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完全摆脱痛苦和悲哀。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会与痛苦共存,而不是去摆脱痛苦吗?
人类的很大一部分痛苦是没有必要的。只要让未被觉察的思维控制着你的生活,痛苦就会自然而然地产生。(艾克哈特·托勒的《当下的力量》)
注:
苏格拉底强调“未经省察的人生不值得一过”,这主要是指对生命意义以及如何生活的思考,也就是要想清楚“生的意义,死的后果”。儒家强调自省,比如“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主要是注重对自己道德、行为的反思。
《当下的力量》强调要时刻察觉自己的思维、情绪,这类似于佛家的修行,是非常困难,也是非常有益的。
通常,当下所产生的痛苦都是源自对现状某种形式的不接受、某种形式的无意识抗拒。从思维的层面来说,这种抗拒以批判的形式存在;从情绪的层面来说,它又以负面情绪的形式显现。痛苦的程度取决于你对当下的抗拒程度以及对思维的认同程度。思维通常否认当下,并试图逃离当下。换句话说,你越是认同自己的思维,你就越感到痛苦。或者可以这样说:你越是接受当下,你受的苦就越少,也越能从小我思维中解脱出来。(艾克哈特·托勒的《当下的力量》)
注:
史铁生经历过许多的痛苦,二十一岁残疾、母亲早逝、女友迫于压力离开他、肾病进而尿毒症……
四十三岁的时候,史铁生写了一篇《墙下短记》,其中有一段讲述了他开始有“接受”的心态:
那夜的箫声和老人,多年在我心上,但猜不透其引领指向何处。仅仅让我活下去似不必这样神秘。直到有一天我又跟那墙说话,才听出那夜箫声是唱着“接受”,接受限制。接受残缺。接受苦难。接受墙的存在。哭和喊都是要逃离它,怒和骂都是要逃离它,恭维和跪拜还是想逃离它。失魂落魄的年月里我常去跟那墙谈话,是,说出声,以为这样才更虔诚或者郑重,出声地请求,也出声地责问,害怕惹怒它就又出声地道歉以及悔罪,所谓软硬兼施。但毫无作用,谈判必至破裂,我的一切条件它都不答应。墙,要你接受它,就这么一个意思反复申明,不卑不亢,直到你听。直到你不是更多地问它,而是它更多地问你,那谈话才称得上谈话。
在北京友谊医院“友谊之友”座谈会上,史铁生也讲到了对苦难的接受态度:
别总想着逃避困境:你恨它,怨它,跟它讲理,想不通,觉着委屈,其实这都还是想逃避它。可困境所以是困境,就在于它的不讲理,它不管不顾、大摇大摆地它就来了,就找到了你的头上,你怎么讨厌它也没用,你怎么劝它一边去它也不听,你要老是固执地想逃离它,结果只能是助纣为虐,在它对你的折磨之上又添了一份对自己的折磨。
有一回,有个记者又问我:你对你的病是到底是个什么态度?我想了半天也不找不出一个恰当的词来回答他,好象说什么也不对,说什么也没用,最后我回答:还是敬重。这并不是说我多么喜欢病,但是你说什么呢?讨厌它吗?恨它吗?求它快快滚蛋?除了自讨没趣,就是自寻烦恼。但你要是敬重它,把它看成是一个强大的对手,是命运对你的锤炼,就像是个九段高手点名要跟你下盘棋,这虽然有点无可奈何的味道,但你却能从中获益,你很可能从中增添了智慧,比如说逼着你把生命的意义看得明白。一边是自寻烦恼,一边是增添智慧,选择什么答案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对困境,先要对它说“是”,接纳它,然后试着跟它周旋,输了也是羸。这不是阿Q,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展示他的癞头疮,以丑为荣;你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比如腿死了,肾也死了,但未必精神就不能赢,就不能活得更好。
在《与神为友》中,尼尔描述了应对困难、痛苦的五种态度,非常有道理:
当你面对一个你认为是困难的状况或境遇时,要立刻表达你的感谢,而不只是想到解答,或针对问题本身。借由如此做,你会即刻改变了你对它的观点,以及你对它的态度。
其次,祝福它,正如你母亲所做的。给它你最好的能量和你最高的想法。在这样做时,你将它变成了你的朋友,而非敌人;变成支持你,而非反对你的东西。
然后,接受它,并且不抗拒邪恶。因为你所抗拒的,会坚持下去。只有你所接受的,你才能改变。
现在,以爱包裹它。不论你在经验什么,你真的能将任何不想要的经验“爱”走。换句话说,就是你能“爱死它”。
最后,要喜悦。因为那精确而完美的结果就在手边。没有东西能拿走你的喜悦,因为喜悦即你是谁,以及你永远将是谁。所以,在每个困难面前,做一件喜悦的事。
史铁生是真正做到这五种态度的人,这也是他伟大与智慧的地方。
网友评论
那么,一切不幸命运的救赎之路在哪里呢?
设若智慧或悟性可以引领我们去找到救赎之路,难道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这样的智慧和悟性吗? ”
智慧的成长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