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

苏轼于仁宗景祐三年，生于四川眉州的眉山，六岁入私塾，十岁写诗文。

父亲苏询坚持以朴实无华的文风教导他们兄弟，这对于后来苏轼首次进京高中进士，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而弟弟苏撤，性情比苏轼沉稳、谨言，深醇、温和。从他们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轼在前，辙在后。

他们兄弟二人一生感情都非常好，后来遇到何种境遇都不离不弃。那些我们曾经以为是表现爱情的诗句，其实大都是苏轼写给弟弟的，或者说至少“兼怀子由”，例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在美学上追求的是一种朴质无华、平淡自然的情趣韵味，一种退避社会、厌弃世间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态度，他反对矫揉造作和装饰雕琢，并把这一切提炼到了某种透彻了悟的哲理高度。

在古今诗人中，就只有陶潜最合苏轼的标准了。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渊明，才是苏轼所愿顶礼膜拜的对象。

陶潜的诗在唐代并不显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视。直到苏轼这里，才被抬高到独一无二的地步。并从此之后，地位便巩固下来了。苏轼发现了陶诗在极平淡朴质的形象意境中，所表达出来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谛，艺术的极峰。千年以来，陶诗就一直以这种苏化的面目流传着。

作为诗、文、书、画无所不能、异常聪明敏锐的文艺全才，苏轼是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们最喜爱的对象。我们回顾苏轼的一生，可以看到，他的一生不是被贬就是在被贬的路上；他的一生是不断失去又不断得到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不断与挫折磨难相包容的一生；他的一生是不断与自己和解的一生。

也许他的一生过得并不快乐，但是他的这种豁达与超脱感染着每一个走进他、靠近他的人。

苏轼有一篇散文《方山子传》，这也许就是苏轼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标本，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太平盛世”，苏轼却憧憬这种任侠居山，弃冠服仕进的“异人”，也如同他的诗词一样，表达着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么?

做为诗人，“大江东去浪淘尽”他文采飞扬，谈笑风生；作为官吏，“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嫉恶如仇，爱民如子；作为苏轼，“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他乐观豁达，清逸旷远。“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苏轼传达的就是这种携带某种禅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

尽管苏轼不断地进行自我安慰，时时现出一付随遇而安的“乐观”情绪，“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鬓微霜，又何妨”……;但他与陶渊明、白居易等人毕竟不同，字里行间总深深地埋藏着，某种要求彻底解脱的出世意念。这也难怪具有同样敏锐眼光的朱熹最不满意苏轼了，他宁肯赞扬王安石，也决不喜欢苏轼。

苏轼是忠君爱国，学优而仕、抱负满怀、谨守儒家思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上皇帝书、熙宁变法的温和保守立场，以及其他许多言行，都充分表现出这一点。这让他，上与杜、白、韩，下与后代无数士大夫知识分子，均无不同，甚至有时还带着难以想像的正统迂腐气息。

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苏轼留给后人的主要形象并不是这一面，而恰好是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面才是苏轼之所以为苏的关键所在。

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

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过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对整个人生、世上的纷纷扰扰究竟有何目的和意义这个根本问题的怀疑、厌倦和企求解脱与舍弃。

对政治的退避是可能做到的，但对社会的退避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除非出家做和尚。然而做和尚也仍要穿衣吃饭，仍有苦恼，也仍然逃不出社会。这便成了一种无法解脱而又要求解脱的对整个人生的厌倦和感伤。

然而就在强颜欢笑中，他的文字更透出那种不知如何，守候黄昏日暮的沉重感，和整个人生空漠之感。这种对宇宙、人生、社会的怀疑、厌倦、无所希冀、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尽管不是那么自觉，却是苏轼最早在文艺领域中把它充分透露出来的。

著名的前后《赤壁赋》是直接议论这个问题的，文中那种人生感伤和强作慰藉以求超脱，都在一定程度和意义上表现了这一点。

苏轼的词则更为含蓄而深沉地表现了它：“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凄凉，夜来风雨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传说，苏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后那首小词后，“挂冠服江边，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又惊又怕，急忙驾车前去探望，可他鼻鼾如雷，犹未兴也。人家正睡大觉哩，根本没去“江海寄余生”。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又何必那样呢？因为根本逃不掉这个人世大罗网。也许，只有在佛学禅宗中，勉强寻得一些安慰和解脱吧。

正是这种对整体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脱而未能，欲排遣反戏谑，使苏轼奉儒家而出人佛老，谈世事而颇作玄思。于是他行云流水，初无定质，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里没有屈原、阮籍的忧愤，没有李白、杜甫的豪诚，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当然更不像韩愈那样盛气凌人不可一世。

他的一生，命运坎坷，仕途崎岖。但这不能阻碍他。王安石得势，几乎所有忠良贤能之士都弃官而去。苏轼在连上三书之后不出预料的被贬，但他绝不因此退缩，他将新政的不满与缺陷诉诸笔端，因此得罪了当权的群小，遭到逮捕，险些丧命。因为他们都感受到苏轼这一套对当时社会秩序具有潜在的破坏性。

林语堂笔下这样评价这位文坛巨子：“苏东坡始终富有青春活力。他虽然饱经忧患拂逆，他的人性更趋温厚和厚道，并没变成尖酸刻薄。”

也有人说苏轼生得太早，他没法做封建社会的否定者，但他的这种美学理想和审美趣味，却对从元画、元曲到明中叶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驱作用。

直到《红楼梦》中的“悲凉之雾，遍布华林”，更是这一因素在新时代条件下的成果。苏轼在后期封建美学上的深远的典型意义，其实就在这里。

时势造英雄，苏轼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经久不衰，多半是因当时所处的环境，造就他颇高的思想道德素质。正因为苏轼的思想超乎常人，才使他的作品犹如一颗璀璨的星星在人群中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