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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版“敦刻尔克”?不,这是“宜昌大撤退”!

中国版“敦刻尔克”?不,这是“宜昌大撤退”!

作者: 再生香的小书桌 | 来源:发表于2017-09-07 13:04 被阅读1353次

    1938年,“船王”卢作孚指挥其民生公司20余艘货船和800余艘木船,冒着日机的猛烈轰炸,用时40天将3万多滞留于宜昌的人员和10万余吨货物安全运抵陪都重庆,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被称为“中国实业的敦刻尔克”。同时,当时中国的教育、商业、文化艺术等种种事业的精髓也转移到重庆,这些看似破碎的元素重新组合,陪都的经济、教育、军事版图被一一拼凑完成……

    卢作孚亲自指挥“宜昌大撤退”

    北碚,著名的温泉之乡,被誉为重庆的后花园。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北碚成为陪都的迁建区,迁至北碚的国民政府中央部级以上单位13个,下属中央局处级单位30多个,一大批科学文化教育机构及赫赫有名的文化教育名流巨擘3000余人涌入。

    今天,在重庆北碚的街心公园,常常有一群民生公司的老员工,他们聚在法国梧桐树下,不时地说起陪都的陈年旧事,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一个叫卢作孚的人。

    他们谈论卢作孚当年如何效仿南通的张謇开展“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又如何在宜昌大撤退中指挥若定等。他们口中,卢作孚从来不是“卢老板”、“卢总经理”,而是——卢先生。

    抗战时期的北碚是中国第一个由外国设计师精心规划的城市

    卢作孚于1893年出生在重庆合川,因家境贫寒,刚上完小学即辍学,后艰苦自学成才。卢作孚年青时就心怀实业救国之梦,白手起家创办航运,靠友人资助的5000元,加上自筹一部分,共得8000元资本,亲赴上海订购载重70.6吨浅水铁壳小船一艘,于1926年秋驶回重庆,取名“民生”,并开辟嘉陵江渝--合航线。

    当时的长江航运一直为外资航运公司所把持,卢作孚就靠着这条70.6吨浅水铁壳小船起家,投身到波急浪涌的激烈竞争中。

    几年后,卢作孚一统川江航运,迫使外企退出长江上游,并相继在上海、南京、武汉、宜昌等地设立分公司。从一条七十余吨的客船发展到一百三十多条的三万六千余吨的船队,职工七千余人,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船王”,创造了与荣氏兄弟发展速度媲美的“民生神话”。

    大撤退前的宜昌城人满为患

    1938 年,抗战爆发,四川不通铁路,公路少得可怜。从长江中下游撤退进入重庆,主要依靠从湖北到四川的水路。而此水路要道的东端点,即宜昌。

    10 月下旬,武汉失守,此时尚有3 万以上的待运人员,9 万吨以上的待运器材在宜昌拥塞着,全国兵工业、航空业、轻工业的精华,完全滞留在这里。

    而就在武汉沦陷前,以实业报国为志向的卢作孚刚刚接受了国民政府委托的重任。除了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当时还有另一个身份——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

    作为实业家,卢本人十分淡泊名利,但这个危急时刻,还是应允了这个负有重任的职位,并接受了迫在眉睫的使命,即利用一切可利用的交通方式,将中国仅存的工业基础设施转运到大后方去。

    宜昌江边囤积的物资

    据1938年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在宜昌候渡的各类人员,最多时有3万多人,需要指出的是,这3万多人中,不少人是教师、医生、工程师、工商界人士,荟萃了当时的各界精英。

    抗战时期的叶圣陶夫妇

    有幸挤上船的作家老舍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好像整个宜昌的人都上了船,连船头烟囱上面还有几十个难童呢。" 另一作家叶圣陶也在人群中,他回忆说:" 到处都是人,大街小巷都是难民和难童的影子,城乡的旅店、茶楼、学校、寺庙、医院等,凡是能住人的地方,都挤满了。” 他还以诗抒怀道:“种种方音如鼎沸,俱言上水苦无船。”

    而比难民更亟须进川的,是各种各样的抢运物资。当时的杂志《新世界》刊载文章称:“二十七年(1938年)十月二十五日……当时存积宜昌的兵工器材,差不多有十三万吨必须赶速抢运。”同时,还有需要出川的几十万增援的川军军队和装备,亟待通过长江水道转运到抗日前线。

    更为严峻的是,自10月中旬起,长江已进入枯水季节,中水位的航运时间仅剩40余天。此时,较大轮船勉强还能航行,之后漫长的枯水期,大型设备根本无法入川。然而,按照当时的运输能力,仅仅是货物运送到重庆都需要整整一年。

    卢作孚抵达宜昌后,连夜开会制定出在40天内将堆积物资和滞留人员运完的详细计划及具体措施。为最大限度节约时间,卢作孚将宜昌至重庆航程一分为三: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三斗坪至万县(今万州区)为第二段,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

    运送抗战物资的木船

    大部分船只将货物运至三斗坪,当即返回宜昌,由三斗坪船只转运至万县或直通重庆。十分重要的物资,则由宜昌直接运至重庆,回程船只运输出川士兵顺江而下,奔赴前线作战。

    为躲避敌机轰炸,卢作孚又在中途设多个转运站,甚至临时增加了许多新码头。为了分担运输物资,民生公司又从民间临时征用了上千艘木船。

    从船长到船员,无一不是“想抗战之所想,急抗战之所急。”为加快撤退人员入川并降低运输成本,民生公司将二等以上舱铺全部改为座舱,以增加载客量,且对难童免费,难民只收6元/人,学生减半。

    运送流亡学生入川

    40天的抢运异常紧张与忙碌。卢作孚亲临指挥,他在日记里描述:“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刚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拖头已靠近驳船。轮船刚抛了锚,驳船即已被拖到轮船边,开始紧张的装货了。两岸照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的灯光,彻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往来的汽笛,不断地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的牙齿不断地呼号,配合成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民生公司的轮船在湍急的江水中行驶

    转眼到了 12 月,江水低落,喧闹的宜昌城突然完全宁静下来。经过 40 天的苦战,奇迹竟然如卢作孚预测那般出现了。“人员早已运完,器材运出 2/3。原来南北两岸各码头遍地堆满器材,两个月后,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两岸萧条,仅有若干零碎废铁抛在地面了。” 这是卢作孚在回忆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说的一段话。

    据统计,此次抢运中成功撤出部分兵工单位和轻重工业厂家有:兵工署22厂、23厂、24厂、25厂、金陵兵工厂、申钢厂、大鑫钢铁厂、武汉纱厂等,还有国民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学校、珍贵历史文物等,仅抢运的学校就有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大夏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金陵大学、中央陆军学校等数十所。

    在整个大撤退运输中,民生公司损失极为惨重,16艘轮船被日军炸毁,116名公司职员牺牲,61人受伤致残。

    民生公司在大撤退中牺牲的船员

    常常有人将卢作孚导演的宜昌大撤退视为中国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是这样的说法是否缺少几分自信?宜昌大撤退的持续时间更长,运输长度和难度更大——重庆至宜昌航道超过 600 公里,远大于英吉利海峡的航程,而三峡水道的自然条件也更为险恶。

    同时,敦刻尔克大撤退靠的是一个国家的力量,由军事部门指挥完成,宜昌大撤退则完全依靠卢作孚和他的民生公司。因此,我们大可名正言顺地赋予 “宜昌大撤退”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卢作孚虽身为民生公司总经理,其夫人子女乘坐民生公司轮船一律按规定买票。他担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但多年来只靠一份工资维持家庭生活,在他担任交通部次长时,在交通部领工资,就停民生公司的工资;兼任全国粮食局局长时,也不领全国粮食局局长的工资。任何时候,都只领一份工资,绝不多领。

    宜昌大撤退纪念馆1

    1944年美国《亚洲和美国》杂志曾经谈到了卢作孚的家居环境:“在他的新船的头等舱里,他不惜从获菲尔德进口刀叉餐具,从柏林进口陶瓷,从布拉格进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却只放着几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家里唯一一件‘高级’用具,是一把三十年代初期买的小电扇,漆都褪尽了,破旧不堪,毛病不少。”

    卢作孚青年时便提出教育救国,并为之奋斗,自学成材后创建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普及文化和教育,并以重庆北碚为基地,从事乡村建设的理论探索和社会实践,获得极大的成功。

    曾任过北碚三届区长的上海人陈秉超至今还记得他第一次随刘邓大军抵达北碚时的情景,“眼前这座小城跟上海复兴公园一样美,我知道这一切都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时任民生公司的总经理卢作孚先生,是他请到丹麦设计师对北碚进行规划设计。”

    建国初年,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4个人是我们万万不可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

    卢作孚手记
    卢作孚跨越了“革命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三大领域,并且在以下三个方面都取得了卓越成就:航运方面,他能在外资横行的年代,让民族运输业崛起,并占有一席之地;教育领域,他将北碚辟为乡村建设实验区,将落后乡村变成人才荟萃的 " 世外桃源 ";做人方面,作为中国大实业家的他,在公司内拥有极少股份,生活简朴而清贫 。

    国民党元老张群说他是 “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追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亨 。”

    柳传志也曾说过:“我特别尊敬卢作孚,但我绝不敢跟他比。抗日时期,他让员工为国家运送物资,损失很大。如果我处在战争年代会不会那样做,我不知道,但我很敬佩这样的人。”

    即便今天很多人对这个名字已感到陌生,但重庆、宜昌两地依旧有人对卢作孚印象深刻,因为在他之前,川江上没有中国的机动轮船。

    End.

    (本文图片取自网络,部分史料取自《中国国家地理》之“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版权归原作者。)

    PS:1938年,我的外祖父跟随复旦大学内迁重庆来到北碚一个叫夏坝的地方,当时战火已绵延到了长江中上游,我外祖父的舅舅时任国民党高级将领(1935年授衔的陆军二级上将)正率领部队参加武汉保卫战,我小时候从家人那里多少了解过这段历史,但真正让我对其有完整深刻的印象已经是这几年的事情了。可以说,只要是重庆人都对这段历史有所耳闻,也都对卢作孚和他创办的民生公司有种特殊的情愫。在如今这个商业时代,像卢作孚这种心怀祖国,真正践行实业救国的企业家并不多,或者说几乎没有。最近《敦刻尔克》在各大影院热映,我连夜赶出来这篇文章,希望借影片的热映能让更多的人了解卢作孚其人。因为太想让大家尽快了解到这段历史,整篇文章的写作是比较仓促的,其间难免史料堆砌,但我尽力收集我所认为有意义且完整的素材,为的是能更全面的展示一个有血有肉的中国实业家形象,希望大家喜欢并转发,让更多的人铭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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