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马立诚《历史的拐点》兼评王安石变法的悲剧

        马立诚先生所著《历史的拐点》确实是一本好书，它向我们精彩展示了中国历代历朝共13次改革的全景图。今天只简要谈谈对大家最为熟知的一次——王安石变法的一点读后感。

        读完《历史的拐点》，最深刻的感受就是：历览所有皇权专制朝代，尤其是宋朝那样的全民腐败搞经济建设的国家制度设计，历世百年后就陷入不改革必亡、改革失败亡得更快的困局。在本人简书《简单聊聊大宋王朝那些事儿》里有详细的描述分析，今天不再赘述。

        感受最深的原因之一是大宋体制内的人才逆淘汰。在宋神宗和王安石时代，他与司马光之争是思想路线之争，人品文章廉洁两人都是刚刚的，两派的分歧在于国家应该怎么搞才能搞好，还是以国事为中心，个人权力和进退次之；在宋哲宗和章惇时代，改革就成了党派之争，改革与否成了站队的手段，争的是个人、集团或圈子的利益和进退；到宋徽宗和蔡京时代，改革完全成了无耻无能之辈谋取个人、家族和集团利益的表演，把国家彻底玩完了！金兵南侵灭大宋只是一个偶然的外因，没有金国，也会有其他强敌来攻灭大宋。踹门的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踹一脚房子就塌下来，才是根本原因。如果大宋国富民强，兵强马壮，谁能奈何？

        以今天的国家治理眼光看，以现代主流市场经济论，王安石变法搞国家资本主义那一套必败；以积极进取、开拓创新思想论，王安石可学；以文章人品论，王安石可拜！

        然而，王荆公千古名相之美誉，只是近代以来我们给他翻的案。在宋明两代，中国儒家学者更多的是斥责他为＂乱国之奸＂，把北宋甚至南宋灭亡的主责都推到他的身上，说他推行变法的＂三个不足恤＂惑乱人心，引发朝野士大夫们党同伐异、党争误国。直到清末，梁启超先生才给他正名，为＂维新变法＂寻求历史渊源和支持。万幸，中国人民其实不傻，对凡是想对旧社会旧秩序旧格局做点改变的人终究是认可的。历史并不是非黑即白！尤其是中国的历史，太复杂。一直到近代中国，由于相对于先进的西方太落后。各种思想、各种主义、各种势力，都开出了救亡图存强国的药方，有公心也有私心，且主张不一定全对！但是，比压根就不想真正开药方的要强。毕竟，想改变一下不甚公平的现实是绝大多数人的诉求，尽管有些人不敢、也不想说出来，无须苛求。只要是想改变的都值得纪念，最不可原谅的就是不许革命。所以，在王安石离世800多年后，就有梁任公带头为他翻案，直到今天，大家都认可。

        王荆公当含笑千古。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明月始终挂在苍穹之上，照着每一个人。

        有人会问，如果没有王安石变法，大宋王朝会怎样？

        这我要反问一句，大宋没有王安石和司马光之争，就不亡吗？

        照样亡，只会亡得更没有样。

        有了王安石、司马光二人之千古佳话式的君子纷争，才给大宋之亡留了一丝可经后人评说的体面。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读历史需要人生历练，以前我真的不懂什么叫周期律，我信的是人定胜天，什么事是人做不好的呢？现在我基本懂了。

        周期律就是任何事物都有内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决定了事物本身的生死周期。人、集团、政党、国家都会遵循这一规律。

        一句话，万物皆有生死，包括宇宙。

        比如，北宋的国家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制度的内在矛盾决定了它的生死周期，到享国百年时＂百年之积、惟余空簿＂，已是百病缠身、步履蹒跚。王安石、司马光等具体历史人物应时势和形势出现，会暂时改善、延缓或加剧、激化它衰亡的进程，但改变不了它必亡的结局。恰巧王安石、司马光两人文章才学人品都不错，给后人留下一段历史佳话，也为北宋的葬礼增添了一丝值得回味的亮色。说白了，有他们两人，大宋死得好看点。除非新建一个政权，彻底改变国家制度设计，才能扩大或延长它的生存空间和生存周期。

        事实上，在宋神宗登基之初，改革或改变是当时北宋朝野的共识，所有人都认为国势至此，要改了，不改不行了。不改必亡是等死，大家谁都看得出来。前面宋仁宗时代，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就是第一轮先导先试。所以，王安石变法不仅仅是王安石的个人想法和人生理想，但分歧在于怎样改，谁来改，改哪些，革谁的利益。历史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王安石去世后仅40年，北宋灭亡于＂靖康之耻＂，他富国强兵的理想也随之付之东流。

        人事斗争只是事物矛盾的外在表现，北宋历史的最亮点在第一轮改革斗争中，王安石、司马光两人的君子风范，也仅此而已。后两轮改革斗争，由于皇权专制下人才的逆淘汰规律，一代不如一代，斗相越来越难看，直到玩完。

        有人说，王安石变法失败是他用人失察、或是他本人执拗的脾气所致，还有人说他的＂情商＂很低。＂情商＂本是一个现代词语，在宋代恐怕还没有这个词来形容士大夫阶层。这些只能呵呵了！王安石是用了很多奸邪狡诈之徒，但不用这些人，又能用哪些人？大宋百年到了他主持变法时候，已经找不到几个人可用了，既干练又清廉的人才就像大宋户部的账册一样，翻来翻去，要么是空白，要么是赤字。

        世上有且只有一个王安石。

        王安石年轻时在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担任县令，曾经在他管辖的县内探索试行过部分新法，效果很好，并获得了“治绩大举，民称其德”的赞誉。所以到了中央主持变法改革，他一直以为真理在握。大宋全国由上千个县组成，我当县令是可以搞成的，其他所有的县也能搞成，全国变法就大成了嘛。但若大一个大宋王朝就是没法挑出1000多个像他一样的知县。王安石也认为选人用人有问题，无年轻才俊可用，也曾颁发过《三舍法》、《科举新法》和《三经新义》来培养新进人才，但由于保守派的作梗和行法时间太短，人才培养一时难见成效。百思难得其解后，也毫无他法，还是得主要使用现任在职的干部，只能这个不行换一个，但残酷的事实是人越换越差。王安石扭转不了皇权专制下人才逆淘汰的规律，当然他可能还意识不到这一条。但历史呈现了客观事实供我们阅读。

        事实上，历史的进步与否总是不以任何人和利益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新的生命总是在旧的母体中诞生。改革者自身的道德素质对改革本身来讲，可以加持，但不起决定性的作用。比如，晚清四大名臣之清末新政的主要贡献者张之洞。

        这位清正廉明的清末“清流党”代表人物，大儒出身的封疆大吏于1889年任湖广总督驻鄂17年，治理新政成效斐然。离开湖北进京入阁前，给武汉留下了＂东方芝加哥＂的美名，湖北以人才鼎盛、财赋广袤称饶于全国。教育有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广雅书院，重工业有大冶铁矿、汉阳钢铁厂，兵器工业有汉阳枪炮厂，轻工业有汉口纱厂、自来水厂等，商业有武昌的＂千家街＂和汉口的无数商会，还有报馆新闻及出版业，以及民生工程＂张公堤＂等等，不胜枚举。张之洞还在湖北练成一镇一协新式陆军（一师又一旅），全部最新式的枪炮武装，在当时的中国仅次于袁世凯的北洋六镇，威镇江南。张之洞的《劝学篇》拿到今天来读，会有什么意义？不信，可以试着重读一下。历史记载，就是这样一位朝廷封疆大吏，在湖广推行新政17年，经手的资金不下上亿两白银，1909年在他去世时，家中连丧葬费都拿不出。只能由门下子弟凑钱才得以下葬，其中就有当时的革命党同盟会的军事领袖黄兴和后来中共元老之一的董必武。民国著名学者辜鸿铭曾评说：“文襄自甲申后，亟力国图富强，及其身殁后，债累累不能偿，一家八十余口何以为生？”

        其实，在张之洞生前，他一家人就过得很艰难，但他就是不受贿。有时年关实在挺不过去，张之洞就派人典当衣服家私之类度日，年后再想办法赎回。当年，武昌一些大当铺有一规矩：凡是总督衙门拿皮箱来当，每口箱子都给200两银子，并不开箱验看，只照箱数付给银两。开春后张之洞手头松动一点，必会派人用银两赎回箱子。

        1909年，张之洞临终前，给子孙留下遗嘱：“人总有一死，你们无须悲痛。我生平学术治术，所行者不过十之四五，所幸心术则大中至正。为官40多年，勤奋做事，不谋私利，到死房不增一间、地不加一亩，可以无愧祖宗。”如此清廉干练的封疆大吏也没有能挽救大清。

        张之洞去世后两年，他一手练成的武昌新军发动辛亥首义，推翻了大清王朝。

        历史就是如此的诡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