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三十年~踏进上海的土地

我在上海三十年~踏进上海的土地

再进上海已是五年后。

妻子比我先一年到上海，她是带着刚刚会走路的儿子，跟她弟弟一道去的，在工地上做饭。而我在常州横林，在路边的一个工地上做门面房。

端午节放假，我没随老乡上街去玩，从横林站登上了去上海最慢的一班绿皮火车。

停靠小站的都是慢车，和乘车人焦灼的心情相违的是逢站必停，还有恼人的是，走着走着，累了似的就站着一边休息了。列车长怕人着急般，广播里反复地安慰着乘客：列车让行，大约需要二十分钟。然后再穿插着音乐，记得《大约在冬季》就是那时学会唱的。但心里有些恼火，好像我们没买车票一样，想不到列车也有辈分，也得有礼貌，只是苦了乘车人，特别是像我这样孤独的“旅行者”。

两百公里不到的距离，走走停停花了五个多小时。从早上五点出门上车，停靠安亭时已是上午十点了。安亭也是小站，是进大上海的第一站。

我不知道自己是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上海的，上海对于我的到来似乎也很冷漠，七级的大风让初夏变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丝丝寒气像《红湖赤卫队》里的“我，南霸天又回来了”。

妻子住的地方是老旧的建筑，貌似生产队的稻场，场地靠近小路边用钢管扣成的一段围墙，中间留了个口子算是大门。我进去的时候，她正在靠西边的大棚子北侧做饭。

那天下午三点多，离妻子烧饭只隔着里把路的一个工地，快要搭好的井架，因为拦风绳系在基础放线的龙门桩上，被狂风拔起而轰然倒塌，上面两个正在作业的年轻人，一死一伤。工地小老板是我老乡，死者的家在我的程家墩村庄后面，不足三百米的地方。

当我随着别人一道去现场的时候，看到横在基础上的井架，扭曲的角铁狰狞恐怖，不远处，死者破旧的黄球鞋还在，只有一只，被风吹干了的血迹像沾染了井架上面的油漆。

现在我有个工地在向阳村，时常经过曹安公路。路边，当年香烟市场的平房早已蜕变成一幢幢需仰视的高楼大厦，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个冤魂游荡在其间。因为事后我得悉，一个花季少年，一条鲜活的生命，只换来了七万块钱的赔偿。

第二天便是端午节。

也就是那年夏天，我背着包裹到了上海。

我在上海三十年~踏进上海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