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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盏孤灯底下熬过那四年半，当时并不觉得有多么寂寞：每夜看着那些正儿八经的名家名作，把旧时代的苦水当做眼前的甘露。有那么一个瞬间，有那么一种满足感，然而物质上的丰富仍然难以填补精神上的空洞——这是后知后觉的寂寞。
最难熬的是凌晨五点，瞌睡上来了。我不敢轻易睡去，怕耽误了工作，于是又和瞌睡虫打起仗来。打开手机上的音乐播放器，把音量调高，让那些旋律成为我的“战歌”。这一仗，我又胜利了。
我感化了寂寞，我俘虏了瞌睡，我是夜晚的勇者！
熬过那四年半，孤军抗战胜利了，夜晚不寂寞了，我有了伴。
既然找到了大部队那就什么也不用怕。坐在北边的老周四十六七岁，看上去和我差不多年龄：我二十多岁看起来像三十多岁，他四十多岁看起来也像三十多岁，我显老，他显小，于是总觉得我俩差不多大。“老周长得真后生呀！”那些阿姨们时常发出如此的感慨。老周不光是脸长得“后生”，心态也一样。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在手机上打“枪战”，组了一群队友。他的技术很不坏，我亲眼见他一手翻着对样本，一个手打“枪战”，把那几根手指头拆分开来，灵活运用。他一会儿看看本子，一会儿看看手机，竟然没有“挂掉”。所以我说：“老周真是个高手！”
老周爱喝一点小酒，恰好他的小姨子就在贵州怀仁的茅台镇开酒厂。他的小姨子时不时地给他寄一点酒。他将小姨子送酒的事常常挂在嘴边，将寄来的酒视作宝贝，每天绝不多喝，绝不轻易给外人喝。老周有时候挺小气，比如这个时候。人们总会用小姨子来调侃他：“时间都去哪儿了？”有人唱道，“到小姨子那里去了！”有人立马接下去唱道。他本人只是笑，绝不反驳。“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支持的小姨子。”这是他自己说的原话。其实其中并没有什么风流韵事，老周从不把它当回事。
坐在老周南边的是阿黄。阿黄与我同龄，带着一副黑框眼镜，人们说他长得像华少。阿黄并不姓黄，他姓张，只不过在名字中间带着一个“黄”字。而人们之所以叫他“阿黄”是因为这两个字在土语里同“阿旺”谐音。“阿旺”，犬也。给人取小名是当地人的一种文化：你若去村上找朱建芳，十个人里面九个不知道，“朱建芳？有这个人吗？”仿佛他们村上从来也没有过一个姓朱名建芳的人。然而若是问起“三毛”，“哦！三毛啊！倒数第二排靠路边的就是！”然而朱建芳就是三毛，三毛就是朱建芳。这一种文化使人们忘却了生生父母起名的不易，一个个的成了“干爹干妈”。不过好在阿黄并不介意，除了我以外都是阿黄阿旺地叫。
阿黄的地位忽高忽低，他的岗位缺人的时候，经理也是阿黄阿黄地叫得分外热络；他的岗位不缺人的时候，经理便直呼其名，连阿黄也不叫了。于是人们有时候调侃他：“阿黄成了‘宠物狗’了，成了‘藏獒’了！”有时候调侃他：“唉，阿黄从‘藏獒’变回‘土狗’了呢！”随着阿黄地位的忽高忽低，这两种调侃的声音起伏不定。阿黄的心态很好，从来也不生气的。
我和阿黄虽然年龄相仿却没有什么共同语言，他喜欢看网络小说——常常一边吃饭一边看，把饭粒洒在桌子上。有时候也打牌，有时候也打麻将。我既不打牌也不打麻将，看的是鲁迅老舍，这些都是令他感到头疼的事。我俩求同存异，倒也相处融洽，从来没有吵过一句嘴。
坐在阿黄南边的是老孙。老孙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看着有七十多。老孙和我最要好，简直称得上是我的“老友”。他已经做了爷爷了。
老孙是分公司经理的舅舅，技术科的这些人往往都和上层领导有些亲戚关系，被人们戏称为“皇亲国戚”。可是谁也没有半点架子，谁也不倚仗着什么权势，即便是处在“领导”的职位。老孙的脾气很好，从不和人争辩一句，正应了那句话：最好的争辩就是避免争辩。他做什么事都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真像一位稳重的老者。他有什么手机上的疑难杂症都来向我“请教”，我自然很乐意效劳。他的解锁密码我都了如指掌。“呀，怎么被你知道的？”他一脸惊讶地问，“你解锁的时候我瞄一眼就知道了。”我十分淡然地答。托他的福，我“精通”手机这件事声名远播，以至于全厂范围内凡是遇到问题无法解决的都来找我了。
最令老孙头疼的不是手机问题，而是他的小女儿。他的小女儿不肯去上学，一心想着做直播。有一回，他把我请到了家里，托我给他的千金修电脑。折腾了半天，发现配置太老，于是我便像医生开药方似的给他写了一张硬件清单，“就照着上面的配置去组装一台，不贵，足够用了。”我交代他说。老孙感激不尽，还给我买了一碗面回来做早餐。过了将近一个月，我忽地想起这件事，于是问老孙：“你女儿直播做得怎么样了？”“早不干了，上学去了！”老孙笑着说。真是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好在这一页翻过去了。看得出来，老孙十分疼爱他的这位掌上明珠。
老孙偶尔拿一点零食来分享，最出名的是他家的酸柚子。他家的酸柚子把老周酸得龇牙咧嘴，把阿黄酸得连吐带骂，把因好奇而品尝的每一个人都酸掉了牙。到最后只剩下我俩受用——老孙嗜酸，我百味不拒，我们又成了“饕友”。
于是，虽是夜班却也不再冷清，几个人闹哄哄的，彼此都不感到寂寞。
可每当到了凌晨四五点，每个人的瞌睡虫都不约而同地爬上来了。这时候才好看呢！看看那边的老周，把小姨子和手机游戏都抛在了脑后，把脑袋埋进了柜台下面的角落里，像沙漠中的鸵鸟似的；看看阿黄，整个人向后仰去，十分巧妙地把脑袋靠在了椅子靠背的一个角上。可不用担心他脑袋疼，这小子聪明着嘞——他在中间垫了一本书。他的瞌睡什么时候醒，这本书什么时候掉，比闹钟更准时；要说谁的排场最大，老孙当仁不让！他将经理的椅子搬过来，把两张椅子拼在一块儿，整个人便向后倒去。一眼看去，他脚架桌子，头枕布堆，洒洒脱脱，怡然自得。有一回经理来早了，“咦？我的椅子呢？”老孙跳起来，笑嘻嘻地给他搬过去。第二天他照例那么睡大觉，只是睡前多了一句交代：“经理来叫我一声啊！”
我也不用再熬着了，或靠在桌子上，或靠在椅子上，做梦。反正有什么事还有他们三个，谁都乐意帮一把的。有一回我梦见从高处掉下去，整个人便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惊出一身冷汗，把所有人都逗笑了。
到了早上六七点钟，士气高涨，每个人似乎都很亢奋。老周唱了起来：“一寸光阴么一寸金啊……”唱得有模有样。人们都说老周将来退休了还可以去唱经，“有挣不完的钱哩！”好像从他的嘴里会跑出来金山和银山；阿黄垫在脑袋上的书本或许已经掉下来过两三回了，此时他已经让本子回归原位，在手机上看起小说来了；老孙屁股底下的那张经理的椅子也已经还了回去，可以不必担心经理再管他要椅子了。老孙怡然自得地对着那几块麂皮绒样本，稍微偏了一些红，稍微偏了一些蓝都不要紧，反正最后漂洋过海到了老外那里都是眼不见心不烦的；我也不闲着，扫地拖地统计机器的用水量，够忙一个早上了。
我们都在为这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而欢呼，我们终于击退了梦魇，迎来了曙光！
可是，技术科的夜更像是一个美梦：平和，融洽，安宁。
那是我熬过的最美的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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