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的7月，正是我小学二年级的暑假，这也是一年最忙的季节，生产队的抢收抢种劳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跟着父亲在烈日下干了一天的农活，我挣到两个红糖馒头吃的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一天下午，阳光灼烈，一丝风也没有，大地跟火炉似的，家门口翠绿的桃树叶子，都晒成了卷。母亲担心在田里劳动父亲会中暑，装了一茶筒的鱼腥草凉茶，让我赶紧给父亲送去。
平日里紧跟我屁股后面跑的大黄狗，此刻懒洋洋地趴在走廊尽头阴凉的地板上，伸出长长的舌头，高频率“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理都不理我，我只好自己一个人去。
一走出屋外，明晃晃的阳光照得我眼都睁不开，地上腾腾的热气一阵阵地往我的裤管上窜，十几分钟的路程，漫长的似乎上了一趟月球。
父亲正埋着头割稻子，听到我的喊叫才放下镰刀，朝我走来。他粗糙有力的双手一把接过我手上的茶筒，昂起头咕噜噜地喝去快半筒。
知夫莫如妻啊！果真，父亲一早带的一茶筒水早已被他喝干了。
这时，小队的管账的绪运叔公跑过来，找父亲商量队里的事情，绪运叔公热情地跟我打招呼。
“今年我们队里大丰收，明天参加劳动的队员中午不带饭吃，队里买红糖馒头给大伙改善伙食，你来不来？”
“我是小孩啊，也能分给我吃？”
“只要队长同意就行了。”
绪运叔公说这句话的时候故意看着父亲--第一生产小队队长，他来找父亲就是商量明天买红糖馒头的事。这两年，上头的各种政策逐渐灵活了。这不，为了激励大伙的劳动积极性，大队允许各小队自行支配结余的粮款。今年小队大部分的稻谷已经入库，大丰收已是板上钉钉，队员们要求买红糖馒头吃，算是犒劳。
红糖馒头得在镇里赶集的时候才有，明天就是集日，绪运叔公明天负责去采购，他这是找父亲做最后的敲定。
想到了香喷喷、甜滋滋的红糖馒头，诱得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我激动地向父亲提出了请求。父亲让我先回家，他说要征求队员们的意见才能决定。
父亲傍晚收工回家后，告诉我队员们同意我明天去小队参加劳动，但因为我是小孩，不能算劳力，小队只能管我中午饭，就是发给我两个红糖馒头。
第二天早饭后，7点钟才过，我跟着父亲出发，我们到田里时还没人。过了一会儿，队员们才陆陆续续来到。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搬割下的稻子，这项劳动不需要技术，把稻子抱起来搬走就行。割稻子和脱谷粒不仅要有技术和力量，还有受伤的危险。割稻子万一不小心就会割伤了手，脱谷粒如果不注意，手被卷到，会是鲜血淋淋的后果。
大人们把稻子割下后，码成一堆一堆的，我只要把这一堆一堆的稻子抱到脱谷粒机边上即可，如此反复。
开始的时候，我很兴奋，快速地抱着稻子往返搬，队员们不时地表扬我。但10点钟后，太阳就毒辣了，汗水也浸透了我厚厚的咔叽布衣服，一早吃下的饭，也慢慢消失了。手上的稻子越来越沉，脚下感觉越来越重。我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效率越来越低。
我不时地朝着小队队部方向张望，多么希望绪运叔公赶快出现。可是任我怎么努力地张望，他就是不出现。
父亲埋着头，不停地割着稻子，他身后割下的稻子堆成了一条蜿蜒的长龙。我多么希望父亲慢点割，他割得那么快，那么多，我得什么时候才能搬完？我多么希望脱谷粒的队员们慢些踩脱谷粒机，我更希望脱谷粒机“掉了链子”趴下，好让我也停下来歇一歇。
但他们好像都不会累似的，只有喝水、抽旱烟的时候才会停下来，即使这样也是轮流着停，始终都有人在握着镰刀“唰唰”地割稻子，脱谷粒机就像一台永动机，发出“咣当咣当”令我讨厌的声音。
在煎熬中，终于盼到了绪运叔公骑着自行车回来。他的载重自行车后面捆着一个大箩筐，诱人的红糖馒头就装在里面。我恨不得冲过去，但父亲收工的哨子没有吹响，大家也都在埋头干活，我只得咽下口水，继续有气无力地搬着稻子。
收工的哨子终于在12点钟吹响，我撒腿就往小队队部跑。绪运叔公见到我，立刻掀开箩筐盖，筐里挤满了枕头般、胖乎乎的红糖馒头，一个个朝我泛着光，香甜的味道冲我鼻子扑来，把我的胃都吊到了嗓子眼。
绪运叔公递给我两个大大的红糖馒头，我一手抓一个，高兴地跳起来，狠狠地一口咬下去，整个嘴巴都塞满了。三下五除二，一个红糖馒头很快就下肚里，小肚皮有了些感觉。啃第二个红糖馒头时，我才放慢了速度，品味它的美妙。当看到没化开的红糖，还整粒可爱地躲藏着，我都舍不得咬破它，在手中翻转着，确定能整粒入口了，才小心咬下去。
嗯，红糖真甜。
两个大红糖馒头把我小肚子撑得圆滚滚的，我坐在石阶上打起了嗝。父亲还怕我吃不饱，拿着他那份劳动成果，笑眯眯地问还要不要，我哪还吃得下。
午后的阳光更加暴烈，昔日到处飞、窜的蜻蜓、蚂蚱不见影子，天空中一只鸟也没有，稻田里的水给我泡着热水脚，灼热的太阳把我脖子和后背晒得阵阵赤痛。
父亲好似练了铁布衫、金钟罩神功，再猛烈的太阳也奈何不了他。只是他身上厚厚的咔叽布衣服，湿了干，干了又湿，起了一层白白的汗渍。难怪这段日子里，一向节俭的母亲，盐巴不要钱似的，拼命地往菜里下。
对“水深火热”的我，父亲视若不见，专心致志地割着他的稻子。已失去了红糖馒头这个精神支柱的我，有时像个泄了气的皮球，有时又像是根晒蔫了的茄子，耷拉着脑袋，无精打采、慢慢吞吞地磨洋工。即使有些沉甸甸的稻子从我的腋下滑落，丢在半路上都浑然不觉。
我也不好意思撂挑子走人，心里只盼望着，太阳公公快快下山，我好收工回家。
可是真正熬到太阳西倾时，可恶的蚊子、小黑虫跑出来了，它们像是毒驾的司机，横冲直撞，四处分飞，往我鼻孔、耳孔里钻。我只好张开嘴吧来呼吸，有时一口都能吞进好几只。手上、脖子上自然成为蚊子狂轰滥炸的重灾区。
太阳完全掉下山时，父亲才吹响了哨子。我如释重负，迅速挣上田，一溜烟跑回家了。父亲还回不了家，他还要组织大伙把打好的稻子挑进仓库、收纳整理农具、清点核对这些杂事。等他回到家，累成狗的我，早已经趴在床上睡着了。
跟着父亲在烈日下干一天农活，我挣到两个红糖馒头吃的经历,对今天许多年轻人，就像梦一样地不真实。但这两个红糖馒头，就像两粒坚强的种子，播撒在我心里，生根发芽，随着我的年华消逝，葱茏生长，永不枯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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