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黑云摧城

6.胜败有凭

历史的真相往往都存在于表象背后，了解历史如果不了解深层次的背后，那未免有几分去北京却没有爬长城吃饺子不蘸醋的意思，而历史真正的精华正是表象背后深藏的规律。

萨尔浒之战就像一道五星级真题，考试必考，理解了这道题也就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之后八旗军队为何一路势如破竹乃至清军为什么可以在军事上屡屡近乎碾压明军为什么可以完成王朝更替这一历史进程。

这道题，很基础但也很重要，但答到点上的却寥寥。

对于萨尔浒之战，当事人两方各有所词。清人就是典型封建迷信，“天之所助”“天命在我”“天意如此”。

相较而言，明朝的观点就多了一些，一是认为杜松轻敌冒进从而导致了连锁反应，经略杨镐、御史陈王庭等人持此观点；二是认为经略杨镐的指挥问题，丧师误国。

在这点上大多数人认为是杨镐的能力问题，毕竟指挥过著名的“蔚山大败”，指挥萨尔浒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但有些人提出了不同的论据，不认为杨镐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认为杨镐是故意失败，原因是因为杨镐是“汉奸”，持这种观点的是以高攀龙为代表的东林党人。

第三种观点是认为辽东总兵李如柏和努尔哈赤有勾结，原因就是李如柏进军磨磨蹭蹭，而且和努尔哈赤有着亲密的关系那就是舒尔哈齐的女儿为李如柏的妾。

提出者为浙江道御史杨鹤，他有一个儿子叫做杨嗣昌，对于他的事迹有着很多的争议。

作为后人，站在后世的角度，站在上帝的视角，我们可以得出更多的更全面更客观的理由，我们可以充分去做“事后诸葛亮”。

然而，我并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对于清人的说法大家一笑而过，但对于明人的说法却全盘接受，多少文章洋洋洒洒说来说去还是跳不出以上三个观点。

事后诸葛亮都做不好，不是能力不行就是态度不行，也就是不客观的态度，用历史的专业名词就是“为尊者隐，为尊者讳”。

作为总指挥的杨镐，有没有问题？一把手负责制，杨镐是肯定有问题的，但杨镐个人因素是否决定了萨尔浒战役的失败？这个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从杨镐履历来看，杨镐是当时文官中少有的做过兵部领导同时指挥过前线的，再加上两次辽东巡抚的工作经验，杨镐成为不二人选。

杨镐深受诟病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杨镐“分兵合击”的战略计划。

事实证明萨尔浒之战明军失败了，所以源头就在于杨镐的战略计划有问题而且是根本性的问题，这不光是当时朝野上下而且在后世也大多这样认为。

成王败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将之绝对化就是唯结果论，结果是好的所以过程无足轻重，从而忽视正因为是过程决定结果，用逻辑前提推论逻辑结果成立，不等于逻辑结果逆推出的逻辑前提一定成立。

杨镐的“分兵合击”是明朝对于女真的经典进攻战略，这种战略背后的实质是处于绝对优势的明朝对处于劣势的女真一种效率最大化也就是可以保证最少的漏网之鱼从而更好的“犁庭扫穴”。

但“分兵合击”在萨尔浒之战并不适用，因为明朝和女真的力量对比出现了变化，努尔哈赤的建州女真不仅不处在绝对劣势而是一个明朝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统一的女真国家。

统一，意味着强大。

没有根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而变化，一招鲜吃遍天，看似这是杨镐的问题，实际是明朝的问题。

当时李汝华报的是至少三百万两军饷，但万历只看到了三百万两而没看到至少，“至少三百万两”就是“三百万两不够”的委婉说法，而实际上这三百万是不够的。

这三百万两不够，所以导致了方从哲、黄嘉善催促杨镐在雪后发兵，原因就是十多万大军人吃马喂后方预算跟不上了。

如果十多万大军一起进发，行军速度迟缓，意味着开支的增大，而“分兵合击”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说到底就是为了省钱。

洪承畴的松锦之战，最后也是出在了同样的问题上。

这是从经济角度来说，另一方面就是政治角度来说。

杨镐的任务最基本是战胜，在此基础上是打一个漂亮的大胜仗即“犁庭扫穴”，而这点只有“分兵合击”可以做到。

不仅要大胜仗还要打的漂亮还要打出天朝国威，这样追求完美加重了杨镐的压力。

而从实践角度，“分兵合击”的计划也未实践，从杜松军先行出发就意味着事情的发展偏离了预定的轨道，这时候指责计划有问题未免有些“指东打西”。

总的来说，“分兵合击”是当时情况下明朝唯一可以选择的战略计划，而实践过程中这一战略也并未实施；而杨镐作为最高指挥，既不是什么名将名帅有化腐朽为神奇之力，也不是什么混吃等死一窍不通，他就一个正常人，也只会中规中矩照搬形式，没有大功但也没有大过，对杨镐期望过高不过是一厢情愿，指责杨镐不过是期望落空的掩饰和辩解。

在杨镐的背后，要看到当时明朝统治集团的问题。

第一点，那就是明朝内部不和。

首先，前线和后方、军方和文官的不合，是经略杨镐和朝中大臣意见不合，杨镐说这天气不利于我们不能打，再等等开春，内阁首辅方从哲和兵部尚书黄嘉善日发红旗，高唱“前进前进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并委婉的告诉杨镐，再不出兵京城里的言官就准备写举报信了，怀疑杨镐的政治立场有里通外国的嫌疑，所以杨镐的出兵是在中央为首的文官集团干预下的赶鸭子上架行为。

其次，是将帅不和，杨镐和刘铤有矛盾，是和抗倭援朝时期有关，当时杨镐是总指挥，刘铤是备倭总兵，这是“旧恨”，“新仇”则是刘铤劝阻杨镐出兵，杨镐对来人都是耐心解释，唯独对刘铤亮出了尚方宝剑，二人爆发了争吵，在朝鲜人的记载中刘铤表示要“以死殉国”，潜意识就是认为杨镐指挥就要玩完，而刘铤所率的明军全部是老弱病残整个一后勤大队，还带上了拖后腿的朝鲜军队。

注意，并且没有火炮。

还有蓟辽总督汪可受和李如柏的矛盾。李如柏到辽阳后，见到汪可受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模仿他大哥李如松，论资排辈，问汪可受咱俩谁大。

以文制武，以小治大，这是传统，就是一个辽东巡抚都比李如柏大，更不要提管的辽东保定顺天三地一切军政事物的总督了，这汪可受能当时碍于面子没有追究可事后不可能没有想法？。

文武不合，将帅不和，将领之间也不和。表面上大家嘘寒问暖刘将军长杜将军短马将军年少有为李将军仪表堂堂，私底下谁也看不起谁，就差骂娘了。（以杜松刘铤的文化水平完全有可能）

杜松刘铤看不起李如柏马林，觉得二人是典型二代，完全是靠家世；自己不一样，自己是不完全靠家世，三分天注定（家世），七分靠打拼，主要还是战场上一刀一枪打出来的。

李如柏一合计，你们背景都没我牛你们家里都没我老子官大，神气什么。

马林一看杜松刘铤，谈吐粗俗，典型的大老粗（马林以文学家自居），而李如柏就是个纨绔子弟，三个他都看不上，觉得跟这三位在一起丢人。（耻为同伍）

四个人四个看法。

而刘铤对杜也有意见，准确的来说就是杜松的一句话，

杜松表示自己来没别的，努尔哈赤的头我要了，谁也不和我抢，谁抢我和谁翻脸，马林表示我没兴趣，李如柏表示你开心就好（愿让首功），唯独刘铤看不过去，论军功那得先数自己杜松还得靠边站，你杜松说这话什么意思？

“首功一定是我的！”

所以当后金军兵假冒的杜松手下的明军告诉刘铤已经杜松已赶到赫图阿拉城下的时候，刘铤没有思考而是直接急行军以致全军中伏力战而死。

都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可明军的问题不仅将熊熊，兵也熊熊。

首先，就是分类型，笼统的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正规军、新兵蛋子、退伍老兵。

正规军是各处援军，有宣府、大同、山西、甘肃、宁夏、四川、广东、山东、南北直隶，算上辽东明军，大家凑份子，你出三千我出五千，辽东作为东道主出两万，就差不多凑齐了。

而退伍老兵就是指东征（万历年间抗倭援朝战争）中的明朝老兵，这帮人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战斗力强，作战经验丰富，但人数较少。

至于另外的差额，就从征募新兵补充。

我们有必要去简单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因为当兵，不是你想当就能当的的，他不看学历，不看视力，不看身高体重，不看高矮胖瘦，他只看一样东西：

军户。

举个例子，张三的爷爷是当兵的，那张三的爸爸生下来也不用想读书也不用想种地也不用想毕业以后的就业前景，无需担忧就业问题，因为当他呱呱落地那一刻就已经有了工作单位，且有且只有一个，好和不好都没得选，那就是当兵，到了张三身上也是同理，张三后人也是。

不同于我们现代的义务兵役制，这就是军户，也就是世袭的。

如果不是军户，抱歉您到旁边歇的去吧，从理论上一般来讲除了个别猛人壮人简直就是当兵好材料那种之外，或者赶上抓壮丁，一般是不允许参军的，

如果按照这种方法，一颗萝卜一个坑是不会缺兵的，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军队出现了缺额。

虽然有个铁饭碗（当兵），不愁吃穿（理论上），包分配包就业铁饭碗工作，但并非人人愿意，首先风险高收益低，做的是刀口舔血的买卖，而鉴于明朝的战绩，除了开国还好点，之后基本就是被蒙古换着花样的打，除了个别猛人（马芳、李成梁），战争对下级军官和士兵来说就是一台绞肉机，普通士兵基本就是炮灰，想着升官的前提就是先活下来，而且还得做到有度，把握时机，不能大家冲锋你一个人往后跑，总之是个技术活，很多时候还要看运气。

是所谓“好男不当兵”。

重文轻武的社会环境也决定一般的家庭选择科举这条道路，很多将门甚至都出现这种情况，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逃脱军户身份，加之其他因素，军户制度的衰弱直接导致了军队战斗力的直线下降。

还有的更干脆，直接逃，用两条腿逃。

据统计，正统年间天下逃兵共一百二十多万。

当时明朝总兵力不过二百余万，也就是逃兵占了百分之五十。

你可能会诧异，可能会疑问，这个数据会不会有问题？真不真实？

至于到底准不准确，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个数据出于当时最官方最权威最有说服力的《明英宗实录》。

这种时候军户制度已经无法满足日常兵源的保证，所以就有了募兵，最广为人知耳熟能详的就是戚继光的“戚家军”。

所以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军户制和募兵制二者并行，谁多谁少这也不知道，有时候也要看不同地区，比如九边和内地就不同，例如在陕西地区甚至出现了一帮自发组织的“雇佣兵”，平时种地干活，打仗的时候就靠给朝廷打仗挣钱，因为价格公道童叟无欺战斗力高专业性强，甚得官军喜爱。

但在萨尔浒之战前的辽东，因为辽东明军的缺乏，所以必须招募三万新兵。

据史料记载，在辽东这并非没有先例。

如果说陕西的这帮是高素质的龙套，那辽东的大多是领盒饭的群众演员，每当领导检查、军队阅兵、清点军队人数（这个很重要），这帮人的生意就来了，辽东御史陈王庭曾经在辽阳检阅三万明军，发现其中有两万多人穿着零散，手中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如果不是仔细看看到没有枪头刀头的话，陈王庭还真以为他们拿着的是长枪长刀。

这种武器俗称“棍子”。

有些地痞流氓靠此养家糊口发家致富，今天在这个营报名领了钱粮，转天就去另外一个营报名再领钱粮。

这不是募兵，这是薛之谦的《演员》。

征兵不同于军户，来去相对自由，但也往往造成军队素质良莠不齐，强的特别强，弱的特别弱，比如戚继光精挑细选的“戚家军”战斗力就很强，比如其他军队战斗力就可能很一般，而且由于打破了兵帅分离，这些招募的士兵很容易成为一些将领的私人军队，比如左良玉就被称为“军阀”。

无论从哪方面角度来看，辽东招募的两万多新兵，都是属于差的。

辽东新兵差，辽东老兵也好不到哪里去，大家谁也别笑话谁，半斤八两。

在高淮公公担任辽东矿监这些年，辽东明军战斗力自李成梁时期二次直线下降，原因主要就是工资不够，所以有人经营副业，军中挂职，还有的把军火库的武器、火药偷卖给后金，更有的骑兵为了不上战场直接把马杀了，吃了马肉火锅。

作为主兵的辽东明军这个样子，从其他各路赶来的援军也无法依靠。

《明神宗实录》记载，援辽明军先是哭还要嚎（伏地哀嚎），没办法抹干眼泪踏上征程，然后沿路抢劫，无所不做。

这些“精兵”的表现是因为他们不是精兵。

按照兵部命令调拨精兵，给兵部的回文也是一定派遣精兵，可实际是压根没有，原因很简单，地主家也没余量，精兵都是有数的，多一个不多少一个就少，精兵去了辽东，自己这边怎么办？蒙古骑兵打过来怎么办？流民造反怎么办？大家都得为自己考虑。

要是再具体，正规军还分为边军和内地额兵，可以理解为野战军和警卫部队，双方谁都看不上，边军认为内地额兵就是混子，没打过仗，内地额兵觉得边军就是窝囊废，换自己那早就把蒙古打趴下了。

这是三大类的明军，这其中还可以按籍贯分为几大派系，比如辽东明军，比如陕西明军，比如四川明军，再比如戚家军等等，谁也不服谁，比如南兵和北兵历来看不惯的历史遗留问题等。

辽东明军觉得在自己地盘上，自己是东道主，再加上自己一贯战斗力强，以老大哥自居，其他都是我小弟，都是来给我打工的；各路明军觉得辽东明军就是个笑话，自己收拾不了烂摊子让大家帮忙，丢人现眼，饭桶一个。

新兵毫无经验，还在熟悉；征调的援军无心作战，心有怨言；东征老兵倒是有经验，可是上了年龄身体不行；辽东明军知根知底了解情况，长吁短叹。

新兵看老兵，老兵油子；老兵看新兵，新兵蛋子；打过仗的笑没打过的，不是男人；没打过仗的说打过的，老兵油子。

战斗力强的嫌战斗力弱的，拖后腿，以他们为耻；战斗力弱的纪律涣散，盔歪甲斜，吊儿郎当，嫌战斗力强的事情多。

把这样七八万人像打麻将洗牌一样打乱编制重新分组，一组里面有老兵新兵外地的本地的，还有的外援（叶赫军队朝鲜军队），再给安排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中下级军官，再给这些军官安排一个不知道的上级，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将领对手底下士兵战斗力没把握，手底下士兵对将领统率力没信心，战斗的时候把自己后背交给战友，回头一看战友跑了，弄得大家谁也不认识谁，自然除了自己谁也不相信，明军用这样的划分方式把本就严重的矛盾科学完美的最大化了。

名叫发财未必就可以发财，主战派未必就是爱国，学霸未必就是人才，慷慨激昂未必就是忧国忧民，开豪车的未必都是二代，漂亮美丽的年轻女性未必都是小三，同理所谓的正规军也未必就是战斗力强。

用法国社会学家古斯塔夫勒庞的成名作来形容这支明军：

《乌合之众》。

除了有个正规军的名头，其他没有一点像正规军。

这也不光是明军的问题，到了清朝中后期同样是这个问题，归因到底是重文轻武下的兵将互不统属，维护封建皇权带来的必然代价。

想要一支强大军队，士兵、武器、马匹、粮草、军律、经验缺一不可，而这些恰恰是明军不完全具备而后金军队完全具备的。

而反观后金军队，其本身的单兵素质就高于明军平均水平（每天打猎、每天和其他部族打仗），身体素质好战斗经验丰富，而这种类似小打小闹的经验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的进程又有了极大的锻炼和质变，八旗的划分又让他们有了成建制一起磨练战斗的配合和经验。

马匹，后金有“三炼”之法，其中就有一项跳深涧，模拟的就是战场上的壕沟，马能跳过才算合格；至于甲胄，不搞什么注水的“棉甲”，棉花里垫钢板省价格，清一色铁甲，而且还发明了“腋甲”，也就是今天胳肢窝部位。

在明朝军队面前，后金军队才是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战斗经验丰富拥有极强战斗力的军队。

据后人计算，努尔哈赤率领三万多人到达杜松附近，只用了半天的时间，而他们走的是山地。

这样快速的机动，决定了杜松的命运；而杜松和马林一天的时间差，对于一般军队来说可能无法达到，但对他们而言却绰绰有余，与其说明军创造了时间差不如说是后金军队自己创造并且抓住了机会。

然而在明朝上下，后金军队不过是乌合之众，在天朝上国的天兵天将面前那就是砍瓜切菜。

毛主席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而他们不仅没有调查也没有证据，但不仅要发言而且还把自己的发言当做真理当做正确。

“今朝堂议论，全不知兵！”

集体是不会犯错的，因为集体的力量可以把指出错误的个体消灭掉，敢说这话得罪集体的个体真是不知死活，但说这话的个体确实有资格，同样他的命运也确实因此而注定。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半点不假。

因为他叫熊廷弼。

事物是有联系的，但联系也有轻重缓急，作为暴力手段的战争本身受其他因素的影响但也反作用着其他因素，战场上打不过的直接原因就是打不过，就是武力的问题，在绝对的力量面前任何的计谋都是无效的，简单粗暴，这是基础。

萨尔浒之战当然还有其他因素的影响，比如杨镐要求四路大军互相“声息相闻，脉络相通”，始终保持联系。

这是有难度的。

那个时代没有无线电，没有电话，想要随时保持通讯，只有一种方法：

骑马。

想象一下，在敌国境内，明军的探马犹如无人之境，在满是灌木森林的崇山峻岭中纵马奔驰吗，来去自由，跟在自己家一样，我（后金）的地盘听你（明朝）的，这个很有难度，可以说这就是一种不顾及现实的理想化。

还有，发动战争的正当性。

萨尔浒之战的起因是后金攻陷抚顺清河的战争行为，从这个角度看，萨尔浒之战是明朝为了保卫边塞而发动的反击战，明朝是正义的，但从历史总进程观察萨尔浒之战的性质，明朝还是正义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用老一辈史学家的观点来看“努尔哈赤是率领受压迫的女真民族奋起反抗明朝剥削统治”。

立场不同，史观不同，结论看法自然不同，我们不讨论。

爱国是狭隘的，很多时候它是不讲对错的，明朝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后金也认为自己是正义的，谁对谁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的当明军踏上后金的土地，无论他们有着怎样的理由高举着怎样的旗帜，对女真人来讲他们都是邪恶的敌人。

没有对错，不讲对错，只有狭隘，只有利益。

这就是人性。

这世上很多事情，国家间的战争、民族间的矛盾、一人一姓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搅动风云屠戮百姓，他们常常不是善与恶、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的争斗，他们仅仅是两个不同的个体，同样的恶、同样的黑暗、同样的邪恶。

总之，萨尔浒之战这样复杂的战役将其结果归结到某一个体或多个个体上，杨镐、马林、李如柏、明神宗万历、方从哲都是不行的，哪怕是用结果说话作为胜利方的后金、努尔哈赤也不行。

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因为他们在历史面前都只是一个或大或小的因素，真正影响乃至决定历史的是无数的他们一起形成的作用，我们称其为合力，历史的合力。

在某些时候，也被称为历史的规律、规则、潮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