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已20年，大哥和二姐随着香港的回归，有了自由回家的机会。
大哥和二姐是香港人，我和其他哥哥姐姐是大陆人。出生地的不同，注定了我们要走截然不同的人生路。
从我父母那一辈起，我们家的喜怒哀乐很多都与香港有关联，我们和香港有割舍不断的渊源。
我还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深圳湾的对面，入夜就灯光璀璨的香港住着大哥和二姐。
他们从不回家，我只在相片中见过他们的样子，他们总往家里寄来衣服，鞋子，包包和速食面等东西。
深圳湾上养植着许多的生耗
15岁那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了大哥和二姐。母亲抱着他们哭了许久，我站得远远的，感觉他们既熟悉又陌生。
他俩比照片里的大哥，二姐更高且瘦，说话细声慢语。二姐有母亲的眉清目秀，我能从她身上找到母亲年轻时的样子。大哥长得像爸爸，有高挺的鼻梁，微笑起来的迷人酒窝。
大哥与母亲聊了会，他转身看见门口站着的我，就面带浅笑地走了过来，捏一把我的脸说：“你就是七妹了。”我招头望着大哥，深深地点了点头。
大哥和二姐住了两天又赶回了香港，直到1997年的夏天。
7月1日，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我家第二次团圆日。
那天我们全家穿戴整齐，开车去风城酒楼吃饭。观看电视播放的香港回归的节目，父亲含泪举杯，他站起来告诉我们：“以后你们的大哥和二姐可以经常回家了。”
母亲流着泪笑说：“终于熬了过去，两个孩子想回家就能回家了。”二姐没有说话，只一个劲地流着眼泪。大哥拉着母亲的手：“我们没事，这不都挺好的吗？”
1997年之前的那些心酸泪，母亲很少提起。每次我刚想打听，母亲就泣不成声，母亲心头那割肉般的疼痛我虽不能全体会，但它已植入脑海，我替大哥，二姐心疼难过得泪眼婆娑。
为纪念20多年前的今天，我唤醒那些记忆，把这份幸福与痛楚注入笔端 ，记录和留存这份曾经。
父母，大哥二姐，香港情
父亲说在抗战期间，他带着母亲和姑姑为了逃避战乱，去了英租地香港。
在香港，母亲给人打工，父亲自己做点小生意。随后他们欢喜地迎来了大哥和二姐的先后降临。父亲在那里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交了几个要好的朋友。日子正往好的方向走。
好景不长，1941年，日军进犯香港，驻港英军无力抵抗，当时的香港总督杨慕琦无奈宣布投降。香港被日本强行占领。随着香港的沦陷，我父母带着大哥二姐开始了长达三年多的苦难生活。
1945年9月，日本战败后不得不签署了降书，撤出香港。香港处在一片狼藉，杂乱不堪的战后状态。父亲听说大陆有按人头分田地的政策，想着如果有了自己的田地，凭着双手，总能让一家子吃饱穿暖。于是告别了同在香港的大姑和朋友，拖家带口回到了中国大陆，分得了四亩三分地。
之后的十年时间里，我的三哥，四哥，五姐和六姐先后出生了。为了养活六个孩子，父亲和母亲没日没夜苦干挣工分。
大哥，三哥和二姐都先后去了上学。姐姐放学后回家带弟弟妹妹，三哥帮着看牛，大哥除了做饭，有时下地干活。一家人日子过得虽清苦，也能热闹平和度日。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父亲，母亲和大哥再怎么起早摸黑，都无法养活一大家子人了。家里的铁锅都拿去炼钢打铁，生产队里也没有了粮食。为了让孩子有条活路，父亲和母亲商量着回香港去。母亲向来低眉顺眼，听从父亲的主意。
父母，大哥二姐，香港情
有些路选择后就无法回头。
当时香港政府只收留在香港出生的孩子，其余的不能进入香港。父亲只能把当时只有十五岁大的大哥，十一岁的二姐送回了香港。他和母亲陪其余的孩子留在了大陆。
母亲说那年我刚出生。当时一家大小抱着，哭成了一团。我记忆前的事，都是从父亲，母亲那儿听来。
父亲清楚地知道两个孩子的离开意味着什么，可是为了让孩子有更好的出路，为了让其他孩子不至于饿死，他们只能把大哥和二姐寄养在大姑姑家里。
大哥和二姐到香港后就断了学业，过上打工挣钱的生活。父亲每个星期都给两个孩子写信，鼓励和教育他们好好做人，认真工作。
那些信给了当时的大哥和二姐支撑下去的勇气。
兄妹俩拼命干活，领工资后也省吃俭用，把省下的钱汇回家。还收集香港亲戚朋友不要的旧衣服往家里寄。他们知道饿得头晕目眩，冷得瑟瑟发抖的滋味，不愿意弟弟妹妹们再受同样的苦，更不希望父母再承受离开子女的痛和苦。
母亲说“大跃进”那几年，隔壁的几户人家饿死过人。我们幸亏有香港的大哥和二姐寄回来的粮食，一家七口人才存活了下来。
旧时的香港和大陆隔岸相望
父亲知道大哥寄回来的东西既是家里的宝，也是灾难的导火线。他谨慎地处理那些东西，除了叮嘱我们不许往外说，还把原来颜色靓丽的衣服，裤子染成黑色，剪掉某些特殊的款式设计，然后洗干净，晒好后才给我们穿。
那时候的我还小，不懂父亲为何要把五颜六色的漂亮衣服染成难看黑色，曾哭闹着不肯穿，母亲急得拿出剪刀，含着泪要把衣服剪掉时，我才乖乖穿上。
文革期间，这些海外之物还是引起了别人的注意。经人告发，父亲被关进了牛棚。一关就是两年。
在这两年里，大哥无法再给家里邮寄东西。母亲一人带着五个孩子，日子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负责抓右派的工作队里有个姓汪的好心人，他见我们一家实在可怜，不忍心看着几个孩子挨饿受冻，就偷偷往我家送米接济，我们才艰难地熬了过来。
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那位姓汪的好心人，如果找到，我们会当面感谢他当年的救命之恩。
后来父亲被放了出来，也平反了。大哥和家里又有了书信和物品的往来。
香港回归后的第二年，我随父母第一次去香港看大哥和二姐。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二姐一直在给人当保姆，照顾老人或孩子。大哥在饭店做切菜刀工，他刀下的菜切得长短一致，粗细均匀，达到快刀能生花的水平。
他们在香港呆了这么多年，还是没有自己的房子。除了房价高，也是读书太少，无法找到更好的工作。全家住在小得可怜的廉租房里，只能放下床和沙发，换季的衣服打包放床底下。
母亲看得直流泪，他们想带大哥和二姐回顺德去。大哥一脸坦然：“回不去了，这里已是我们的家，再说以后万一有什么事，家里人能多个去处。“
大哥对我们说自己算不错的了，因能吃苦又勤快，一直有工作。二姐不嫌脏，不怕累，能找到好人家的活。有些不如他们的人还住在笼屋里呢（像笼子那样的一个床位，只能爬进爬出，无法站起来）。
那时候的香港在我眼里是繁华富强，整洁有序，人民素质比较高，不会大声喧哗。习惯按规矩办事，无需所谓“走后门，讲关系”那一套。要求上班时全情投入，不许吃东西，能喝水。
大哥的女儿在超市做收银员，她说有次收银台后面的垃圾桶里，不知何时多了根玉米棒。主管来检查时发现了，质问她为何违规上班吃东西，按规定罚款走人。她提出调看监控录像的要求，一番周折后才解释清楚，原来是一位游客把吃剩的玉米扔在了垃圾桶里。
在大陆，把垃圾扔在垃圾桶都是对，不管是扔在哪里的垃圾桶里。可在香港，你最好只扔在公共场所的垃圾桶内，否则会给工作人员惹来麻烦。
香港是世界级大都市，有先进的管理理念，有繁荣的经济，但它高楼林立，地方狭窄，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还是让我感到压抑。
有些香港人，一人打几份工，要干到60到65岁退休。退休后有强积金，或生果金。有一次性给你三四十万的，或每个月两千多港币的方式。，这些钱在香港当然不够用，为了不增加孩子的负担，七八十岁老人还要打工。保安、外卖大叔、清洁工、洗碗工、出租车司机等等，几乎全都是老年人在干。
想不打工可以申请拿综援，相当于低保。这个不好拿，要子女签名证明无力抚养老人，试问哪位有点良心的子女愿意签？
这是个人性化的考核方式。相比之下，大陆的退休是真正意义上的退休，我们该感到知足而幸福。
香港是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有许多大陆没有的新奇玩意，吃的，用的虽然贵，可质量比较好。所以有许多大陆游客蜂拥而至，抢购各类商品，特别是小孩喝的奶粉。
从香港回来的朋友说部分香港人对大陆游客不太友好。可能是看不习惯大陆人的某些行为习惯。再说香港本来就弹丸之地，再涌进那么多人，堵得水泄不通，能有好脸色给你吗？所以我选择少去或不去，大哥和二姐回来得多。他们喜欢这边的农产品，说便宜实惠。
香港的食品太贵了，如果在大陆挣钱去香港花，是大傻的做法，反过来则是明智的选择。
现在大陆这边经济发展快，许多地方正超赶着香港，有了网购和代购新生职业，想买港货方便快捷多了。因此去香港的大陆游客明显少了许多
我的大哥和二姐早已退休，在家忙着带孙子，孙女。在父母离世后，加上彼此间各有所忙，我们之间的来往不知不觉中就少了。
看着大陆形势一片大好，大哥和二姐有了回顺德买房养老的计划。到时我陪他们租块地种菜，养鸡，散步聊天，岁月静好。
我又像小时候那样，盼着大哥和二姐早早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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