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故土

回不去的故土

我远去的祖辈，你们看到了吗？历史的长河没能抹去你们遗忘在这块土地上的血脉，它在苦难之中得以繁衍生息，终此一生都在遥望着那回不去的故土。你们听到了吗？那围绕着这块大地上的命运的悲歌，血脉之树得以这土地的滋养日益繁荣昌盛－－死去的人并未真正的死去，而活着的人也将永远活着。

1陈家

农闲的时候，迟老三时常会坐在屋檐下打开他那部用了两年的华为手机，那手机屏幕碎裂如他脸上纵横的皱纹，运行起来卡顿异常，如他罹患风湿的膝盖。但他对此颇有耐心，用他枯瘦皲裂的手指在屏幕上反复的划拉着像是手握树枝在地上学写字的孩子。他学了很久才学会如何使用微信进行视频聊天，他说这玩意跟千里眼一样神奇。我不爱跟他聊天，他便时常跟一个我没有见过的人聊的格外亲热。视频接通了。他咧开嘴，露出一口雪白的假牙。用一种奇怪的方言问候：“利民哥，大娘的身体还好吧？你跟嫂子都好吧？”你不曾听过那种方言，它与晋南方言天差地别，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地区。那是一种流离失所的腔调，道不尽历史沧桑。

听到声音的迟老汉拄着拐杖从厢房里挪着双脚凑过来，他已经八十三岁高龄却依旧耳清目明像个保存完好的古董。他把头伸到屏幕前方，于是河南话从手机里传出来：“叔，你身体还好吧？”利民是迟老汉的侄子，迟老三的堂哥，但是利民姓陈……

民国三十一年，河南大旱，紧接着三十二年秋又是一场特大的蝗灾，连番的自然灾害导致了一场几乎遍及整个河南的大饥荒。饥饿如魔咒一般降临到三千万人身上。据粗略估算饿死冻死人数至少三百多万。整个河南已经是人间地狱。饥荒使得人们自发的形成了一股三百万人的逃荒潮，那是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我没有目睹过那种惨象，我只能从资料和迟老汉残存的记忆之中了解有关那场灾难的皮毛，在翻看那些资料的时候我数次控制不住流出眼泪，除了震撼我没有别的词语去形容，那些被镜头捕捉到的画面比我想象中的更加惨绝人寰。

民国三十二年春，灾难愈演愈烈。所有的道德人伦都被饥饿轻而易举的摧毁，让人心惊胆战的骇人听闻的事情每天都在上演着。而抗战正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黄河以北的济源已落入日军的控制之中，日军与国民党军队隔着黄河对峙。乱世之中，人命贱如草芥。

自入冬以来，每天夜里都有向北逃荒的人身上拴着葫芦脚上绑上木板踩着冰面想趁着夜色强行渡过黄河。他们渡河之前要对着黄河磕上三个响头，以期河神佑护。他们没有想过倘若神灵真的肯保佑他们，又怎能对这饿殍遍野的人间炼狱视若无睹，他们所信仰的神灵已经堕落为灾难的帮凶。那些试图渡过黄河的人，拖着步子走在河面，有时会在冰里看见几具尸体，是前几天渡河的人。有的是冰面破裂之后淹死的，有的是被巡逻的日军发现射杀，身体的温度融化冰层尸体便陷进冰里。但谁都不能阻止他们渡河的决心，面对这些尸体他们面无表情，仿佛自己也是尸体，冰上的尸体望着冰里的尸体。有些人幸运的活着渡过了黄河，但更强烈绝望的在等着他们－－黄河以北只有被吃得寸草不生的黄土和被剥光了皮枝干裸露的枯树。天罚之下，无人能够幸免。

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已经变卖，面对着等待吃饭的妻儿，再也寻不来食物的陈家男人看看女人已经显出病态的干黄的脸说：“走吧，再不走都得饿死在这里”。女人看看两个孩子因瘦弱而显得细长的身体，狠狠心说：“走。”

半个月前一队日本宪兵曾在伪军的带领下来过村里，带着粮食和记者来的。伪军让他们拿着太阳旗站在中日亲善的标语前跟粮食合了个影。日本兵就又拉着粮食走了，那是男人半个月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见白花花的大米。后来许多个饥饿的夜晚，男人都能梦到那些白花花的大米，那些大米如雨一般从他面前落下，它们就在他的面前跳跃欢呼，可他无论如何挣扎都碰不到分毫，梦中的绝望常常使他惊醒。

男人掀开炕洞前的木板，从里面取出一小包玉米。那原本是为夏收之后播种玉米留的种子。但大旱已经让去年的麦子绝收，该下雨的时节却一滴雨不落，土地干裂成了吃人的嘴。这种子最终没能播在地里，原本打算熬过这个冬天就能派上用场。即便全家饿肚子他也不敢吃了这最后的粮食，种子比命金贵，那是全家人的希望。

饥荒之中金钱不再是万恶之源，食物才是。男人知道，路途艰辛，这些粮食能保住他们的性命也能害了他们性命，不如早些填进肚子。便吩咐女人取出一些煮了一锅粥，又将剩下的分成三份缝进了棉衣里，贴身保存着。吃过之后，男人带着女人和两个孩子踏上了他们的逃荒之路。那一年陈大十岁，陈二七岁。

男人打算带着一家人逆黄河而上一路向西，取道山西，经由风陵渡口渡过黄河进入陕西。关中肥沃的土地仍然被国军控制，到了陕西就有活路了。他已经在日军治下苟活了四年，此去究竟是背离故土还是回归故土，他并不清楚，除了饥饿，困扰他的还有深深的迷茫。

他们跟着逃荒的队伍一直向西，缓缓而行。有关逃荒的细节，一路上的苦难，我咨询过迟老汉。但时间久远，那时迟老汉又年幼，记忆便有种如雾里看花的不真实。他只能记得每天都很饿，每天都在赶路，每天都在死人。死亡威胁着每一个逃荒的生命，路上的尸体多得像是伏倒的麦苗，死亡成了他们求生之路的终点。有时候走着路母亲就突然用她干瘦的手遮住他的眼睛，他知道眼前的东西一定能吓得他尿一裤子，就像如今的我听到那些事情一样的震撼。

他记得那时候他饿的受不了，便从棉袄的破洞里掏棉花吃，那旧棉花一股土腥味，吃的口干舌燥。男人看到了照他脸上就扇了一巴掌，喝骂道：“棉花吃完了黑夜里冻死你个鳖孙。”那天深夜里男人就把他摇醒了从棉袄里掏出几颗玉米粒塞进他嘴里嘱咐道：“慢慢嚼，别出声。”说完男人就又爬到陈大身边，给他塞了几颗玉米粒。这一晚上男人给他们两个塞了好几次玉米粒，他们不敢生火把玉米粒熬了吃，财不外露的道理教会他们无声的享受粮食在嘴里胃里散发出的醇香。白天他们只能跟其他的逃荒者一样吃些野草树皮，运气好了可以捡到一块大雁粪，一团褐色的屎里面包着没消化的粮食。迟老汉记得吃榆树皮，他说：“把榆树皮放在臼子里捣碎再蒸熟，吃起来就跟刷子在嗓子里剌一样，吃几天就疼的说不出话来。”

饥饿让他们行进的速度越来越慢，几百里路竟致走了一月，而那点粮食半月前就已经吃完，每一天都比昨天更绝望，每一刻都比前一刻更绝望。接连数天只能寻一些野草树叶充饥，两个孩子已经饿的眼窝深陷，脸被寒风皲得通红，两只无神的眼睛被褶皱的眼皮包裹着，肚皮浮肿。女人也干枯的仿佛只剩骨架，走几步便上气不接下气。

又勉强行了两日，进入猗氏镇范围，再行一百余里便至风陵渡。眼看着希望便在眼前，但男人此刻比任何时候都要绝望，女人已饿的实在没了力气，她气若游丝的对男人说:“掌柜的，我实在走不动了，你带着孩子们走吧。”女人蜡黄的脸上，眼睛如一汪沙漠中萎缩干涸的湖水。透过那双眼睛男人看到的是比他更深的痛苦和对食物的强烈渴望，濒死的气息环绕着她的身体。倘若只有男人自己，他尚且可以凭借高大的身体去抢夺那些妇孺的食物。为了活命他可以没有良知，但他不能把妻儿置于危险之中。

男人拖女人，女人不走，男人踢女人，女人也不走，男人就蹲在地上跟女人一起哭了起来，他跟女人说：“关中是个好地方，关中有吃不完的白面馍馍，喝不完的热乎乎的羊肉汤。”女人无动于衷，风把她的泪水吹干，也把他的希望吹散，饥饿不仅消耗了男人的身体也消耗了他的信念。男人心想：让一个孩子没娘总强过让两个孩子都没娘。那一天衣衫褴褛的男人蹲在路边，旁边站着陈二，一根麦秸插在他的棉袄上。那天下着雪，也刮着风，一片雪花和无数片雪花在风中撕打着，好不容易落到地面却又被扬起的尘土覆盖，变得混乱而又肮脏，那雪也是逃荒中的雪。陈二伸出舌头，想要接住掉落的雪花。他的生命也将如一朵雪花般无处着落。

陈二是被一个穿者棉大褂说着山东话的男人领走的，山东人给了陈家男人五个窝窝头就带走了陈二。陈二知道，父亲把他卖了，用他换了救命的窝窝头。陈二没有哭，年幼的他对于命运尚没有深切的体会，他只知道父亲捧着五个窝窝头走了之后，他便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养了他七年的血缘上的父亲，男人颤抖的背影和他在济源老家生活的记忆都和那场雪一样，融化埋进了土里。

他记得那天穿大褂的男人拿着一个窝窝头在他脸前晃了晃，说:“叫爹，叫了就给你吃。”那只窝窝头像个金子一样在他面前发着金灿灿的光芒。陈二盯着眼前的窝窝头咽了一口唾沫喊了一声:“爹。”只要给吃的，让你喊啥你便喊啥，这是陈家男人告诉他的。陈家男人说：“会叫的猪有食吃。”陈二想着香喷喷的猪食流着口水。

也许是出于战略目的的考虑，日军对于向西逃荒的难民表现得格外仁慈－－虽然不曾送他们粮食，但也不曾送他们枪子儿，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三日后，男人带着女人和陈大经风陵渡口渡过黄河。风在背后卷起漫天的雪，黄河对岸的一切都在雪中变得苍白而模糊，来时的路没有留下脚印而去路依旧茫茫。他们从潼关沿陇海铁路一路乞讨向西安行进，未经战火摧残的关中生活依旧稳定，难民在这里分散。劫后余生的激动冲淡了他对于陈二的愧疚和思念。他们在西安城边搭了个窝棚，住在窝棚里靠着乞讨和给别人打短工艰难度日。偶然闲下来的时候男人时常望着东方发呆，女人暗自抹泪，他们不约而同的闭口不提陈二的存在。陈二成了他们之间禁忌的话题，是一个亲情被苦难所打败而留下的无法愈合的疤。

民国三十四年秋，日军宣布投降。这一年冬天男人带着女人和孩子坐着火车返回了河南。对于故土的眷恋像个无形的手牵引着他们，驱赶着他们。让他们又回到了那经历战乱和饥荒后满目疮痍的土地。那是一块如他们一般顽强的土地，一块饱经风霜的沃土，灾难让它显露出一种原始而荒蛮的美丽。

1949年初，淮海战役国民党战败，河南解放。

1955年陈大成家。又经历了解放初期所有中国人都经历了的苦难。在那些苦难之中，男人始终无法忘记民国三十二年他们一家人是怎么过下来的。那些经历使得任何的苦难在他面前都如蚊叮虫咬一般不值一提。

60年代，已经花甲之年的男人和女人相继离世，结束了他们苦难的一生。男人弥留之际终于哭着道出了半辈子无法实现的夙愿，那是男人自民国三十一年之后第一次哭出了声，他说：“咱们一家人的命是拿你弟弟换来的，咱们对不起你那命苦的弟弟，我就想你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

苦难结束了，但故事并未结束。

转眼到了九十年代，三十年来陈大曾多次设法寻找失散了半个世纪的弟弟，那种对于亲情的渴望让他焦灼。但那个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一个孩子的音讯是半个世纪后的陈大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捕捉到的蛛丝马迹。他去过山东那些说着山东话的人让他觉得他即将在此找到他失散多年的弟弟。他走访过民国三十一年去过山西的人，却没人知道那个叫陈二的孩子的下落，陈二像是那个时代的风卷起的尘埃，从他的视线里远去，消失，流落到了他看不到的地方。

1998年春，在陈大即将失望的时候。一个当地派出所民警找到了陈大，他告诉陈大：“经过民警和志愿者的多方寻找，你的弟弟找到了，他还活着。”

听到消息的陈大不顾去接民警递来的文件，竟扑通一声跪倒在来人的面前，边将头捣蒜般地磕在地上边说：“感谢人民，感谢共产党……”再抬起头时已经是老泪纵横。

大儿子利民慌忙扶起父亲说道：“爹，你这是弄啥咧？”利民从小就常听父亲提起他还有一个失散了多年的叔叔，他一直觉得那个叔叔是个故事里的人，不会出现在他的生活里的人。

这一天陈大跪在父母坟前一边烧纸一边说:“我帮你们找到弟弟了，弟弟还活着。”

2张家

张翠翠接了一个电话便嚎啕大哭起来，迟老汉闻声又从屋里拄着拐杖踱到了跟前，问声：“咋了，哭啥？”张翠翠止住哭声回答：“俺哥不在了。”迟老汉便说：“回县年纪轻轻的，咋就不在了？”像是在问张翠翠也像是在感叹。迟老汉记得十年前家里盖房的时候，张回县来帮了一段时间的忙，那个黝黑粗壮的五十岁汉子，干起活来有着使不完的力气。

张回县去世了。在他母亲刘秀兰去世之后的十年，他也突发心脏病去世，年仅六十岁，病魔仅仅用了十几分钟就夺走了他的生命。小妹张翠翠和二姐两人哭到声嘶力竭，用哭声诉说着失去至亲兄弟的悲伤，那哭声回荡在那个小村庄里，令听者为之动容。

张回县就葬在母亲坟墓的西侧。出殡那天姐妹两人又坐在母亲坟前痛哭了许久。前来奔丧的人中有个从陕西渭南来的年近九旬但精神矍铄的老者，身体硬朗比起迟老汉更有过之。行走既不依赖拐杖，也不需人搀扶，跟在送葬的队伍里像个小说中的高人隐士行走如风。经过刘秀兰的坟墓的时候，老者伏倒便拜，痛哭流涕，竟行的是晚辈的三叩头之礼。倘若刘秀兰尚且在世也不过略长他两岁，这老者竟是她的晚辈。后来我去打听过，方知那一段被历史和岁月掩埋的血脉亲情。与迟老三和陈利民不同。老者也姓张，是张回县和张翠翠的堂哥，但张翠翠却跟他并不熟识……

刘秀兰生于陕西大荔县，黄河渭河洛河在此处交汇，三条大河共同滋养着这一方土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人丰衣足食。关中平原的富饶也让刘秀兰衣食无忧的渡过了少女时期。十九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个邻村的二十一岁的张姓青年。张家人丁兴旺，是个远近闻名的大户。兄弟姐妹五人，丈夫行末，大哥已经年近四十膝下二子，大儿子张兴旺已经十六岁，素来与只比他大五岁的小叔最为亲近。刘秀兰一嫁过来便做了这个只比他小三岁的少年的婶婶。成亲的第二天张兴旺来给新婶婶磕头，刘秀兰看着这个身材比自己还要高大的少年竟伏在地上郑重其事的磕头，心中有些无以名状的恐慌，仿佛瞬间老去了十岁。

似乎是沾上了张家的气运，结婚第二年，刘秀兰为张家生下大女儿。又两年生下一子，这一年恰逢新中国成立，大儿子便取名张建国。此后的数年张秀兰以平均每两年为张家增添一个人口的速度，分别生下了二女儿和三女儿。

五十年代初期，中央治黄工作组研究了在将黄河截流修建水库的相关意见，最终决定在三门峡修筑大坝蓄水造水库，水库形成之后整个大荔都将成为库区而被黄河水淹没。当时这个颇具争议的决定像颗炸弹一样掉落在了偌大的陕东南，让整个关中平原为之哗然，然而在大多数人近乎狂热的认同之下，反对的声音也像是被洪水淹没了。

1956年秋，三门峡水库工程即将动工。“一家迁，万家安”“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蛊惑人心的语言不断的升级，像块面团一样发酵，膨胀，将狂热的情绪灌输进心里。在相关工作人员多次动员和各种振奋人心的口号感召之下。张家一家人收拾家当，带着使命感和荣誉感坐上了向西北移民的卡车。浩浩荡荡的车队扬起满天的烟尘，刘秀兰跟随丈夫和张家所有的人一起踏上了他们数年流落异乡的征程。

当他们知道自己被安置的地方是一块沙漠的边缘地带的时候，所有人都崩溃了，被欺骗的愤怒将努力营造出的热情轻而易举地击垮。眼前只有被夕阳染成血红的一望无际的沙丘，仿佛是要将他们葬在此处。没有耕地，没有水源，甚至连棵树都没有，几株被掩埋了半截的沙枣是唯一能看到的植物－－像是秃顶者头上仅存的毛发，立在沙丘上怕死一般瑟瑟发抖。住房是在地上挖一个坑再盖上房顶，房顶与地面齐平。房屋便像是一个地洞。许多移民当晚就逃回了陕西。

丈夫看看刘秀兰和怀里的孩子，他们经不起这般的折腾了。当晚，他们就住在了地洞里。夜里狂风大作，发出凄厉的嘶吼如百鬼夜哭，拍打着房门让人胆寒。而地洞里蚊子如蜂场里的蜜蜂，发出持续的低沉的震动翅膀的声音，这种声音遍布整个地洞，他们成了被蚊子折磨的地鼠。这里的房子房门只能装成向里打开的，向外开的房门睡一夜就被沙子堵的打不开房门，只好把门卸下来。风一刮，沙丘像长了腿一样随着风跑。

许多年前刘秀兰讲起这段经历，她说:“马蜂那么大的长腿蚊子在头顶飞。这蚊子不光大还邪门，跟戏台子上那孙猴子一样，用烟熏也不走。关中带来的敌敌畏对这关外的蚊子不起作用，那蚊子能在敌敌畏里游泳。游一会儿不动了，你当它死了，捞出来看看。它一个鲤鱼打挺嗡一声飞走了。”

“那后来咋办？”我问。

“咋办，能咋办？给它吸呗，吸饱了它就不吸了。”那一年六岁的我不能理解那种艰苦，只能沉浸在刘秀兰讲述的神奇故事中不能自拔，时常幻想自己站在狂风大作的沙漠中与那如孙猴子一样厉害的蚊子战斗。长大后方才知道，不识字的刘秀兰在敌敌畏里兑水兑多了。

很快逃回陕西的移民又被遣送回来。于是有人选择了向北逃亡，穿过沙漠进入山西，那是一条近乎不可能的死亡之路。对于安置地的恐惧和对故乡的思念，让他们义无反顾的出发了。最终有人死在路上，有人留在路上，回到陕西的人不足一半。而没有冒险逃亡的张家一家人和留下来的人在当地人的帮助下引来河水开垦土地在这里居住了下来。

到这里的两年后，刘秀兰又生下了小儿子。当地医疗条件落后，丈夫跑了十几里地只寻了一个村里的产婆来帮忙。所幸的是刘秀兰已经生过三胎，轻车熟路的生下了小儿子。为了表达对回归故乡大荔县的期望，将小儿子取名叫张回县。

1958年，周总理视察三门峡大坝，做出指示：“一定要妥善的处理移民的问题。”

接下来的三年粮食匮乏，饥饿几乎使张家遭遇了灭顶之灾，他们依靠着用移民安置款换来的胡萝卜充饥。而最困难的1959年春天，却给刘秀兰留下了有关一种美食的记忆。那年春天，鼠患成灾，农田被老鼠钻的千疮百孔。七八寸长的雄鼠像人视察农田一样站在田间地头上四处眺望视察它的领地，或是吱吱尖叫吸引着附近的雌鼠。

丈夫每天早上带上张建国挑着水桶出门，从附近的河里取水灌进老鼠洞，待老鼠露头喘气的时候一把捉住老鼠的后颈，从洞里拎出来，穿在铁丝上。他捉的不是老鼠，是一家人的口粮。一个中午便能几十只肥硕的老鼠，用一根铁丝穿在一起，就像是一串活着的腊肠。张秀兰说：“地里的种子都被老鼠吃了，老鼠在地底下肥了一大圈。那肉吃起来又香又嫩，天天吃都吃不够，想起来都流哈喇子。”大儿子张建国和大女儿也有关于吃老鼠肉的美好记忆，张建国说：“捉老鼠的时候要快，准，狠，不然被老鼠逃进洞里可就没得吃了。”

1962年夏，经过多方努力，国务院批准移民回迁，由陕西省进行二次安置。听到消息的移民们抱头痛哭，对于这一天他们期盼了太久。那些天由甘肃宁夏去往陕西的火车上，挤满了回陕西的移民。几十万移民如一支溃败的大军，逃回了他们魂牵梦萦的故土。但曾经富饶肥沃的土地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块块的盐碱滩。移民代表们开始了长达三十多年的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无数次争执。

这一年的二次安置，大哥一家被安置于渭南市近郊。而刘秀兰一家被安置于山西省临猗县一个偏僻的仅有二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从此与故乡大荔县隔河相望。那个村子如一个远行者的营地驻扎在荒野之中，村庄有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叫六堵墙。村子里没有商店，购买基本的日常用品需要步行四五里路去附近的村子。但相对于那个远在沙漠边缘的地洞，这里阳光普照，房子有窗，村子里有饮水的井，院子里有乘凉的树，不必担心被风沙埋在屋里，也不用怕白天被热死晚上被冻死。

第四年刘秀兰生下了小女儿张翠翠。

1970年，丈夫突然一场重病，英年早逝。出殡那天张家兄弟及其子女全部到场，年仅五岁的张翠翠很难理解失去父亲的悲伤，也无法对来到家里这些陌生的面孔留下任何印象。之后刘秀兰在陕西大哥一家的接济下艰难度日。所幸大儿子大女儿都已经成家。刘秀兰省吃俭用维持着自己和三个儿女的日常所需，这个旧社会的女人，一个只懂得相夫教子的女人，恪守着旧的习俗，丈夫故去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下半生都守在这个偏僻的村庄里再也没踏上过黄河对岸的故土。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坐在天井里的刘秀兰哭红了眼睛。她不识字，没有主见，不懂政治，但她知道那个为他们争得了一席容身之地的人永远的离开了。

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村民大队本着照顾孤寡的原则为刘秀兰一家分了位于村旁的七亩良田。那是自刘秀兰离开大荔之后，第一次拥有了如此肥美的农田。我幼年时，就曾坐在这块地头，看着刘秀兰和儿子张回县在地里耕种。

1986年小女儿张翠翠出嫁。大儿子张建国木讷懦弱，至今为贫穷所困扰，他生于解放后却总是一脸解放前被压迫的农民的愁容。刘秀兰与小儿子张回县一起生活。二十多年里便是靠着张回县屡次往返黄河两岸努力维系着逐渐远去的亲情。2005年我曾在永济汽车站见到过张回县，我问他：“你去哪里？”

“回一趟河西大荔。”他说。那时候我仍然以为他的家乡应该是那个叫六堵墙的村庄。

2006年，国家承认移民对于国家经济做出的贡献以及牺牲，出台政策对库区移民每年进行经济补偿，连续补贴20年。刘秀兰及其子女全部享受国家政策。已经80岁高龄的刘秀兰，擦拭着混浊的眼睛说：“国家没有忘了我们啊……”

2008年初，刘秀兰去世，寿终正寝。刘秀兰的葬礼上，除了其众多的子孙后代之外一个年近八旬的老者像所有子孙后代一样伏地叩头。这是张翠翠印象中第一次见到这个名叫张兴旺的老者。

3迟家

陈二被山东男人带到了一个位于永济县和临猗县交接处的村庄，从此跟着男人改了姓迟，取名迟来运。男人告诉迟来运，他本是山东菏泽人。民国初年山东人多地少，为了生活，他便跟着同乡们移居于此。

村庄里的人都只会说山东话，这样的村子在整个晋西南并非绝无仅有。这些移居者聚集的村庄，像是大地经历创伤之后从别处移植的组织，记录着一段惨痛的过往。他们适应着这块土地生长于此，也把来自母体的基因植入这块土地。

迟来运初来的时候，对于陌生的恐惧支配着他，让他不得已而顺从，生活中谨小慎微。男人和妻子已经中年但并无子嗣，对迟来运视如己出。甚至送迟来运去学校读书，这对于当时的农村孩子是极其难得的。我见过迟来运写字，一手工整的正楷，苍劲有力，仿佛每一笔都饱含着对于文字的敬意。

后来，来运逐渐结识了村子里山东人的孩子，也跟附近村子山西人的孩子交好。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适应村子里的生活，没有了初来乍到的惶恐不安。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悲伤本就难以持久，童年心性的天真很快的驱散他心中失去家庭的阴霾。他开始习惯于称呼山东男人为爹，称女人为娘，并不觉得拗口。男人和女人也对这捡来的儿子越来越满意。

慢慢的，来运开始说山东话，又跟当地的孩子学会了晋南方言。而原本的河南话却越来越陌生。七岁之前的记忆也随着他逐渐的融入新的生活逐渐的淡化，仿佛一幅年代久远而失色的画。画里的家破败荒凉，画里的人瘦骨嶙峋。而他似乎是经历了一次新生，眼前的生活如此的鲜明美好，衣食无忧。有时候他会想，父亲和陈大现在在哪里，他们会不会过着和他一样的生活，他们会不会来找他？但这些如萤火一般微小的念头，往往只是一闪而过，他并没有为此而难过。他感念养父母的恩情，安心生活于此。

新中国成立那年，十四岁的来运已经跟养父一般高，一对招风耳像两扇门一样在脑袋两侧呼扇着。他时常迈着两条瘦长的腿像一只鸵鸟一样奔跑在农田里，没有人能比他跑的快。他相信如果苦难再次来临，他可以靠着双腿跑的很远，苦难便追不上他。养父说，等局势稳定了就带来运去菏泽走一趟，去看望菏泽那边的亲人。而这一愿景就如一切超乎那个年代的美好期望，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至死也未能如愿。来运便在一直在村庄里生活到了成年。

1956年，二十一岁的来运娶了一个解放前从徐州逃荒到山西的女人。并先后生下两女一子，迟老三就是他的儿子。六十年代，养父养母双双去世，迟来运和妻子安葬了养父母，自此便断了与菏泽那个从未去过的地方的关联，而与济源相关的一切出现在记忆里的次数也越来越少。迟来运成了有家但没有故乡的人。逢年过节他也像所有人一样，带着迟老三拿着香和黄纸去父母坟头祭奠。他认真而虔诚的祭拜父母，也认真而虔诚的把他乡活成了故乡。

人民公社时期，迟来运在生产队农副产品小组帮忙磨过豆腐，学会了做豆腐的手艺。人民公社解体之后他和妻子便以种黄豆和卖豆腐为生。磨了大半辈子的豆腐，因坚持用卤水点豆腐而不使用石膏，且离价格公道，逐渐在十里八乡享有了极高的声誉。

1986年，迟来运的儿子迟老三成亲，娶的便是那张家刘秀兰的女儿张翠翠。

迟来运年复一年的磨着豆腐，也磨着自己的岁月。磨盘磨薄了，手掌磨厚了，头发磨的花白，迟来运也磨成了迟老汉。1998年的一天下午，迟老汉正在磨着豆腐，邮递员送来了一封从河南寄来的信。信是陈大寄的，陈大并不会写字，陈利民虽能读写却只有小学文化，陈大担心他词不达意，信是请了镇上一个老先生代写的，所以那封信便有一股来自一百年前的酸腐之气：

弟。当年一别已是五十余载，近来可否安好？父母已于三十年前去世，父亲去世之时自知有愧于弟，嘱托为兄寻你下落，但三十年来，毫无音讯。近来知你尚在，甚感欣慰。当年之事，父亲实属无奈，还望莫要怨怼。兄已年近古稀，时日恐无多，唯父亲之嘱托未能实现，颇感惭愧。年岁愈长则思念之情愈甚。余生之年，只盼一晤，死亦瞑目。

迟来运读完信后，拿起刀子在刚做好的豆腐上割下七八斤大的一块。妻子问：“你干啥？”

“走，去河南。”

“去河南就去呗，你割豆腐干啥？”妻子不解。

“我给咱哥尝尝我的手艺……。”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霜，迟老汉仍然难以克制，说话之时，声音已然激动颤抖。他做了半辈子的豆腐，这手艺足够引以为傲，这是他能拿的出来的最好的。那封信，至今珍藏的迟老汉的抽屉里。

4故乡

我出生于山西永济县和临猗县交界处的村庄里。迟老汉是我爷爷，刘秀兰是我姥姥，迟老三是我父亲，张翠翠是我母亲，我是迁徙者的后代。我的祖上三代，无一人是山西人，我很难说清楚山西就是我故乡这一认识是从何时存在在我的意识中的。仔细追溯，第一次有这种印象大概是六岁那年，父亲教我识字，指着写在纸板上的字一字一字的念道：“山西省永济市。”他说，咱们的家就在这里。（那一年永济已经撤县为市，为运城下辖县级市。）

幼时我便听奶奶提起，爷爷当年是被太爷爷用窝窝头换来的。而爷爷却绝口不提这段经历，使得奶奶的讲述变成了没有当事人承认的口说无凭。因此我常觉得这一定是奶奶杜撰出来的故事。但爷爷确实不是太爷爷亲生的却是村子里的老人们所皆知一件事情。

自从我有记忆起，爷爷便每天在我家老院子里一间用土坯和麦秸搭建的房子里磨豆腐，那房子便是他的工作间。他固执的使用最传统的制作工艺，用植物油去除泡沫而不是除泡剂，磨了几十年的豆腐家中也从未见过石膏，那是流传了上千年的制作方法，新产品添加剂是这种制作工艺的敌人。做好的豆腐用巨石铁块和木制的模具压制一夜，那豆腐便柔中带刚像是被器械磨炼出的肌肉，即便切成片也能在炒锅中随意翻炒而不会碎成一锅豆腐渣。第二天一早，爷爷便骑一辆自行车带着做好的豆腐走街串巷的吆喝。如果在临近的村里提起迟老汉也许很少有人知道，但说起卖豆腐的老汉便无人不知。村庄里也许有人从未喝过黄河水，但绝对没有人不曾吃过迟老汉做的豆腐。

幼年的时候，母亲也经常会带着我去看望姥姥，我曾在那个叫六堵墙的村庄里居住过一段时间。印象里姥姥总是穿一身旧社会妇女的着装，灰色的斜襟盘口粗布衣裳，绑紧裤脚，仿佛那身灰色衣裳是她身体里的一部分。农闲时她牵一只山羊去地里吃草，我便跟在她的后面。她会生一堆火，把在地里随手捉来的蚂蚱烤熟了给我吃。她说她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吃烤蚂蚱，二十多年前也是这块地里，她也曾为我母亲烤蚂蚱。她瘦小的身体坐在地头上，像一只白了头的灰色的麻雀。

而印象里的二舅是一个带着一些英雄色彩的人物，与大哥分家之后，他便独自赡养母亲并维系着与渭南亲人们的往来。我在六堵墙的时候，常看到二舅摆弄一杆老式猎枪，乌黑的枪管用细砂纸打磨的锃亮。二舅是村里第一个买了农用三轮车的人，秋收结束之后二舅总会伙同几个村里的青年，开着三轮车带着猎枪和干粮去黄河滩中枪猎野兔。隔天便能带回来二三十只野兔。我从未见过二舅如何猎兔，但后来看电影《终结者》中施瓦辛格一只手扶着摩托车一只手用散弹枪射击的样子威猛无比犹如天神下凡，便暗自在心中设想二舅一只手扶着三轮车，一只手扣动扳机，一声巨响，枪管中冒出一丝青烟那是枪下一缕散去的魂魄。直到禁枪之前，那杆枪管乌黑的猎枪都不时的跟二舅同时出现在我面前，让我心中畏惧。

如果说一件熟悉的事物会让我联想到一个人，那豆腐就会让我联想到爷爷，烤蚂蚱便能让我想起姥姥，而二舅则是那杆枪管乌黑的猎枪。我的父母还有这些亲人，这些事物，共同构成了我对于故乡最深刻的印象。

1998年，爷爷收到了那封信，于是我便得以证实那些奶奶讲述的过去的事情是真实发生过的。第二天，爷爷带着奶奶，穿着过年才拿出来穿的新衣服坐上了去济源的火车。又转汽车到了信中地址上的那个村庄，那已经不是他记忆中的村庄。虽然已经过了五十多年，他们都已经老了，爷爷也不会说河南话了，乡音已改鬓毛亦衰。但见到陈大的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被岁月的泥土尘封了的记忆逐渐斑驳重现。那相似的容貌告诉爷爷，不会错，那便是他的哥哥。半个世纪后的再次相遇，让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无语凝噎。

陈利民听父亲提起过当年的事情，深知是叔叔救了一家人的命。知晓了五十多年前的事，不惑之年的利民恭敬的跪在爷爷面前磕头，他若是有一点做的不好，陈大便会一拐杖敲在他头上。

2008年到现在我一直辗转于各地，很少回到家中，因此便错过了很多事情。2008年姥姥去世，我也未能及时赶回去。

那些年里利民大伯曾来过我家两次。2010年，爷爷带着父亲哥哥和两个姑姑姑父开着车去了济源，曾经他走了一个月的路程，只用了三个多小时，便已翻过王屋山抵达济源的那个村庄。这次的举家前去，带着正式认祖的意味。陈家全家在村头迎接，利民大伯在村口路边放了两挂鞭炮。陈大带着所有人去了父母的坟前祭拜，仪式庄重。这是五十多年来首次陈家后代齐聚一堂。而此后我们一家依旧作为迟家的后人，逢年过节去太爷爷太奶奶坟前祭奠。

后来爷爷生病，陈家子女皆来探望。在医院里一名小护士一边为爷爷扎针一边带着天真的口气说：“老人家耳朵那么大，大耳招风，一定是有福气的人。”

爷爷看着满屋子的后辈，嗓子里含混不清的回答：“对，有福气。”

2015年陈家大爷爷病逝，父亲作为侄子与利民大伯一同披麻戴孝，跪守灵前。

2016年奶奶病重卧床，饮食起居均要靠人伺候。长期的卧床让她生了褥疮痛苦不堪。重度脑萎缩使她常常神志不清，她记不起我，记不起父亲甚至记不起爷爷，却时常独自对着房间空荡的角落招手，自言自语：“桃妮，桃妮，你过来坐在这里……”仿佛有人隐匿在虚空之中，令人觉得惊悚。桃妮是老姨（奶奶的亲妹妹）的乳名。解放前奶奶全家逃荒到了山西，我不知道她梦中是否又回到了那远在江苏承载着她和老姨的童年的故乡。后来我因工作离开家，我离家的一周之后，奶奶去世，利民大伯前来奔丧。

数月前，二舅突发心脏病去世。我从上海连夜赶回家。渭南张家兄弟携子孙前来，新修的大西高铁将永济到渭南的时间缩短到了半个小时。但这段亲情终因亲人的老去和离世而变得迷茫，无力维继。

是谁说，埋葬着亲人的地方是故乡。我的故乡是山西，而爷爷和姥姥的故乡又在哪里？老去的人离世归于这片土地，而新的生命也在这片土地降生，反复轮回。或许再过一个轮回我们便再也寻不到祖上迁徙的轨迹。

父亲又在和利民大伯视频聊天。他招呼我过去，让我对着手机里的人喊“大爷”。我用一种奇怪的方言喊道:“大爷。”你不曾听过这种方言，它与晋南方言天差地别，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地区。那是迁徙者的语言，我是迁徙者的后代。

－－愿山河永固，国泰民安。

201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