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

作者: 郑凡 | 来源:发表于2023-04-17 10:32 被阅读0次

    1.发病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应该感谢新冠病毒。

    在去年十二月份逐步放开之后,我和妻子像许多人一样,迅速的变“阳”了。痊愈之后,妻子说她右手愈发觉得麻木了。在之前的半年里,她也有过同样的症状,不过并不明显。这次严重到修眉的时候,修眉刀在额头上刮了一条长长的口子,这也引起了我俩的重视,不过从后来的结果看,当时的重视程度显然还是不够的。

    一月三十一号我们去了本市最大的一家医院,挂了神经外科的号,向医生描述了病情,医生思考了一下,让我们去做核磁共振。我们的第一想法是:这医院就为了挣钱,用排除法看病啊。在我们看来,应该是颈椎出了问题,妻子本身也有颈椎病,当然病人总是这样,太过于想当然。

    在五个小时的等待后,我拿到了结果。虽然我俩都不懂医学,但是从片子上看,也是感觉有点问题,尤其是那句“左侧颞顶叶信号异常”。等待医生的过程也是非常忐忑,医生看了片子安慰妻子说:“没什么大事,具体的还要进一步检查,先办住院吧,然后继续检查看看。”

    住院有点出乎我们的预料,同时对于这家私立医院也不是很信任。走出医院后,我边安慰忐忑的妻子,边挂了市医院的号。市医院看了片子后直接说:“赶紧去C市吧。”我有点迷茫地问:“去是一定要去,但是我想问一下到底是什么病啊。”医生非常不耐烦地指着片子说:“还问什么,有什么可问的,这不写着呢嘛,不认识字啊,占位不明白吗?不明白自己百度。”我脑子轰的一声,拉着妻子走了出去,我大概知道是什么了,妻子在百度后就哭了出来。我边安慰她,边挂了全省最权威的三甲医院的号。

    推开医院的大门,走廊内人潮涌动,两侧有很多人就睡在地上。而黄牛像是一只只秃鹫,瞪大眼睛在一边安静地等着垂死的猎物,挂不上号的人只能找到他们,被他们狠狠的咬上一口。

    直到站到腿都麻木了,才见到大夫。所幸大夫认同了我们带来的核磁结果,没让重新拍,听说这家医院的核磁已经排到了几天后。大夫看了片子说:“应该是胶质瘤,不过长的位置挺好的,是低级的,没什么大事,去办住院吧。”我和妻子知道看病很难,也带足了东西,做好了长期战斗的打算,确实没想过这么顺利,当天就能住上院。因为我也听说过,想住院需要等很多天,还不一定能住上。

    通过和大夫的谈话也明确了一些问题。大夫问妻子是否有癫痫的症状,妻子回答说没有。但是大夫说:“不对啊,你应该有类似的症状,你好好回想回想。”这么一说我就想起了两个月前的晚上,我半夜被妻子惊醒,她双臂举起,不停的痉挛,嘴里发出一些无意义的声音,和她说话也没有反应。等她醒了之后,和她沟通她认为是梦魇,当地话叫“睡觉魇着了”,我也认同了这个说法,这么看来事先都有预兆。所以说某种程度上应该感谢新冠,是它造成了大脑的部分损伤,引起了症状的加剧,让我们重视了起来,不然等我们发觉了,也耽误了治疗的时机。

    顺利住上院着实让妻子安心了,她对我说觉得自己有救了。然而在住院第二天这份宁静被大夫的一通电话打破了。

    大夫问我:“你妻子父母来了吗?”

    “没有。”我回答道。

    “明天让他们来吧,我跟你们一起说一下。”

    “发生什么事了?”

    “那天当她面我没法说,你妻子肿瘤的位置不太好,正好长在运动和功能区上,手术的话有可能会有一些后遗症,像偏瘫啊,失语啊,都有可能。”

    我确实忘了当时说了什么,只记得耳朵里有嗡嗡的声音。挂了电话之后,我也没有跟妻子说,而是给岳父打了电话,电话中我们俩都挺冷静,声音也很平淡,像是说一件平常的不能再平常的事,但是我相信对双方来说此刻都有某种东西轰然倒塌了。


    2.希望

    我和妻子刚刚结婚四个月,当时还觉得挺幸运,刚刚办完结婚典礼就管控了。我们对之后的日子充满了期待,初步还定了今年去哪玩,每个月攒多少钱之类的小计划。

    我和妻子是不同性格的人,甚至可以说相同点并不多。她性格活泼,我性格内向;她喜欢动,我喜欢静,少有共同的爱好,一起在家看电影她总是能睡着。可我始终笃定两个一样的人无法走到一起,性格迥异也许更合适。当然,没有什么理论依据,只是个人观点。

    但这一场病让所有的规划都成了泡影。有时不得不感慨中华汉字的博大精深,“恶性肿瘤”这四个字看起来就觉得有种莫名的不适,像癞蛤蟆一样。同时我也想好了以后的日子,这里治不好,就去上海、北京,钱不够的话还可以把房子卖了,就当散散心了,总之是想拼了命的留在这人世间,即使不那么美好。

    打了一圈电话,回到房间的时候妻子正在和同学聊天,同学听说她住院特意来探视。妻子已经把头发剃光了,因为要做脑电,监测癫痫时的数据。我把饺子放在桌子上,妻子和同学在聊上学时的糗事,背对着她的时候眼泪不由自主的流了下来。

    第二天岳父岳母都来到了医院,大夫进行了手术风险的告知,并详细的讲解了肿瘤所在的位置和手术风险的原因。肿瘤的等级需要术后做病理才能知道,之前只能祈祷是低等级的,如果是三级以上,平均寿命只有十六个月。

    我们别无选择,即使有再大的风险也得手术。我询问了后遗症的概率,大夫说:“我们没法说具体的数字,就算是百分之一的概率,如果你妻子遇到了,那也是百分之百,所以问概率没有意义。”走出医生的办公室,那根绷着的弦似乎也断了,哭的不能自已。可是在医院里,时间、金钱和眼泪是最不值钱的三样东西。

    妻子自己也有点害怕,我安慰她说很正常,大夫这是怕手术后闹矛盾,必须告诉父母才行。同时我心里也直打鼓,妻子对风险一知半解,如果手术之后瘫痪了,她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呢,爱说爱笑的她怎么接受下半辈子无法说话这个折磨呢。换做是我,我也无法接受,事先知道了还多少有心理准备,一无所知的上了手术台,下来之后变成了哑巴,该有多绝望,后悔没有好好和身边人告别,没有把汹涌澎湃的感情表达出来…

    前方的路充满了未知,每片雪花都是我们不可承受之重。

    能够翻云覆雨的命运之手肆意将我们摆成它想要的样子,我们能做的只是伸出手拼命的抓着身边一切能够抓住的东西。

    我们都怀揣着侥幸心理仰望着希望,看着看着就好像真看到了希望,就像谎言说着说着自己就信了。


    3.等待

    手术没有如期进行,因为妻子来了例假,需要结束了之后才能进行,这也给了我们几天时间来好好调整身体和心理状态。期间病房更换了好几个病友,来来走走,

    第一任是一对老两口,老太太向我们介绍了给红包的潜规则,具体到该给谁,给多少。

    第二任是一对中年夫妻,晚上的时候可以听见两人在聊天,聊着聊着就开始哭,男人哭的呜呜的,因为女人是第二次发病了,风险也比较大。

    第三任是一对母女,孩子很可爱,很懂事,手术之后怕父母担心,也从来不喊疼。

    只有在这里,肿瘤似乎显得稀松平常,我曾开玩笑地说:“肿瘤让我们相聚于此。”在这里的所有人每天都互相鼓励,基于对未知前路的畏惧。我也曾想过,人死了会是什么感受,想着千百万年发生的所有事都和自己无关,脑中活跃的思维也归于沉寂。可能比死亡更可怕的还是无法思考的痛楚,每当想到这眼前总会看到亘古不变的黑,仿佛身处于广袤无垠的宇宙当中,这让我觉得浑身的每个细胞都在颤栗。

    自人类诞生以来,疾病也诞生在这片土地,像一把镰刀一样,无差别的收割着人类的生命。作为一株普通的野草,我们只想拼了命的从缝隙中躲过这把挥舞的镰刀,仅此而已。

    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和妻子出去吃了烤鱼,店内摆着四五个水箱,狭小的水箱内挤着大量的鱼,鱼翻滚着,拍打着,身体与尾部相撞的啪啪声清晰可闻。

    都是想活下去,可活着原本就比死还要难。

    手术当天,双方父母都来到了医院,不停的加油鼓劲,欢送她去打赢那场一个人的战争。本来我以为可以陪着她走进手术室,结果进电梯的时候就被拦在了门外,看着她站在电梯里向我挥手告别,我很害怕。如果下次再见的时候她不会说话了怎么办,我们还没有好好的告个别;不会动了怎么办,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没有去;如果肿瘤级别高的话怎么办,我还不舍得她,她也还舍不得这人世间…可门已经关上了。

    接下来是漫长的等待,我体会到了什么叫坐立难安,一直在不停的走动,感觉只有这样能压抑住心底的焦虑。我不敢坐下,害怕坐下就没有力气再站起来了。

    我焦急地等待着手术室内的一切消息,既期待着医生的电话告诉我手术做完了,又祈祷不要给我打电话,毕竟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晚上七点钟,距离分别已经过去了九个小时,我实在等不住了,想去清醒室问问,到清醒室门口的时候我接到了医生的电话。医生告诉我手术还算顺利,但是妻子病情比较严重,脑水肿比较严重,还需要进一步治疗。

    挂了电话岳母就开始掉眼泪,但总算是有了点希望。过了半个小时,妻子的病床推了出来,妻子安静的躺在上面,头朝着左侧,眼珠乱转,像在找谁。我们一直叫她,她啊啊的答应着,就被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过了一会儿医护人员找我签字确认情况,说妻子右侧肢体偏瘫,术后失语。

    我回到病房已经九点了,瘫坐在椅子上的时候,伤心、无助、疲惫等等一起袭来,多日积攒的情绪像开了闸的洪水一样,眼泪再也控制不住。

    接下来的路还很长,我们都得坚强起来。


    4.治疗

    第二天,在焦急的等待中,妻子从重症被推了出来,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哭了,用手指着嘴,呜呜的说不出话。我低头跟她说,我知道,我知道,没事儿的,别哭啊,刚手完术,不能哭啊。

    手术后的妻子右侧手脚不能动,说话只能说几个字,其中包含了我的外号。拼音她也忘了,打字也打不出来。回到普通病房的第一天急得直哭,她想干嘛也说不出来,护士和大夫轮番上阵也不能让她情绪稳定。我和护士商量想让岳母进来安抚一下妻子,因为医院规定是一个患者一个陪护,其余家属只能在外面。

    岳母进来后,妻子就不让走了,用手比划着想让我俩都留下。我又去跟护士协商,这情绪不稳定,您看第一天能不能让我俩都在这陪她。护士拒绝了,最后下了通牒,让岳母马上走,如果再闹情绪,直接再送回重症监护室。

    我们像做贼一样躲着护士,把妻子哄睡着了以后,岳母悄悄溜了出去。

    在之后的日子里,妻子情绪平静了下来,也渐渐的会说话了,从简单的几个字,慢慢变成能说一句话,虽然模糊不清,起码能沟通了。右腿也渐渐的能动了,只有右手没什么起色。

    在经过二十多天的住院治疗后,已经可以出院了,但是还需要后续的康复治疗。虽说可以出院,但由于这个病的高复发性,加上位置比较特殊没有全切,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5.康复

    经过两三天的休息,我和妻子来到了康复科,心情和住院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毕竟一个是为了活着,另一个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在实现了基本目的的前提下,每一个微小的进步都值得欣喜。

    康复科就像一所重点高中,住满了想要好好学习的“学生”。在这里面没有人催促你好好练习,好好上课,如果你想摸鱼,敬请自便,成败都在自己。

    但同时,也不缺乏勤奋的人。当我们在训练室开门到达的时候,门口已经站满了等待训练的老年人(康复科多是心脑血管疾病丧失部分功能的老年人)。

    在这里,有形形色色的人,也充满了故事。

    有三个媳妇,家庭关系一团糟的老大爷;有天生血管畸形,做完手术头部缺了一大块的高中生;有出了车祸,妻子去世,本人却不知道的老爷爷;有妻子和母亲相继住院,失去功能,一直坚守的大哥;有退休后退休金好几万,家有庄园的老爷爷;也有生活拮据,吃饭都舍不得吃的老夫妻。

    这里有尽心尽责,一心为患者着想的康复师,也有觉得无所谓,上课迟到摸鱼,下课早走上厕所的康复师。

    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一段对话。这个病人神经被压迫,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躺在床上的男人问妻子:“如果我以后看不见了怎么办?”妻子说:“那我就带你去治,治不好就一直治,直到治好了为止。”在我看来这无疑是一个满分答案,没想到还有超纲答案。旁边的妈妈开口了:“没事儿子,到那时候妈把眼睛给你,妈岁数大了,不需要看那么清楚。”

    这确实震撼了我,从说话的表情和语气,在场的所有人都相信这话的真实性,更因为“妈妈”这个词语所代表的意义不容置疑。

    在这康复了几个月,做了很多很多的项目,总之是每一次练习,每一个微小的动作渐渐汇聚成了流淌在肢体内的洪流。

    天气渐暖,外面生机盎然,我眼睁睁看着妻子一天天进步,我们对生活也充满了希望。


    6.前路

    轮椅的轮子吱吱嘎嘎的响着,经过地上一片凸起时的顿了一下,感觉到颠簸的妻子娇嗔到:“你…要…刷…史…我啊。“你好好说,别着急。”妻子一字一顿的说:“你、要、摔、死、我啊。”我笑着说:“你看你不着急就能说的挺好的,慢慢说。”妻子笑着答应了,催促我快点推轮椅,下节课要迟到了。我满怀欣喜的推着轮椅,转过走廊的拐角,上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晃的刺眼,在我看来更像是希望的曙光。下节课的教室在走廊的尽头,这条长长的走廊也布满了阳光,我们就这样不疾不徐的走去。


    后记

    妻子康复三个月有余,目前能简单的走动,右手能抬起,但是距离能使用还有一段时间,完全康复可能还得半年左右。在医院内看到了很多不同的人,听到了很多不同的故事,人情冷暖自在其中。

    虽然生活很艰难,我们也不会丧失对生活的希望,复发与否不在目前考虑范围内,恢复功能和定期复查是首要的。

    活着比死要难多了,能坚持活下去的人才是勇士。

    谨以此文纪念奋力活着的这段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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