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书云：“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所谓‘良知良能，愚夫愚妇可与及者’。至于节目时变之详，毫厘千里之谬，必待学而后知。今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至于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兴师，养志、养口，小杖、大杖，割股、庐墓等事，处常处变、过与不及之间，必须讨论是非，以为制事之本。然后心体无蔽，临事无失。”
“道之大端易于明白”，此语诚然。顾后之学者忽其易于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此其所以“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但惟圣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妇不能致，此圣愚之所由分也。】
你来信说：“圣人之道，在大的方面是容易明白的，所谓的‘良知良能，愚夫愚妇都能做得到’。至于一些细节和时代的变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肯定要学了后才知道。你说要在父母的冬暖夏凉中尽孝道，这谁不知道呢？至于舜不告诉父母就结婚了，武王没有安葬文王就兴师伐纣，曾子遵从父亲的意志，曾元只给父母一口饭吃，父亲用小杖打可以，用大杖打就得逃跑，因为伤自己身体就是对父母的不敬，割股疗伤，结庐守墓等等，到底是坚守还是权变，做得过或者不及之间，必须要讨论清楚是非曲直，作为处理世事的准则，然后心体才不会受蒙蔽，做事才没有过失。”
大道易于明白，这话说得不错。我只是顾虑后世的学者因为易于明白而不去做，而专门去探求难于明白的东西当做学问，这就是孟子说的“大道就在跟前却去远处探求，事情本来很简单，自己却弄得太复杂”，孟子又说：“大道就好比大路，有什么难知道的呢？只是人自己有毛病不去走而已。”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都是一样的，只是圣人能根据良知去行动，而愚夫愚妇不去做而已，这就是圣人和愚夫愚妇的区别。
【“节目时变”，圣人夫岂不知，但不专以此为学。而其所谓学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审此心之天理，而与后世之学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顾是之忧，此正求其难于明白者以为学之蔽也。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短之不可胜穷也。故规矩诚立，则不可欺以方圆，而天下之方圆不可胜用矣；尺度诚陈，则不可欺以长短，而天下之长短不可胜用矣；良知诚致，则不可欺以节目时变，而天下之节目时变不可胜应矣。毫厘千里之谬，不于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将何所用其学乎？是不以规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圆，不以尺度而欲尽天下之长短。吾见其乖张谬戾，日劳而无成也已。】
“细节和时代的变化”，圣人难道不知道吗？但是不专门以此为学问。圣人所谓的学习就是如何致良知，以精察内心的天理，这就是与后世的学者的区别。你还没有做到致良知，却去看这些细节的东西，这就是探求难于明白的东西作为学问的弊端。因为良知对于细节和时代的变化，这就好比圆规矩尺对于方圆，尺寸尺码对于长短的关系。细节和时代的变化这是不可预测的，这就好比方圆大小尺寸长短不能穷尽一样。所以圆规矩尺定下来，是方是圆就确定了，但是天下的方圆仍然不能穷尽；尺寸尺码定下来，或长或短也确定了，但天下的长短仍然不能穷尽。良知确立了，细节和时变的处理方式也确定了，只是各种细节和时变也是不能穷尽的。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不在自己的内心体察一念之差，又将学问用到什么地方呢？这就是不以规矩来定天下的方圆，不以尺度来定天下的长短。我认为这样的做法乖张荒诞，只会终日碌碌无为，毫无所成。
【吾子谓“语孝于温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鲜矣。若谓粗知温凊定省之仪节，而遂谓之能致其知，则凡知君之当仁者，皆可谓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当忠者，皆可谓之能致其忠之知，则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体，不益较然矣乎？
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邪？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诚于为无后，武之心而非诚于为救民，则其不告而娶与不葬而兴师，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后之人不务致其良知，以精察义理于此心感应酬酢之间，顾欲悬空讨论此等变常之事，执之以为制事之本，以求临事之无失，其亦远矣。其余数端，皆可类推，则古人致知之学从可知矣。】
你说“让父母冬暖夏凉的孝顺，这个谁不知道呢”，但是真正能做到的人很少。如果说大概知道温清之节，就说自己能做到，那么君王都应该知道要实施仁政啊，这就能算作君王实施仁政之知了吗？作为臣子应当知道要忠于君王，这就算是实施了忠君之知，那么天下谁不是致知者呢？以此就可以知道“致知”就在于行动，没有行动是不能称之为“致知”的，这就清楚了。这知行合一的道理，不是很清楚吗？
舜没有告诉父母就结婚了，在舜之前已经有不告而娶的准则吗？所以舜考证什么典籍，为了什么人吗？抑或是向内探求本心的良知，权衡了轻重和权益，不得已才这样干的吧？武王没有安葬文王就去兴师伐纣了，是不是在其之前就有兴师的准则呢，是武王考察什么典籍，向什么人询问，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啊。或者是在内心探求一念的良知，权衡轻重，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如果舜不是考虑无后为大的孝，武王没有考虑到救国救民的急需，其不告而娶和不葬而兴师伐纣，那是不孝不忠的才子啊。后面的学者不管致其良知的需要，却用精察的功夫感应心中的整体，却要凭空去讨论变化无常之事，拿着它以为是做事的基本规则，以求得碰到事情的时候不回避和隐藏。如果执行下来也是以事情为根本，好求得碰到事情的时候没有什么损失，这距离圣人之道也太远了。其余很多事情，也可以这样类推，古人致良知的学位就由此可知了。
知只是个认识，不能说知道，而应该说听到，关键在做到了才能算是致知，同时按照格物的标准来看，致知做到极致就是致良知。我们总喜欢走大道，简单明了，却自己找羊肠小道走，以为有捷径，贪巧求速，最后的结果就是过度的关注变化的细节，却忽略了本身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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