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

秦汉以来国家用人,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政府下诏提出其所需人才类型,让下级官员按其所需将合适的人选推荐上去,然后经上级机关考核授受官职,另一种是国家政府直接从下层征召官员。这两种方法到东汉时经过完善,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即察举制和征辟制。

这两项制度的确立和实行曾为东汉带来一度的昌盛繁荣,但到了东汉后期,宦官、外戚、官僚三大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到东汉安帝时,使宦官插手选举,逐渐造成"“台阁失选于上,州郡轻贡于下”的情形,出现了选举上的“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腐败现象。致使察举征辟制变成一具残骸。

汉末大乱以后,军阀混战,人士流迁,东汉统治秩序破坏了,因而过去那种靠乡里名士“臧否人伦”的形式也难以存在了。

兼并战争中,曹操积极网罗和招纳游散在四方的士族名流,用之以统一北方。曹操要取代汉朝,受到这些士人的反对和阻止,于是曹操提出“唯才是举”,与此同时将统治集团中的名士阶层打了下去,为曹魏代汉铺平了道路。

曹丕称帝后,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和扩大统治集团的力量,这样不得不在政治上对士族地主采取一些优待的政策,于是于黄初元年 (220年),正式接受陈群的建议,建立和推行“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是:在政府官员中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按照他们的籍贯兼任本州郡邑的大中正和中正。各州大中正、中正依据他们各自所属地区人物的品、行,写成品与状,呈报吏部作为吏部授受官职的依据,品即品级,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状即评语,用来评定所举人物的德行和才能。中正有权进退品级, “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自五退六, 自六退七”。

新的选举制就实质而言是曹魏政权同士族力量妥协的结果,从形式上说曹操前后期用人以及同东汉评议制相结合的产物。从选拔标准看,品第同品德,才能并行,既保证了曹魏政府的官僚贵族能够进入仕途,也为选拔一些下层有才能的人做官提供了可能。

因而在九品中正制实行初期,铨选机关是吏部,人士评定权利操在中正官员手里,中正采择舆论,以人才优劣定品第,一些比较有才华的人得以兴荐,对充实官僚机构,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由于大小中正要由“著姓士族”充任,一开始就埋下了世家大族操纵选举的隐患。特别是司马氏控制政权以后,采取了对士族官僚优待和放纵的政策,那些本来就出身于著姓大族的中正官,便在具体评定人物时愈来愈注重门第而不注重人才了,选举逐渐被世族控制。

魏末五等爵位制的制定和西晋挚虞的《族姓昭穆》出现后,成为九品中正制选官的直接依据。

九品中正制规定,官职品第三年调整一次,但中正可以随时给予升降,而且最主要的条件是家世出生。钦定品第,中正要“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这样祖辈没有官职的就很难有入选的机会。当时人段灼就指出:现在台阁选举是塞人耳目,九品选人,唯听中正裁夺,所以位居上品者,不是公侯的后代,便是当朝官员的子弟。这样下去,平民百姓中有才干的人岂能不被埋没?

同时在九品中正制的具体实行中也存在严重的弊端,当时刘毅、卫瓘等都对此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和揭露。选举过程中的问题主要来自于中正,中正的产生和中正本人的素质对整个选举局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九品中正制实行初期对中正的作用特别谨慎,它的产生是往往靠攀附权贵而取得。同时中央政府对中正没有正式的考核和赏罚制度,这样在具体选拔人物时,中正廉洁奉公固然也有,但徇私枉法,甚至贪赃纳贿、结党营私的却也大有人在。造成选举过程中弊端丛生。主要表现为:其一是凭个人好恶升降品级。操纵选举的中正常是“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图谋当官的或以贿赂荣升,或以攀附登进,结果是“无报于身者必见割夺,有利于己者必得其欲”。

西晋刘卞入太学时,当为四品台吏,因为得罪了中正官,被降为五品以下的尚书令史。

又如何劲死后,中正袁粲前往吊丧,何劭的儿子何岐借病不见,袁粲大怒,声称要给以报复,准备给何岐“下婢子品";其二是行状、铨品没有一定的标准,而公议又不起作用,中正的品状往往是随心所欲、捕风捉影, “采声于台府,纳毁于流言”,对其“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这样的品状当然不能公允;其三是为入仕途不择手段。

品位高低是官职高低的直接依据,于是人们为了获得品位和追求高品位便不惜手段,或请托交行、朋党勾结,或浑水摸鱼，伪造家谱,甚至甘当别人的子孙。

就西晋九品中正制发展的总趋势看,对士族极其有利,九品中正制在西晋选举的结果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局面的形成。

东晋是门阀统治的时代,东晋门阀统治是士族集团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起来的政权,士族门阀集团利用九品中正制而取得政治经济等全部特权。

东晋时代的尚书令、尚书仆射、中书令、中书监等官,几乎全被士族所垄断。同时在经济上他们占山霸水,广治田宅,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特权阶层。

东晋时期选举上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随着门阀世族地位的巩固,世族关心的已不主要是中正给予他们的品第,担心的是士庶阶层的混杂、权利外溢,于是他们大修家谱,并藏之官府,派专人保管以供查核和防止篡改,同时为了保持世族的纯洁性和世族血统的尊贵,他们不与庶族寒人通婚,不与庶族寒门接礼,并成为定制,犯者以违制论处。

这样在士庶之间划出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于是出现了“士庶天隔”之说。二是世族当官以不干事为“清贵”,视勤劳为鄙俗, “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终日,以此终年”,他们标榜超脱、逍遥,朱颜粉面,玉柄尘尾, “碌碌然以取世资”。

东晋后期,士族门阀集团受到孙恩、卢循起义的打击,起义发生在江南士族集中的三吴地区,起义大军所到之处,佃客、奴婢纷纷加入,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南康公谢明慧等全被起义军杀死,王、谢、顾几家大士族受到沉重的打击。

南朝一代,九品中正制仍被沿用,但由于士族的腐败,普遍出现了寒人典机要的现象,同时一些被衣冠望族所鄙弃的武官要职,逐渐被庶族寒所占取,士族终于在极度腐化中沉没了。特别是经过侯景之乱的打击,士族一蹶不振,九品中正制也随之瓦解了。

在北朝,九品中正制也是北魏、北齐统治者的主要选举制度。北魏高宗时明确规定王、公、师、傅、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与百公伎巧卑姓通婚,犯者加罪。孝文帝改革,重定士族,但这已是九品中正制的尾声了,在政治中的作用已远不能与两晋时期相比。

到北周武帝时,明令选拔“奇才异术、卓尔不群者”,隋开皇七年(S87年),把科举制正式定为国家选举制度,于是九品中正制正式被废除。

九品中正制虽然被废除了,但由九品中正制这种森严的血统制所造成的门第观念,已成为影响中国数千年历史的传统观念,后世王船山论及其情形时说: "唐之举进士也,不以一日之诗赋，而以名望之吹嘘”，可见其余风尚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