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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托洛茨基任为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这一事件,2017年的俄剧《托洛茨基》的演绎充满戏剧性,也更加符合历史上托洛茨基的性格。剧中这场戏是这样演的:
托洛茨基赶到会场
托:我将直言不讳。与德国的谈判落败,鉴于此,我正式免去自己外事人民委员会的职权。
列宁:更简洁地说,就叫做“洗手不干了”。
托:我没打算洗手不干,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根据所发生的事,我们所有人应当吸取教训。一个国家极其不可能存在的情况是——没有强大的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的军队。
斯大林:请不要离题,托洛茨基同志。
托洛茨基:我不准备推卸自己谈判落败的责任,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有作战能力的军队,谁也不敢迫使我们接受任何条件。基于上述,我请求授予我总司令职责,以及组建新红军的任务。
斯大林:您不能办成和平协议的事,还想办成战争上的事?
托洛茨基:如果出席人员中有谁想承担重建军队的责任,请。
(一片沉默)
列宁:会议宣布休会。
I “旧大厦的砖瓦”
“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早年受饶勒斯的瑞士式民兵制思想影响颇深,但是自从布列斯特的外交惨败后,他放弃了民兵制的思想,坚持组建一支强大的常备军。确切的说,要组建一只与沙俄军队相仿的强大军队。托洛茨基发现,自己要做的是要重建自己曾经抨击、否定、推翻过的一切,打破从前的宣传体系。“从前信奉的现在要憎恨,从前憎恨的现在要信奉”。在就职演讲中,托洛茨基公开表达了要建立一只强有力的常备军的想法——从前“反抗压迫的同时却暴露出以自我为中心的反社会的特点”必须坚决抛弃,只有“工作、秩序、纪律才能挽救苏维埃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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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918年的苏俄来说,建设是难于破坏的。“旧的纪律已经被破坏,但是新的纪律还没建立起来”。托洛茨基上任第一件事就是重建军队的纪律,包括指挥体系的权威。整顿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军队纪律败坏的源头——士兵委员会与选举制。托洛茨基认为,“一支真正的军队不能由选举出来的委员会和随时会被下属撤换的军官率领”。1918年3月21日,最高军事委员会宣布废除军队中的选举制,一个月后,全俄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以委任制代之以选举制的决议。
在军队的建设问题上,托洛茨基抛出最大胆但也最有效的方案莫过于启用沙皇军队旧军官。托洛茨基认为,“正如工业需要工程师,农业需要农业专家一样,军事专家是防御不可或缺的。”传统的左派革命者们可能会认为沙皇军队的军官都是贵族地主出身,启用旧军官就等于把自己的阶级敌人安排进红军的关键岗位,极其荒谬。
事实上,由于贵族出身的军官在一战中很多以身作则,冲锋在前,其人数已经遭到了大量消耗,沙皇又不得不提拔、培训大量平民出身的军官补充。于是到了1917年,总计25万人的俄国军官团中大约22万人是战争时期所培训和擢升的临时军官。这其中80%的军官出身农民,4%的军官出身贵族,余下的来自城市中等阶层和工人阶级。十月革命后,随着军队复员,这些旧军官很多回家改行,或者南下去参加白卫军。在内战初期,不少白卫军的部队的士兵清一色的由旧军官充任,战斗力极强。
托洛茨基争取他们的行为既危险又困难。1918年4月22日,托洛茨基向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吸收帝俄时期的旧军官加入军队的计划,一时间反对声四起,计划在列宁的支持下勉强通过,允许沙皇旧军官以志愿者的身份进入红军。一些沙皇旧军官相应号召,投靠了新的苏维埃政权,比如原北线俄军司令布卢耶维奇被托洛茨基任命组建总参谋部,图哈切夫斯基也是在这一时期加入红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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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政委”
把旧军官一股脑的安插进红军中显然是危险的,故,托洛茨基设立了政委进行牵制。在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时期,为了保证前方军队士气就已经设立过政委,只不过那时的政委直接隶属于最高指挥部,职责不明确,也没形成一个固定的制度。自连一级到最高司令部的政委制度实属托洛茨基首创。指挥作战,军事训练指挥员管,士气,纪律等政治问题政委管,二者职责分明。为了防止旧军官结成派系造成危险,最高军事委员会还下令任何军事指示未经双方的共同授权签署都视为无效。
托洛茨基努力平衡政委和指挥员的平衡,但从外界看来,这是频繁的偏袒与纵容。政委们认为他总是偏袒旧军官,旧军官认为他纵容政委们插手军事事务。但在擅离职守这样的严肃问题上,政委和指挥员是要一视同仁的,“如果任何部队擅自撤退,第一个枪毙的是政委,其次是指挥员……”1918年8月伏尔加河畔军事重镇斯维亚日斯克的红军守军政委在白军的进攻面前丢下部队逃跑。匆匆赶到的托洛茨基抓住这个政委后,立即成立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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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军官中的叛徒行为并不少,有时候甚至称得上“频繁”。有些人伺机投靠白卫军,有些人故意暴露自己军队的位置,有些人向敌人泄露重大机密。托洛茨基起先用军事法庭和死刑对付他们,不过很快就发现死亡对这些叛徒来说算不上什么的威胁。于是他采取了人质制度,他命令政委保存军官家属的户口登记册,一旦军官背叛红军,那么他的家属就会成为人质。托洛茨基认为如果现在不实行恐怖,那么如果革命失败,未来敌人就会用恐怖来反攻倒算。托洛茨基也反对滥用恐怖,他时刻提醒部下:恐怖并不是为了摧毁潜在的敌人,而是为了使他们为革命服务。
在1918年,整个红军中三分之四以上的指挥员和行政人员都是由旧政权的旧军官充任,在最高指挥层的比重甚至更大。大约有3万多旧军官为红军服务,当叛徒的毕竟是少数。托洛茨基启用旧军官的计划无疑是成功的,在这点上,邓尼金也许从他的立场给了最高的评价:“苏维埃政府用巧妙的手段制服俄国将军和军官们的意志和头脑,使他们成为虽不情愿却唯命是从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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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左轮手枪”和“绶带”
擅离职守的军官和政委要枪毙,普通士兵也不例外。托洛茨基恢复沙皇军队的“十一抽杀令”,这种源于古罗马时期的军事惩罚将擅自撤退的士兵排成一排,每十人抽出一人枪毙,残酷地恢复纪律。枪毙需要手枪,处理完斯维亚日斯克的擅离职守事件后,托洛茨基要求调拨大量左轮手枪,“没有左轮手枪,前线纪律一团糟,休想恢复纪律”。
当然,不能只依靠“左轮手枪”这样的惩罚手段。托洛茨基知道,根本不缺少严刑峻法的沙俄军队依然一败涂地。作为一个出色的宣传者,托洛茨基擅长用各种手段激励、鼓舞红军将士。托洛茨基虽然直言红军的组织形式与沙皇军队是非常相似的,但在他心目中,红军并不等同于俄帝军队,“红军决不是旧军队的复生,红军与旧军队的最大不同之处是红军的阶级性:即红军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军队”。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思想”是红军的“粘合剂”。无论是旧军官还是普通士兵,都可以用革命理想将其改造。至于乘专列亲赴前线用充满感染力的演讲鼓舞前线将士,更是托洛茨基的拿手绝活。
(当然,尽管布尔什维克高唱国际主义,但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也一直是红军战斗力的重要源泉)
托洛茨基不仅要求调拨大量的左轮手枪,也要求组织出色的军乐队。他为了激发士兵们的自豪感和想象力,曾派群众喜闻乐见的讽刺诗人杰米扬·别德内去前线。拿破仑·波拿马说过:“一个士兵会持续战斗, 并为获得一个小小的带颜色的绶带而努力”。于是托洛茨基上书苏维埃政府,建议恢复革命后废除的授勋与军衔制度。
托洛茨基对于赤卫队、游击队这样的非正规部队及其反感。在这位红军缔造者看来,这些游击队和赤卫队是纪律败坏的祸根,会将不良习气“传染给正规部队”。正规的红军尚未组建完毕,托洛茨基就下令强行解散游击队和赤卫队。他近乎刻薄地要求彻底解散游击队,甚至威胁要严惩那些愿意收编游击队的指挥员和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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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强制武装的共和国”
在1918年春天,苏维埃俄国还确立了军区体制。4月8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乡、县、省和边疆区地方军事管理条例》,下令组建乡、县、省军事机构。托洛茨基称之为“军事委员会制”。这个委员会作为一个地方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征兵。到了5月份,动员体制基本建立起来。
也正是1918年5月,捷克军团起事,地方苏维埃政权被推翻,各方势力乘着权力真空乘虚而入,短暂的春季休战结束,血腥的内战正式爆发。虽然已经颁布了一些法令条例,采取了若干强有力措施,但多数法令依然是得不到施行的空文。纪律对于红军来说依旧陌生,至于第三部分所述的很多关于纪律的问题与举措,多半是5月之后发生/施行的。捷克军团叛乱时的红军依然处于一个幼小阶段,存在诸多问题。在这其中除了纪律问题之外,还有两个问题较为严重——没有统一的指挥中心以及兵员缺乏。
正是因为这两个严重问题,西伯利亚的数万红军在捷克军团面前不堪一击,后者犹如无人之境。8月8日,军事专家波德沃依斯基从巴拉绍夫给列宁和托洛茨基发来的电报诉说了这个问题的严重,他汇报道:“由于没有一个协调各司令部和部队的机构,我们没有任何可能利用我方铁路多于敌方的有利条件,进行军队调动,以弥补我方数量上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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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到了9月份,托洛茨基回到莫斯科,把最高军事委员会改组成了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的建设和战斗行动,决定军事政策问题,主要下设机关有:全俄总参谋部、政治处、中央供给局。各方面军、集团军均受其辖制。此外还下设了14个军的革命委员会,每个委员会由军长和两三个政委组成。托洛茨基担任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参谋部也于9月成立,各方面军、集团军同时成立了相当的参谋部。
列宁曾经下达组建300万人的红军的指标,但由于之前一直坚持自愿的原则,响应者寥寥。在捷克军团发难的几天前,红军的人数才刚刚达到30.6万人。捷克军团叛乱后,革命军事委员会很快就取消了自愿制原则,转而施行全民义务兵制。在叛乱发生的四天后,即5月29日,苏维埃政府宣布对顿河、库班、捷列克以及两个首都的工人和贫苦农民进行强制动员,再次其他地方的铁路工人和工作人员,服役期限为6个月。
1918年7月份的第五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选举制彻底被废除,军衔制实施。7月29日,苏维埃政府宣布对18岁-40岁的成年男性居民施行义务兵制,同时对1892-1897年出生的军官进行强制征召,开始大规模的启用帝俄时期的旧军官。1918年12月,红军总人数达到80万人,1919年初,红军总人数达到163万,可以说,武装共和国和强大的红军基本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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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斯维亚日斯克”与“战争列车”
托洛茨基缔造红军的过程中充满了他的个人风格——对自我才智的极度自信。这种自信使他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政策,让一切在自己的指导下稳步前行。他听得去旧军官的意见,但可能更相信自己。一旦他遇见反对声,他雄辩,但也喜欢独断专行。这当然使他树敌不少,其中最著名也是最有实力的反对派集中在伏罗希洛夫领导的第十军,该军当时驻扎在察里津,这个城市后来改名为斯大林格勒。
托洛茨基是在战争中有过身先士卒经历的革命者。1918年8月6月,重镇喀山沦陷,一片混乱的红军不战而退,仓皇到斯维亚日斯克。第二天,托洛茨基被中央派去伏尔加河督战*,“革命军事委员会专列”仓促编成。托洛茨基在斯维亚日斯克滞留的一个月可能是革命战争最艰难的时刻之一,他的专列甚至一度后路被抄。正是在斯维亚日斯克,托洛茨基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战争的残酷与危险。不过他干的不错,他在斯维亚日斯克做了大量工作,将溃不成军的第五军焕然一新。9月10日,第五军收复喀山。两天后,一位年轻的将星收复了辛比尔斯克,他的名字叫图哈切夫斯基,正是之前在斯维亚日斯克被提拔的。
革命在喀山城下转危为安,至少是在军事组织上,托洛茨基写到,“革命就是在喀山城下才学会了军事组织能力的艺术”。
(托洛茨基和中央其他人当时并不知道喀山已经沦陷,专列的组成是因为辛比尔斯克的沦陷,也就是后来的乌里扬诺夫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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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托洛茨基就在这个专列上待了两年半。从斯维亚日斯克到对付克里米亚的弗兰格尔,专列一直作为流动指挥机关存在。后来,这个专列有了一个专有历史名词——“托洛茨基的战争列车”。这辆专列上有指挥一场战争所需的一切,通讯设备,机枪,带有装甲的车厢,装有机枪的汽车,以及两百来名身穿黑色皮制服的战士。专列上有为个别单位运送的急需的军需品,还有手表、望远镜、药品和其他慰劳品。有时候前线的师长旅长甚至会团长会专程去专列,邀请托洛茨基去他们部队坐一坐,送些慰劳品,鼓舞下士气;有时候专列会直接用自己的士兵进行“登陆”作战,填补战线的缺口;有时候专列会向前线部队输送优秀的宣传员和军事专家;专列上还有自己的刊物,它用无线电台从莫斯科获得世界各地的时事新闻,然后刊登在报刊上,发给在俄罗斯大地作战,几乎与世隔绝的士兵们。
“战争列车”的出现总是能极大的振奋前线红军的士气,红军军长们说专列“顶的上一个预备师”。
1918年,托洛茨基完成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革命者罕见的使命——建立一直强有力的正规军。列宁对他的贡献做了这么一个比喻——用“被摧毁的旧制度的大厦上留下的砖瓦”挽救了“共产主义”。1919年3月的俄共(布)八大确定了以正规化为特征的军事路线,此后70年苏联红军也基本是按照这条路前进的。托洛茨基破除了巴黎公社以来的民兵制幻想,克服党内外强大的阻力建立正规化红军,这为他赢得了无数的掌声、极高的声誉,但是也为他树了无数敌人。据说夏伯扬斯克甚至以前准备叫“托洛茨克”。对于一个在反犹传统浓厚国家的犹太领导人,这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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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后记
尔后托洛茨基党内斗争败北,此文中所述的一些内容一度成为了上纲上线者这抨击他的口实,不过更多的还是迅速泯灭在苏联那短暂但汹涌的“历史长河”中了。所谓不朽的思想几乎无人问津,就连那只红军也不复存在。
“在莎士比亚的剧本里,悲剧情节与喜剧情节之所以总是交替出现,与在人类的生活中伟大的往往与渺小的卑鄙的混在一起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正在流亡的托洛茨基在自传中这么写道,然后又回忆起了季诺维也夫在保卫列宁格勒后给自己的“赞誉”。
“这时,季诺维也夫已经从沙发上爬了起来,又有了几分得意。他以共产国际的名义给我颁发给奖状:
‘保卫红色彼得格勒是对全世界无产阶级,从而也是对共产国际的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彼得格勒而战的首功应归于你,尊敬的托洛茨基同志。我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向您赠送锦旗,请您将它们授予在您领导下光荣红军中功勋卓著的部队。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格·季诺维也夫*。’”
(季诺维也夫,布尔什维克早期重要的活动家与领导人,日后扳倒托洛茨基的“三驾马车”之一。在1919年尤登尼奇兵临彼得格勒城下时,主张弃城撤退。所谓“从沙发爬起”是因为据说季诺维也夫一旦情况不好时,总喜欢躺在沙发上长吁短叹)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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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包括但不限于:
《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姚海
《苏俄国内战争时期的白卫军》周国长
《托洛茨基与苏联红军的建立》赖小刚
《托洛茨基 被遗忘的苏联红军最高领导人》林剑纶
《托洛茨基 红军的缔造者》金雁
《我的生平》托洛茨基
《武装的先知》伊萨克・多伊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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