防骗教育课”，看起来很是“讲究”，李伟当即就决定了，在这里试一试。

当然，光有“正确答案”是远远不够的，等李伟决定了，卖家告诉李伟，他们还有一整套“专业设备”做支持。

操作模式大致是：他们会联系本省几个监考相对松的地方考生，带上针孔摄像头进入考场，把试卷“传”出来，他们“收”到试卷后，再由专人做出答案“发”给李伟这样的买家。买家则需要自行安排一个考场外的人负责“传”答案——卖家会在开考半小时左右，把答案（包括文字和图片）发给这个“二传手”，再由此人通过专业设备把收到的答案“读”出来，“传”给考场内的考生。

这套设备可以在他们家购买，售价在1200元至2000元之间，但他们并不负责将答案传进考场：“我们主要业务就是做答案，如果考生想在我们这里买设备，也可以顺带帮忙解决。其他都不管。”

3

答案和设备的都价格不菲，李伟不敢让家人知道，可自己钱又不够，只好拉拢了和他关系好又有钱的张平，想能否两个人一起承担这笔费用。

张平毫不犹豫就答应了李伟的请求，又把这事告诉了我。我听后只觉得荒唐，但详细了解后也没看出有什么风险，只是在买设备这个环节，似乎有被骗的可能——但卖家也没强求一定要在他们那里买。

那段时间，老师在课堂上常提醒我们“千万不要动歪心思”，不要相信网上那些所谓的“卖高考答案”的，“高考作弊，可能会被逮去坐牢的！”

听老师这样一说，张平反而更兴奋了：“你们看，如果高考作弊不会成功，真像老师说的都是骗子，那为什么要去处罚受骗的学生呢？还要坐牢！既然惩罚力度这么大，那就说明高考是有人作弊成功的，如果都不能成功，人家肯定懒得管，随便让你做就是了！”

我也觉得他说的似乎有道理，但更像是强辩，而李伟则觉得张平分析得很对。

又过了几天，卖家催李伟“不如先把设备买了”，“一来可以提前熟悉，借着二诊提前演练；二来越早买越便宜，越临近高考价钱就会越高”。

为了提防被那个卖家骗，李伟和张平一开始并没打算在他那里买设备，他俩在网上找了很多卖类似设备的，可都是要交钱再发货，一合计，反正在哪里买都有被骗的可能，在卖答案这家买，至少可以提前摸清他们的真假，于是一咬牙就出了手。

没想到过了几天，卖家真把设备寄过来了，这才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4

虽然见识了那套很“科幻”的设备，可我并不放心，因为这也并不能保证答案可靠。

二诊每科考试开始后，那个卖家说会在半小时左右把答案发到李伟的手机上。考场有信号屏蔽，他俩也没敢安排“二传手”负责“传”答案——一是怕被提前发现，二是怕万一考出高分，会引起老师的怀疑。

等出了考场我们去看李伟的手机，才惊讶地发现，卖家传来的答案竟然真能做到90%左右的正确率，这样的成绩，足够上一个二本学校了。

这让我感到十分震惊，张平和李伟放心地交了订金后，我更加犹豫要不要加入了。

我没有足够的钱，他俩安慰我说，只要我有套设备就行，答案钱可以以后再给他们。我决定自己在网上找找更便宜的设备，便在贴吧里挑了个卖家，他说设备原本是给自己买的，可因为参加了一个大学的单独招生考试，已被提前录取了，现在用不上了，故低价出售，只要1000块。

我跟这个设备卖家很聊得来，他还在自己的寝室里和我视频通话给我看了设备。他一度很大方地表示，可以直接“货到付款”，但转念又犹豫起来，说让我先给他付500元定金。他还把他的学生证拍了照片发给我，说如果他骗了我，可以直接去学校找他，或者举报他。

这种黑色交易不可能有公平合理的付款方法，我想着张平他们都敢给“社会人”先付定金了，而且也没被骗，而卖家都给我看了学生证，应该不会有多大问题。于是，壮着胆给那个“学生”打了500块。

结果，打完钱对方马上就联系不上了。

我搜了那个学生证上的学校电话，借口说我捡到他们学校一个叫XXX学生的包，学校那边告诉我：根本没有这个人，学生证是假的。

最终，我也和李伟、张平一样，去卖答案那家买了设备。才不到一个月，那套设备果真涨价了，李伟和卖家好说歹说，卖家就是不肯降价。卖家说也可以买他们其他的设备，比如，有伪装成橡皮擦的显示器，也有绿豆大小的耳机和伪装成发箍的接收器，还有比黄豆稍大点的耳机和跟火柴盒差不多大、但略薄些的接收器。

我首先否定了最隐蔽的“发箍”，因为我的头发还没长到那个长度；橡皮擦虽然也方便，但望着橡皮擦显示器做题，似乎很容易引起怀疑，如果被发现，完全没有狡辩的机会；最后，只剩下黄豆耳机搭配火柴盒那套，卖家介绍说：“如果不细看，戴上耳机根本发现不了，接收器也不大，很容易藏，价格也合适。”

收到设备后，试了一下也没什么问题，只是接收器要放在离耳朵里的耳机不远的胸口口袋里才行。

为了更好的隐藏耳机和接收器，我开始蓄起头发，希望到时候能完全遮住耳朵里的耳机，还专门买了一件胸口有口袋的长袖外套，方便放接收器。

5

学校人多眼杂，我们平时活动的范围也没有能达到卖家宣传的“五公里最大距离”。所以设备到手好长一段时间，我们仨都没有机会好好试一试。

一个周末，我们决定在学校试试设备。我和张平在教室里戴着耳机，李伟在学校外面做“二传手”用对讲机给我们讲话。设备和卖家宣称的效果一样，而且传输距离也完全能满足需求，即使隔了几条街，依然能够清楚地听到李伟的声音，

快三诊考试时，卖家又通知我们，说为了让高考的时候更快更准地“发”答案，他们要再找几个退休的老教师，现在需要给这些老教师交一笔定金，所以希望我们立刻就把语文答案的钱交了——“如果现在交了，后面的答案就都可以打六折”。我们觉得如果再交钱，风险会更高，拒绝了卖家的“好意”。

三诊考试前，我们在学校附近的宾馆给李伟的表弟开了一间房，让他拿着和卖家联系的手机给我们做“二传手”。我们戴着设备，轻松通过了金属检测仪，考场里的信号屏蔽器也没有屏蔽住我们设备的信号，连监考老师也都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和二诊一样，开考三十分钟左右，卖家就“发”来了答案。为了不引起老师的注意，我们还是没有抄。但和二诊一样，事后证明，三诊的答案同样也十分靠谱。

我们都更有信心了，也更相信卖家之前聘请退休教师的话所言非虚，就计划把语文答案的钱先交了。但卖家告诉我们，这个时候交钱，只能“打八折”了——因为已经有很多买家都交了，钱也差不多快够了——我们赶紧交了钱，“八折也合适啊！”

此后，我们对即将到来的高考都有了把握，甚至还盼望着早日开考。我信心满满，幻想着老师以后对师弟师妹们说：“你们差生也不要自暴自弃，我上一届教的三个学生，直到高三，成绩都一塌糊涂，但高考前几个月都特别努力，最后都考上了好大学，特别是XX，现在在XX大学！”

虽然考场里的信号屏蔽器并不会干扰到的我们设备，但我在网上又了解到，高考三天可能会启用无线电监测车——它能轻易的拦截到设备的通讯信号、并锁定我们设备的位置。李伟询问了卖家，卖家也说确实如此。

高考马上就要开始了，如果有监测车，我们就很有可能前功尽弃，三个人重新担忧了起来。

几天后，李伟欣喜若狂地告诉我们，他侧面问过他爸，他爸说我们县里根本没有无线电监测车，高考也不会有，我们这才又都放下心来。

按照往届高考的惯例，我们县会设三个考点，我们有可能会被分在三个不同的考点，为了确保周全，我们新找了三个人，威逼利诱下让他们勉强答应下做“二传手”。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给我们将要实施的作弊起了一个名字——“罗马计划”，“条条大路通罗马”，寓意我们通过“其他的路”也能考上大学。李伟还说，这句谚语将成为他大学的座右铭，他甚至数次描述起他想象的场景——等高考结束后，当同学看到他的高考成绩、惊讶地问他怎么考的那么好的时候，他要云淡风轻地回答说：“大家都是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嘛。”

我们都坚定了决心，相信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底，就到达我们要去的地方。

6

考场安排出来了，我们仨都在同一个考点，只是在不同的考场。

这让我们喜出望外。我们选了那三个“二传手”里最机灵的一个，做了最后一次模拟演练：我们三个在学校里戴上设备，“二传手”在校外用对讲机给我们读二诊的答案。设备发送、接受答案一切正常，我们让“二传手”调整到合适的语速和音量，“二传手”为了伪装成在打电话的样子，手上拿着插着耳机的手机，但悄悄把手机耳机另一端放在包里——而包里还藏着插着耳机的“对讲机”，他“打电话”时戴在耳朵上的，其实是对讲机的耳机。

为了祈求计划顺利，我们仨决定去城外的一座庙里上上香。本来只准备拜文殊菩萨，可又顺便拜了财神爷，请他保佑我们早日发财。然后又发现了观音菩萨和各路神仙，我们也不清楚这些神仙是什么来路，但觉得既然碰上了，就索性全都拜了，请他们各显神通，保佑我们事事顺心。

那天，张平很是兴奋，拜完大小神仙，不住地念叨，说有这么多大神保佑，想考不上大学都难。

在庙外，我们碰到一个算命的老头，便让他给我们算算学业，他挨个端详了我们，缓缓闭上眼，慢慢地上下摆动脑袋，煞有介事地捋了捋他那一小撮胡子，最后徐徐睁开眼，告诉我们：“了然，了然，你们三人中有两个能上大学……”

一句话就败了我们的兴致，我们都觉得他是一派胡言——即使我们不作弊，只要愿意，好大学读不了，但再低分都收的民办专科，我们还是能读的。

张平说，“这个江湖骗子哪知道科技的力量”，我和李伟也后悔起来，我们都是学知识、用科学的，就不该来求神算命。

虽然有了看似周密的准备，但真正开考时，我们仨却发生了分歧。

我和李伟有些害怕，决定第一科语文考试先不忙着行动，一来语文不是拉分科目，自己做也能考个中等分数，二来毕竟我们还不知道考场里的真实情况，先摸清楚了，好确保接下来的行动万无一失；而张平则毫无畏惧，说自己就从语文开始作弊。

上考场了，虽然检查和监考都很严格，但戴着的设备在进场时确实没被发现。无论开考前，还是开考后，也的确没看到无线电监测车。

这让我对接下来的行动势在必得。在写作文的时候，因为心心念念的“罗马计划”，还在作文里用上了一句“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本来想的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却怎么也用不上，但我心中窃喜，想着这也算是作了弊吧。

可没想到，语文刚一考完，考场外就传来了张平作弊被抓的消息，我和李伟也一直没能联系上他。

什么消息都没有，也不敢给他打什么电话，怕引起怀疑。好在“二传手”并没有被发现，我们也没告诉他张平被抓了，只是让他删掉手机上的答案，并把全部的设备暂时交还给我们保管。

直到下午开考前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和张平联系上。

7

张平说，他的设备非常隐蔽，虽然在进考场的时候金属探测仪发出了警报，但监考老师并没检查他的眼镜，绿豆大小的耳机也完全没有注意到，他顺利地进入了考场。

按照之前的约定，开考大概半小时后，耳机里就传来答案，张平刚“答”完选择题，监考老师就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张平开始紧张起来，他平时根本不戴眼镜，戴着也不习惯，就把眼镜取了下来放在桌子上，可又担心眼镜被注意到，觉得心虚，又拿起来戴上。就这样反反复复好几次，觉得怎样都容易暴露，最后决定掀开桌门，直接把眼镜放在了桌子里面。

这一系列反常的举动自然引起了监考老师的注意，监考老师让他打开桌门，把眼镜拿出来，张平以为暴露了，一下子变得更紧张，紧紧压住桌门，不肯打开，激动地责问老师凭什么让他打开，他就是要把眼镜放在里面。

监考老师本来以为张平只是太紧张，担心他离开的时候忘记带走眼镜，才想让他拿出来放在桌面上，可张平的激烈反应，反倒让监考老师生疑，随后便报告给了巡考。

张平被叫出考场，巡考老师检查起他的眼镜。这眼镜稍仔细一看，很容易发现镜腿要比普通眼镜厚，抠开镜腿，就是藏在里面的电路板——张平很快就被带走了。

学校审问张平的时候，张平坚持说自己只是一个傻乎乎的受骗考生，眼镜是在网上买的，卖家给他说，只要把眼镜带进考场，就能听到镜框里传来的答案，但他并没有抄到答案，因为设备出了问题，根本没有声音，于是他就想把眼镜藏在桌子里面。

也许是学校担心张平压力太大会做傻事，并没有继续深究，只是没收了他的设备，并告诉他，学校暂时不会告诉家长，也不会报告公安部门。为了不让他的家长伤心，允许、也建议他继续参加接下来的考试，只是他当年的高考成绩会被作废。而且，“如果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再动歪心思，就会被严肃处理，甚至会坐牢”。

张平被抓后，李伟立即决定放弃作弊计划。我却不甘心，依然准备铤而走险。

按照之前的计划，为了方便隐藏火柴盒接收器，我穿了一件里面有胸袋的长外套，搭配了一条长裤，头发长得已经可以完全盖住耳朵。这幅形象在在六月的酷暑里显得很奇怪，但我不以为意。

下午的考试进场时间，比之前的又提前了十分钟，检查也比上午更加严格。每个考场都有一男一女两个老师检查，尤其是考生的眼镜。如果金属探测仪报警，鞋子也会被要求脱下来检查，就连发夹、裤子拉链、皮带扣都会被仔细查验，甚至女生的内衣报了警，都会被女老师摸查。

可能是心中有鬼，我总感觉监考老师在时不时地盯着我，而其他考生也好像知道我要作弊似的，偷偷瞄我，排在我前面的队伍越来越短，看到前面的考生被严查后才能进入考场，我越发紧张起来，额头开始冒汗，当看见穿外套的女生，被老师要求脱下外套，并反复仔细搜查的时候，我心跳得异常剧烈，腿也开始发软。

我转头准备往厕所冲，却被老师叫住，问我干什么去，我一下停住脚步，像被定住一样，不敢回头，脑袋飞速运转，想着该怎么回答，大脑一片空白，话却自己吐了出来：“上厕所。”

老师让我快去快回，我飞快地跑到厕所，发现汗水都把衣服打湿了，我急忙取下身上的接收器，掏出耳朵里的耳机，慌乱地把它们扔进便池，直到看见它们被水冲走，才慢慢冷静下来，又摸出电话，给“二传手”说计划取消，这才回到考场。

考试结束后，我们准备联系卖家退一部分定金，才发现他把我们都拉黑了，我们一度怀疑是不是卖家被抓了。

直到高考结束后网上公布了试卷和答案，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都被骗了。

因为当时张平被抓我们立马通知“二传手”删掉收到的答案，所以当时也并没有对答案。但“二传手”跟我们说，他记得语文诗词补写的答案，卖家发来的答案和真实的高考试卷根本不符合。

最后，我和李伟“殊途共归”，上了专科学校；张平竟被我们当时嗤之以鼻的算命老头不幸言中，没有高考成绩，最后也没能读成大学。

后记

事情过去七年了。这七年中，我们也从来没向任何人讲起过这件事。

高考结束后，张平便开始在社会上闯荡；我和李伟大学毕业找工作时，张平已经开始经营起自己的事业。

后来，我们三人曾聚在一起聊起过这件事情。我们都很庆幸，这不过是一个骗局——因为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后，我才慢慢认识到，当自己成为别人破坏规则的受害者时，才知道公平有多么重要，那些破坏公平的行为有多可耻。

虽然当年，我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张平甚至损失得更多，但我们都不后悔。回过头再看，像高考那样的公平竞争，实属来之不易。虽然我们也试图破坏公平，但好在我们都得到了惩罚，这反倒让我觉得，自己是心安的。

作者 | 吉言

编辑 | 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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