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似或存 《九型诸子》之诸子教我的事
《论语》这本书,一般认为是孔子的两个门徒——有子、曾子的弟子所编纂。因为论语开篇的说话顺序是:子曰、有子曰、曾子曰——这其中“子曰”是孔子专利,“有子”“曾子”是敬称。
“学而时习之”是整部《论语》的第一则,讲了三件看似风牛马不相及的事情: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三件事情,如果把第一件拿掉,后面两件就显得“散”,看起来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普遍的解读方法,就是把第一件当作后面两件的铺垫,认为这是孔子讲述“学习态度”的话语,把个人的学习,推及与朋友切磋,再及对旁人评价的态度。这样一来,三件事就很好地串联,体现了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的教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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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我都想对“学而时习之”作一个离经叛道的猜测,即是把其中的“乐”字解作“音乐”之“乐”而非“快乐”的“乐”,再进一步将这一则话语阐释为孔子对礼、乐、诗书的总括。且看“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一句,“学”什么内容、“习”什么内容?孔子的“学”,并不局限于书本学问,而且所“学”内容是能够进行实践的,这方面,恐怕非一个“礼”字不能承担这个功用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一句,自然有人怀疑显得多余了,朋友远道而来,难道不应该高兴?要么他是来追债的?无论如何,以礼相待是必要的。举个例子,国家元首进行国事访问,首先应该干什么?自然是奏国歌、升国旗,而这个步骤,无疑就是一个“乐”字。“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句,关键词“君子”在先秦古籍中,数《诗经》《尚书》的出现次数最多了吧(在《易经》出现的次数也多,但大多在《象》中,恐怕是孔子本人所作)?此处出现“君子”,有没有指向这两部书的意图呢?以上总的来说,孔子开设私学,他所教学的内容,具体即是诗书礼乐,如果弟子忘记了这件重要的事情,转而去描绘一件“学习态度”的教导,恐怕是有点不得要领的。而且,到了今天的课堂上,人们对“学而时习之”的理解,已经快进入“学习之后经常复习”的严重误区了,这恐怕也是将这一则理解为学习态度的教导所带来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所以,我觉得用“诗书礼乐”来阐释孔子的这一则话语,更能凸显他当时的倡导和他的学问格局。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句可能蕴藏着儒家的真谛。“人不知”或有好几种解释,宋以后一般解释为:别人不了解我的才学。因此,即便这样也不愤怒,于是称得上是君子。这里不妨试着换几个学派,看看他们对同一个问题的态度如何?比如道家,司马迁称老子是“隐君子”,而《老子》这样说:“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识……”道家的人物,巴不得别人不了解他;法家人物如申不害、韩非所言的“术”,对于君王而言也提倡应该深藏不露;兵家忌讳别人知道自己的老底。所以,有如对这几个学派来说,可说是“人不知而窃喜”,不会有儒家的这种反应。“人不知而不愠”潜藏着什么样的逻辑?是从教、学的角度出发的吗?这也许是出自孔子潜意识中的结论,将“愤怒”和“君子”联系起来。
借用梁启超在总结孔子提纲中所说:“孔子所谓学,只是教人养成人格。什么是人格呢?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他,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他,叫做‘君子’。”
孔子的理论,集中在一个“仁”字,但在《论语》中,并没有对这个字的确切解释,而是针对每个人的提问,孔子都有不同的回答。这一切背后,有什么深层次的理由?我认为入手之处在于“不愠”二字,用更确切的话来说是:从愤怒到平静。
胡适在《中国哲学大纲》中也同样认为:“蔡孑民《中国伦理学史》说孔子所说的‘仁’,乃是‘统摄诸德,完成人格之名’。此话甚是……成人即是尽人道,即是‘完成人格’,即是仁。”
对于儒家来说,他们所谓的完成人格,是完美主义者的人格,从他们的原罪上升到健康人格之路,就是从愤怒到平静之路。
比如“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此处的“克己”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从“克己”到“复礼”有什么样的逻辑?宋儒说“克己”就是去除私心、人欲,真的是这样吗?且看《学而》第二则“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这里的逻辑比较清晰了:孝悌的本源是仁,而孝悌的体现是“不好犯上作乱”。又《宪问》中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这里的疑点是管仲本来是公子纠之臣,但后来又臣服于桓公,他究竟是否称得上仁?《四书章句集注》有程子的观点,他认为桓公是兄、公子纠是弟,桓公实际上才是正主,如果两人的顺序反过来,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仇”。这样看来,管仲反而是“不好犯上作乱”,并且辅助桓公“不以兵车”“九合诸侯”,到这里,孔子深深地赞许,说这正是仁的体现。
“犯上”的心态,是出于愤怒;“作乱”的心态,则是愤怒演变成暴力。儒家的“仁”,本质上就是反对愤怒和暴力。所以儒家的许多观点正是源于此,比如孟子的“君子远庖厨”,荀子《议兵》中的“仁人之兵”只为禁暴除害不为争斗。儒家所注重的是对生命的关怀,对人类社会秩序的理想,合起来讲,仁、礼在儒家这里就是“生命秩序”,将人的愤怒、暴力消除,到达平静的境界。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我们知道孔子的学说中心在于“仁”,但这里又跑了一个“忠恕”出来,并且还有一次,子贡问“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孔子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一般把“忠恕”合为“恕”字并解为有“推己及人”之意。如《大学》中“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说文》解“恕”字:恕,仁也。如果“忠恕”和“仁”是一致的,那么孔子的教导,仍一贯在于“生命秩序”之上。奥修说:“愤怒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呕吐,不需要将它发泄在任何人身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如果放在精神方面来讲,是不要将自己的呕吐物扔给别人,这就是“恕”。“恕”的对立面,是“怒”,从“奴心”到“如心”的转变,就是从愤怒到平静之路。
儒家的愤怒,常常表现为批判的精神。这也是1号完美主义者所体现出来的,海伦·帕尔默在《九型人格》中说:“1号性格者总是追求观点的正确,这样才能为他们的发泄找到一个有价值的借口,一个安全的着陆平台。”正是因为如此,儒家注重教学,而他们所信奉的正确观点多是伦理方面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距。”这大概是一个“学习”与“批判”的过程,“四十”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之前,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在这之后,他坦然接受“错误的”,到了“七十”,孔子已经将“正确”和“错误”融为一炉,所以在他七十岁后所修的《春秋》之中,都是“微言大义”,所有的批判,都藏在叙事台词中,我们看不到一个愤怒的孔子,而是一片平静。在这样的春秋笔法中,孔子作为一个圣人的形象,才体现得淋漓尽致。
儒家教我的事,在于《诗》《书》《礼》《易》《春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秩序”,是“仁”,是“忠恕”,也正是从愤怒到平静。
文/似或存《九型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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