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听朋友讲起他特别喜爱的一个玉石挂件：那是一块十分普通的玉石，甚至应该说有些丑陋。整个石块大概只有拇指的二分之一大小，样子也不够规整，非但不通透，颜色也不纯正。这样的石料，估计随处可见吧。
可是，因缘际会，它却碰到了一位眼光独特的雕刻师傅。那位师傅充分地利用石块独特的形状，巧妙地将它雕琢成了一个栩栩如生的“济公”的形象。那脸庞极其夸张，玉石上面的斑驳杂色巧妙地表现出济公的不修边幅，整个作品幽默风趣，让人忍俊不禁。
朋友对这个挂件爱不释手。他将这件事说给我听，并非因为挂件的精美，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教师。我当然懂得他没有明确说出的意思：一个好老师，也应当像一个优秀的雕刻师傅那样，要善于发现人，更要善于成就人。
（2）
里约奥运会排球比赛，除了郎平指导，大家还记住了一个人——朱婷。
朱婷出身草根，进国家队时，是队里唯一一个来自农村的女孩，教练组认为她小时候吃得差，所以才瘦。朱婷出生于河南周口市郸城县秋渠乡朱大楼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朱安亮在村里开了一间修车铺养活全家八口，父母没有任何运动竞技的经历。小学阶段的朱婷，除了超过1.7米的身高之外，没有表现出任何体育天赋。
母亲杨雪兰对童年朱婷的印象是，“会帮她姐干活，不爱说话”。到了五岁，父亲把她送到朱大楼小学读书。在学校里，朱婷依然表现得默默无闻。除了有一次默不作声地扶好被同学弄倒的铁锹，她的三年级班主任高瑞华到现在也记不得，这个农家女孩还做过什么让老师记得住的事，“很普通一个孩子，她身高当时并不突出，班里四十多个学生，一二十名的中等成绩。”
小学毕业后，她到郸城县东郊的新世纪中学上初中。她的初三班主任张心义看到她时惊住了，“一米七多的个子，黄不拉叽的，很瘦。” 2007年中考前，张心义一个个问学生初中毕业后的意向。轮到在班里一直处于中等成绩的朱婷，张心义直奔主题，“你以后想弄啥？”“张老师，你看我能弄啥？”迷茫的朱婷看着张心义说。 张心义心想，中等成绩的朱婷可能很难在学业上超越同龄人，于是问她，“你怕不怕吃苦？”“不怕”，朱婷回答得很干脆。“那你去练体育吧。”说完这句话，张心义看到朱婷笑了。张老师带着朱婷去了周口体校，体校副校长夏陆海见到朱婷的第一印象是她的身高。那时朱婷已经长到了1米78。他让朱婷做了简单的摸高、跳远测试。测试做完，夏陆海非常满意朱婷的身体条件。朱婷一下子被争抢了起来，赛艇教练要她练赛艇，篮球教练要她练篮球。周口体校唯一的排球教练夏陆海打断了他们，“她这个体型适合练排球。”就这样，13岁的朱婷开始与排球结缘。
练体育，不仅需要天赋，更需要刻苦、勤奋、不怕苦。刚去体校时，朱婷给父亲打电话，说腿疼，脚抽筋，受不了。父亲让朱婷坚持3个月，如果确实不成，就回来打工。临近3个月，朱婷跟父亲说“我再坚持一星期，最后一星期”，说了几次这样的话后，朱婷坚持了下来。后面的故事人们都知道了，省队、中青队、国家队，伴随着少女变青年，朱婷的平台越走越高，潜力和才华得到充分发掘，在里约尽情释放。
冠军的成长总是不容易，贫寒出身让朱婷的成绩来得更艰辛一些。朱婷在家排行老三，上有两个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妹妹，最小的妹妹今年10岁。在豫东农村，像这样家庭的女孩，一般是早早辍学，早早打工，早早结婚生子。她们很少有人读到高中，念几年书或者仅仅是年龄到了便和同村人外出打工。目的地一般是苏州、张家港，从事服装厂、纺纱厂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工作。这本来也是朱婷最有可能的命运，黄淮平原上很多孩子的命运剧情也都是这样发展的。
朱婷是幸运的。她的幸运来自她的老师。如果没有初三班主任的推荐，如果没有体校排球教练的慧眼识才，如果没有后来郎平指导的精心指导，朱婷的命运，大家都可以想得到。可是，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老师的发现与成就，她脱颖而出，绚丽多彩。
（3）
作家毕淑敏回忆个人成长经历，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故事：
她是我的音乐老师，那时很年轻，梳着长长的大辫子，有两个很深的酒窝，笑起来十分清丽。当然，她生气的时候酒窝隐没，脸绷得像一块苏打饼干，很是严厉。
那时我大约十一岁，个子长得很高，是大队委员。 学校组织“红五月”歌咏比赛，最被看好的是男女小合唱，音乐老师亲任指挥。我很荣幸被选中。有一天练歌的时候，长辫子的音乐老师，突然把指挥棒一丢，一个箭步从台上跳下来，侧着耳朵，走到队伍里，歪着脖子听我们唱歌。大家一看老师这么重视，唱得就格外起劲。 长辫子老师铁青着脸转了一圈儿，最后走到我面前，做了一个斩钉截铁的手势，整个队伍瞬间安静下来。她叉着腰，一字一顿地说，毕淑敏，我在指挥台上总听到一个人跑调儿，不知是谁。现在总算找出来了，原来就是你！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现在，我把你除名了！ 我木木地站在那里，无法接受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刚才老师在我身旁停留得格外久，我还以为她欣赏我的歌喉，分外起劲，不想却被抓了个“现行”。我灰溜溜地挪出了队伍，羞愧难当地走出教室。
三天后，我正在操场上练球，小合唱队的一个女生气喘吁吁跑来说，毕淑敏，原来你在这里！音乐老师到处找你呢！从操场到音乐教室那几分钟路程，我内心充满了幸福和憧憬。走到音乐教室，长辫子老师不耐烦地说，你小小年纪，怎么就长了这么高的个子？ 我听出话中的谴责之意，不由自主就弓了脖子塌了腰。从此，这个姿势贯穿了我整个少年和青年时代。 老师的怒气显然还没发泄完，她说：你个子这么高，唱歌的时候得站在队列中间，你跑调走了，我还得让另外一个男生也下去，声部才平衡。小合唱本来就没有几个人，队伍一下子短了半截，这还怎么唱？现找这么高个子的女生，合上大家的节奏，哪那么容易？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法子了…… 长辫子老师站起来，脸绷得好似新纳好的鞋底。她说，毕淑敏，你听好，你人可以回到队伍里，但要记住，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干张嘴，绝不可以发出任何声音！说完，她还害怕我领会不到位，伸出颀长的食指，笔直地挡在我的嘴唇间。 我好半天才明白了长辫子老师的禁令，让我做一个只张嘴不出声的木头人。泪水憋在眼眶里打转，却不敢流出来。我没有勇气对长辫子老师说，如果做傀儡，我就退出小合唱队。在无言的委屈中，我默默地站到了队伍之中，从此随着器乐的节奏，口形翕动，却不得发出任何声音。长辫子老师还是不放心，只要一听到不和谐音，锥子般的目光第一个就刺到我身上…… 小合唱在“红五月”歌咏比赛中拿了很好的名次，只是我从此遗下再不能唱歌的毛病。毕业的时候，音乐考试是每个学生唱一支歌，但我根本发不出自己的声音。
音乐老师已经换人，并不知道这段往事，很是奇怪。我含着泪说，老师，不是我不想唱，是我真的唱不出来。后来，我报考北京外语学院附中，口试的时候，又有一条考唱歌。我非常决绝地对主考官说，我不会唱歌。 在那以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长辫子老师那竖起的食指，如同一道符咒，锁住了我的咽喉。
禁令铺张蔓延，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我不但再也没有唱过歌，就连当众发言演讲和出席会议做必要的发言，我也是能躲则躲，找出种种理由推脱搪塞。有时在会场上，眼看要轮到自己发言了，我会找借口上洗手间溜出去。有人以为这是我的倨傲和轻慢，甚至是失礼，只有我自己才知道，是内心深处不可言喻的恐惧和哀痛在作祟。
直到有一天，我在做“谁是你的重要他人”这个游戏时，写下了一系列对我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之后，脑海中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了长辫子音乐老师那有着美丽的酒窝却像铁板一样森严的面颊，一阵战栗滚过心头。于是我知道了，她是我的“重要他人”。虽然我已忘却了她的名字，虽然今天的我以一个成人的智力，已能明白她当时的用意和苦衷，但我无法抹去她在一个少年心中留下的惨痛记忆，烙红的伤痕直到数十年后依然冒着焦糊的青烟。
(4)
流传甚广的还有陶行知先生的“四块糖”的故事：
那是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当校长时发生的一件事。
一次，一位叫王友的男生用泥土砸另一位男生。陶校长发现后立即制止了他，要他放学后到校长室去。
放学以后，王友来到校长室，一会儿工夫，陶校长也来了。一见面，他掏出一块糖果送给王友，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了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王友疑惑地接过糖果。
随即，陶校长又掏出一块糖果放到他手上，说：“这也是奖给你的。因为你很尊重我，我不让你砸同学时，你立即就住手了。”王友更惊异了，眼睛睁得大大的。
接着，陶校长拿出第三块糖果，塞到王友乎里，说：“我调查过了，那位男生欺负了女生。你砸他，说明你很正直，很善良，我应该奖励你。”王友感动极了，他流着泪，后悔地说：“陶……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呀……”
陶校长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塞到王友手中，说：“你能正确地认识错误，再奖你一块。”说完，陶校长拍拍王友的肩膀，把他送出了校长室.
(5)
朱婷的成长故事告诉我们，发现与成就对于人才成长的重要性。古语说：“天生我材必有用。”龙生九子，尚且种种不同，各有所好。人与人的差异就更大了。作为老师和家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发现”，这种发现要突破学科的限制，要真正从“人”的角度去考虑。我不清楚朱婷初三的班主任张心义老师教的什么学科，不过，我猜他是一位体育老师的可能性恐怕也不大。但是他却能够“发现”朱婷成长的这种可能性。不过，仔细想，发现这种可能性其实并不难：朱婷初中时1米75的个子当然不只是会引起张老师一人的注意。可是，更多的人对此只是比较“麻木”罢了，大家看到的只是她的学科成绩平平，哪里会看到她体育上的“潜能”。可是，张老师看到了，不只是看到的，还愿意帮助她，亲自带她去找体校的老师，这才有了里约奥运会上大放光彩的朱婷。
韩愈在《马说》中写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对于基础教育阶段的老师来说，孩子们的发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这么多的孩子里，一定有一些在某些方面特别出色、特别有天分的。这些孩子也许学科成绩像朱婷那样毫不显眼，但他在自己擅长的方面具有别人无以比拟的优势，作为老师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孩子？是仅从自己所教的学科方面去考虑，还是从“人”的发展角度去考虑？是把努力的方向确定为在自己所教学科让她提几分，还是从孩子的角度去考虑，为她开辟一片崭新的天地？这确定值得我们去深入思考。
（6）
作家毕淑敏所讲的故事，让我不由得想起唐代柳宗元的《种树郭橐驼传》。
郭橐驼如此讲述自己的“种树之道”：“我郭橐驼不是能够使树木活得长久而且长得很快，我只不过是能够顺应树木的天性，来实现其自身的习性罢了。但凡种树的方法，它的树根要舒展，它的培土要平均，它根下的土要用原来培育树苗的土，它捣土要结实。已经这样做了，就不要再动，不要再忧虑它，离开它不再回顾。栽种时要像对待子女一样细心，栽好后要像丢弃它一样放在一边，那么树木的天性就得以保全，它的习性就得以实现。所以我只不过不妨碍它的生长罢了，并不是有能使它长得高大茂盛的办法；只不过不抑制、减少它的结果罢了，也并不是有能使它果实结得早又多的办法。别的种树人却不是这样，树根拳曲又换了生土；他培土的时候，不是过多就是过少。如果有能够和这种做法相反的人，就又太过于吝惜它们了，担心它太过分了，在早晨去看了，在晚上又去摸摸，已经离开了，又回头去看看。更严重的，甚至用指甲划破树皮来观察它是活着还是枯死了，摇晃树根来看它是否栽结实了，这样树木的天性就一天天远去了。虽然说是喜爱它，这实际上是害了它，虽说是担心它，这实际上是仇视它。所以他们都不如我。我又能做什么呢？”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这是种树之道，亦是育人之道。毕淑敏所讲那个长辫子的音乐老师显然并不懂得这些。十一岁做了大队委员的毕淑敏在学校的表现一定是非常优秀的。尤其是作为大队委员，相信那时的她一定是一个性格活泼、善于表达的孩子，她当众讲话的能力与机会都应当比普通同学多许多。可是，长辫子音乐老师的一番“作为”却不但使她以后唱歌唱不出来，而且“到了凡是需要用嗓子的时候，我就忐忑不安，逃避退缩”。这种伤害，甚至影响到之后的许多年。
如果没有发现与成就，起码不要去伤害和抵制。这个故事应当引起每一个老师和家长的警醒。
（7）
陶行知先生“四块糖果”的故事，有着广泛的现实背景。孩子们之间摩擦打闹的事情不是每天都在我们的身边发生吗？可是，我们在处理此类事情的时候，恐怕更多的是只聚焦在“问题”上。“你为什么拿泥土砸别人？”“你知道这是严重起违犯校规校纪吗？”
陶先生却能透过问题的表面，看到背后那煜煜闪光东西。这就是一种超乎常人的“发现”的能力。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发现”，才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
教育是塑造，还是成就？我觉得高明的教师一定会选择“成就”，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渴望成长的、向善的种子，作为老师，就是要想方设法让这颗种子发芽、成长。陶行知先生“四块糖果”的故事，不正是催生了孩子守时之心、尊重之心、正直之心、知错就改之心吗？
（8）
最后还是回到开篇提到的那个玉石挂件上来。
如果拿这块掺杂着杂质的斑驳的玉石，来雕刻一个端庄慈善的观音像，可以吗？显然不合适。因为它有太多的瑕疵，无法呈现观音所应有的美好。
可是，如果拿一块质地纯正的玉石来雕刻济公像呢？那种幽默洒脱、狂傲不羁、让人忍俊不禁之态能够表现出来吗？恐怕同样不能。反而需要一些斑驳的色彩来映衬。
以前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老师讲“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当时颇费思量。那时候，心里只把世上事物分成两类：好的，不好的。好的，便尽善尽美；不好的，则一无是处。岁月的磨砺，才慢慢地使我懂得：没有绝对的好，也没有绝对的不好。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适合不适合，前提是能“发现”，而后才能“顺木之天”予以“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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