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后，王浚及东嬴公·司马腾起兵进攻司马颖，刘渊向司马颖献策道：“今二镇跋扈，众余十万，恐非宿卫及近都士庶所能御之，请为殿下还说五部，以赴国难。”（《晋书·载记第一》）
刘渊所想的，依旧是返回故地，与刘宣等人汇合。司马颖起初还有疑虑，认为就算能发五部之众，也未必可挡鲜卑、乌丸之劲骑（王浚所率）。司马颖打算“奉乘舆还洛阳，避其锋锐，徐传檄天下，以逆顺制之。君意何如？”（《晋书·载记第一》）
若依司马颖这条方针，则刘渊将无法实现其野心，所以刘渊劝道：“殿下武皇帝之子，有殊勋于王室，威恩光洽，四海钦风，孰不思为殿下没命投躯者哉，何难发之有乎！王浚竖子，东嬴疏属，岂能与殿下争衡邪！”（《晋书·载记第一》）一方面极力抬高司马颖的地位，一方面认为此时不能示弱于人，此事应当速办：“殿下一发鄴宫，示弱于人，洛阳可复至乎？纵达洛阳，威权不复在殿下也。”（《晋书·载记第一》）进而为了使司马颖放心，刘渊夸下海口道：“当为殿下以二部摧东嬴，三部枭王浚，二竖之首可指日而悬矣。”（《晋书·载记第一》）
听了这一番话，司马颖非常高兴，于是便拜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
困龙入海，岂可复制？刘渊回到左国城（今山西省方山县境内），接受了刘宣等人所上的大单于之号。短短“二旬之间，众已五万”。刘渊将都城定在离石。
不久后，王浚的人马打败司马颖，司马颖“挟天子南奔洛阳”。刘渊闻知此事，说道：“颖不用吾言，逆自奔溃，真奴才也。然吾与其有言矣，不可不救。”（《晋书·载记第一》）
刘渊此时是想去帮司马颖一把的，可刘宣劝住了他，对他说道：“晋人奴隶御我，今其骨肉相残，是天弃彼而使我复呼韩邪之业也。鲜卑、乌桓，我之气类，可以为援，奈何击之！”（《资治通鉴·晋纪七》）
刘宣是说天厌晋室，应当与之划清界限。此时是复兴大业的时候，应和鲜卑、乌桓搞好关系，怎么可以去攻击人家呢？刘渊听了此话，觉得很有道理，说道：“善！大丈夫当为汉高、魏武，呼韩邪何足效哉！”（《资治通鉴·晋纪七》）
于是乎，刘渊将都城迁于左国城。他以当年匈奴与汉室曾约为兄弟，“兄亡弟绍”，所以建国号曰“汉”。刘宣等人上尊号，请刘渊称帝，刘渊说道：“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称汉王。”（《资治通鉴·晋纪七》）于是即汉王位，改元元熙，并追尊安乐公刘禅为孝怀皇帝（借尸还魂之计）。就这样，十六国之中第一个政权建立了。此时乃是公元304年。
现行的高等院校教科书《中国古代史》中，以淝水之战为分界点，将十六国分为两个时期（《中国古代史·第九章·第三节》）。而钱穆先生则将十六国分为五个时期，即：
一、晋、赵、蜀三国鼎立期；
二、第一次燕、秦分据期；
三、苻秦全盛期；
四、第二次燕、秦对峙期；
五、刘裕灭秦后之北方三国（《国史大纲·第四编·第十五章》）。
我个人更倾向于钱穆先生的分法，更细节、更明了。而这一节所讲到的刘渊建立“汉“政权，正处于十六国历史的开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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