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八年二月，王阳明回到了绍兴。在绍兴期间，郑一初、陈洸、徐天泽（字伯羽，号蕙皋）等都来问学。
祁州书生傅凤家境贫寒，为了更好地孝敬父母，他决心走科举之路，日夜读书用功，竟至病重，父亲得知以后来绍兴要接他回去。离别之际，傅凤非常痛苦，他问王阳明仕途无望，自己怎样才能免于不孝？
王阳明告诉他：“保养精神，珍惜你的生命；端正情感，不要让父母蒙羞；尽力而为，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顺应天命，不要让外物毁害你的本性。”
蔡希颜辞官在家，人们都赞赏他高尚。王阳明事后马上提醒他，做事情还是不能任性急躁，在行将离开绍兴之际，王阳明又对他说，如果家里生活能达到小康，父母老有所养，自己是否出仕，自然无所谓。否则，不谋公职，还是有私心，与治学宗旨不符，不可不察。
东林书院原是北宋理学大家杨时（字中立，号龟山）的讲学之所，杨时去世后废弃，后被改建为寺庙。四百多年后，明朝少司徒邵宝（字国贤，号泉斋，别号二泉）开始在这里讲学，后来他的门人华云（字从龙）买下这处资产，并重新修葺辟为书院。无锡县令高文豸（字廷直）于是派人请王阳明作文以记之。
王阳明在《东林书院记》中说，二程之学续孔孟正统，龟山之学上承二程，下启罗从彦（字仲素，豫章先生）、李侗（字愿中，延平先生）和朱熹（字符晦，号晦庵，紫阳先生）。现在人们推崇邵宝先生，或者因为其文章之工，或者因其学术之邃，或因其政绩之良，其实邵先生真正值得推许的是他的求道之心，志于继承龟山之学，只有明白这一点，东林书院的重新开张才是有意义的。
日本高僧堆云桂悟（字了庵）曾两次代表政府出使大明，第一次在正德六年，在苏州住了半年；第二次在正德八年，寓居宁波育王寺，大修教典。在回国之前的五月，自宁波到绍兴，王阳明于是前往拜访，并作序送行。
王阳明序文说，世人常因厌倦争名夺利、俗世纷扰，而遁入空门。难道入了佛门，就得道解脱了吗？只有挠而不浊，才能做到清；只有狎而不染，才称得上洁。如果做不到这些，即使穿上僧衣，皓首穷经，无非逃避租税而已，实则放纵自我，与道何关？
王阳明说，了庵和尚，年踰九旬，坐一室，法容洁修，律行严谨，左右堆满经书，多有圈点，楚楚可爱，这才是清。王阳明和他讲论空性，了庵和尚引经据典，并结合儒学，阐发异同，性闲情安，这才是净。
鄞县书生黄宗明（字诚甫，号致斋）来绍兴问学，王阳明对他说，治学求道德，不少人却变成了求功名，而求功名，又被当成了求富贵。真正有志于道的人，其本心不会被功名所左右，有志于功名的人，也不会被富贵心所羁绊。仁者，做应该做的事，不首先考虑考虑利益，明道的人，不会计较功名。一旦有了谋计之心，即使为了明道，也是功利。
王阳明激励他说，“你是一匹千里马，任重道远，我对你寄予厚望。”第二年，黄宗明果然考中了进士。
黄绾因身体不好，开始习练辟谷，他在寄给王阳明的诗中说：“终朝未一粒，三咽充我饥。神爽絶超越，肝肺忽已香。从兹谢荤秽，并遣人间粮。”
正德八年五月初夏，天气非常炎热，王阳明带着徐爱去余姚龙泉山清风亭避暑，王世瑞、许半圭、蔡希颜、朱守中等弟子都从绍兴赶过来汇合，王阳明原计划等黄绾一起来会合，然后在赴天台雁荡之约，但家里人都反对，随着时间的推移，徐爱的假期也快到了，最终只好放弃。
整个五月和六月他们都在宁波境内跋山涉水，游览了四明山、雪窦山和溪口等地。王阳明评价说：“所历佳胜比比，独不彰于古昔，乃今得与二三子观焉。夫永乐诸山，可备游观者也；四明，可居者也。龙溪，可以避地者也，然而近隘矣；杖锡者，可以隐德也，然而几絶矣。乃若隐显无恒，俯仰不拘，近而弗亵，远而弗乖，可以致远，可以发奇者，其惟雪窦乎！诸君耳目之所接，心志之所乐，其于山水已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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