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葱岁月一九七七
题记
所有的结局都已写好
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
却忽然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开始
在那个古老的不再回来的夏日
无论我如何地去追索
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
而你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淡
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岚
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
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
含着泪 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
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二〇一三年五月,一个炎热的下午,树上的知了一阵一阵的齐声叫着,外面的太阳晒着马路滚烫,空气中弥漫着闷热的蒸气,深圳已经有好多天没有下过雨了,太热不想出门,呆在家里有些无聊,已经许久没有看过书的我随手从书架拿起一本书,原来是台湾作家席慕容的诗集,书已经买了许久,但一直没有时间看,翻开后,不经意间看到了这首《青春》,读着这首关于青春的诗,我的思绪忽然变得模糊起来,感觉整个时间突然停止住了,一瞬间,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七十年代,大脑里不停的闪动着我青年时代的各种影像,好似电影中的蒙太奇一般,交叉又无序的闪现出自己在青春岁月中生活、学习的场景与画面,又感到如同做梦一样般,恍恍惚惚之间的我站在高高的、远远的地方,看着那时的我们在训练、玩耍、恋爱、演出、欢笑、痛苦、离别,每个人都忽远忽近,但发生过的一切的事情又是都那么的清晰、真实、美好。
兰州
我的青年时期是在中国大西北甘肃兰州度过的。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在这里,我从一个小屁孩变成一个懵懂少年,又从懵懂少年成为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一个舞蹈演员。直到我27岁那年,青春已经过了一大半,而我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中都还是碌碌无为,一无所有,看得周边的同学一个个离开兰州去寻找新的机遇。我的内心中也开始变得焦急起来,冥冥中感觉再不能在这个地方混日子了,也想寻找出路,寻找一线希望,当我硬着头皮决定去南方闯荡,即是逃避,也是渴望,至于去什么样的地方,会有什么的未来,我不知道,也不敢想象,只是每天醒来后,内心就会感到孤独,害怕,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让我觉得无比的烦躁。
一九八九年是动荡的一年,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这个社会价值观发生巨大变化中不知所措,也没有方向,只能在焦急中等待、在渴望中等待改变!这一年,这个时刻,也就是很多有理想的六十年代生人青春年华的分水岭。
说实话,直到我决定离开这个城市的前一个星期,我都没有一丝丝念头想过离开了这里,毕竟,我人生中的无数个第一次都在这块土地上发生,第一次穿皮鞋,第一次戴手表,第一次下馆子,第一次喝酒,第一次喝醉,第一次打架进派出所,第一次领工资,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失恋等等等等……,许多人说人生记得最清楚的是第一次,因为多数的第一次是在无知的情况下发生的,所以才会留在记忆的最深处。
甘肃省歌舞团,我青年时期的欢乐、痛苦、命运与转折都是从这里开始,从小学离家出走遇到歌舞团,从初一考进了甘肃艺术学校,从普通的学生变成国家干部,从70年代的文艺青年变成80年代的愤青……这么多年,当初发生的一切事情都还是依然那么清晰,难以忘怀。
兰州是属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地条件与自然资源不好,大部分地区生活是非常的贫穷,黄河水从北边的山脚下穿城而过,把兰州本来就狭窄的城市一分为二,顺流而下的河水常年冲刷着两边的黄土河床,河水就变成黄泥巴色了。由于经常干旱和水土流失,黄河两边的山上基本都是光秃秃的,几乎不长植物。站在黄河北面的白塔山上放眼望去,看不到多少绿色,满目尽是让人感到丑陋和绝望的黄土和石头,其实从古到今黄河水一直都是碧绿色的,只不过要向上而去到刘家峡水库才能看到黄河的壮观与美丽。
兰州城区其实很小,可以玩的地方不多,白塔山、兴隆山、五泉山、吐鲁沟、炳灵寺,每到天气睛朗的休假日,人们都是到这些地方去玩,从少年到青年我已记不清去这些地方玩过有多少次了。
当年我经常游荡的一些地方我直到今天都记得非常清楚,比如城关区曹家厅巷子,这个地方是专卖走私电子手表、自行车、摩托车、和二手商品的地方,也是最新商业信息的来源地,巷子里还有一个戴着白帽子的回民老汉,每天卖的小吃叫烂着香,也就是羊杂碎,老汉每天在一个大汽油桶当火炉的大锅里就煮一俩副羊杂,羊头、羊肚、羊肝、羊蹄,老汉用手从滚烫的锅里挑出煮了几个小时的羊头,从羊头剥下头皮肉,切成小条,再薄薄的切几片羊肝、几片羊肺,小碟中配一点蒜泥,一点泡了草果的陈醋,撒上一把清香小䓤花,配上一碗清清的羊杂汤,我和哥们三宝两个人坐在小板凳上,看着老汉拿着尖刀分解羊头的各个部位,嘴巴里已经满是口水。羊肉汤的阵阵清香飘过来,那个味道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曾经吃过的兄弟姐妹们先把涌上来的口水咽下去,别掉在书上。
永昌路大众巷也是那个时代兰州小吃最全的地方,有高担酿皮子、牛肉馅饼、油炒粉、灰豆子、甜培子、羊肉水饺、羊肉馅饼、卤面、炒面、拉条子,都是满满的的口水与回忆。
小西湖是吃回民手抓羊肉和烤羊肉地方,手抓羊肉入口即化,什么调料都不放,一口清香,烤羊肉那时是五分钱一串,细细的铁钎子串着肥瘦搭配的羊肉,师傅一只手抓着烤五十串,开着鼓风机,在长烤炉上不停的翻滚,撒盐、撒孜然,最后撒上红红的甘谷辣椒面,旁边等侯的人群手一伸,每个人最少十串,嘴巴咬着最后一块肉上一拉!一口一串,回味无穷。
南关什字有兰州最大的百货公司,但从没有到这里买过东西,那时的我是太穷了,平时身上多半时间是没有人民币,只有一张好吃的嘴与一辆破自行车。
双城门是兰州最早的个体户服装贸易市场,也是流行服装和时髦商品的主要集散地点,到今为止二十七年了,还是那样的销售形式,没有改变。
和政路农民巷是兰州有钱人下馆子的地方。青年时代的我从来没有自己掏钱消费过,只是带着一张嘴跟着社会上的人。作为斗酒团队中的一员,经常在这里蹭吃蹭喝。
飘泊在外这些年,每次回到兰州,我都会再去这些地方转一转,坐在车上,看着这里、那里,看看那些我曾经游荡又经常怀念的地方。抬起头,闭着眼睛,闻着空气飘过来的各种味道,那就是记忆中的味道。
报社大院
我家住在城关区第一新村34号。这里原来是省党校的位置,后来成了甘肃日报社的家属大院。印象里院子的房子都是“工字型”结构的平房,灰色墙红色瓦的房屋整齐地排列,院子里到处是槐花树、榆树、丁香树、牡丹树。是那个时代典型的政府大院。院子里丁香树到了春天时节,开满了紫白色的十字花朵,淡雅而秀丽,整个大院散发着诱人的甜香。
我家的房子是一室一厅,大约50多平方,厨房是自家另外搭的,那个时代的房子基本上都不太大。但是我家门口有一个小花园,特别好,平时多数都种一些向日葵和牵牛花,也不需要特别的照顾就能在盛夏开出美丽的花朵,绿叶爬满篱笆,别有一番景色,有时候也种点菜,基本上也就是常见的蔬菜,父母扯上几棵也能做出一顿饭来。
我们大院就挨着皋兰山下的兰新铁路,无论白天黑夜,都能听到火车的汽笛声。每当火车开过我家时,“哐哐哐”的声音由远到近、由慢到快地呼啸而来,再由近到远、由快到慢地呼啸而去,震耳欲聋。就连桌上的杯子、盘子也叮铃哐啷震得直响,时间长了,我也习惯了这音乐伴奏一般的吵闹,居然锻炼出了睡觉不怕吵的本领。
平日里每当无聊的时候,我们院子里的孩子就在铁道的路边上对着火车上扒车的人们大声喊着:你他妈的等着,前面有查车的。车上的人然后与我们对骂着!哄笑着!开心快乐的一个下午就这么打发了。
少年时的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数上厕所了。那时人们家里都没有厕所,而我们院子的公共厕所在家属大院边角的最里边,过道非常深,而且经常没电,不是灯泡坏了就是被偷了,男女厕所都漆黑一片。不光是我觉得里面阴森恐怖,连大人也会害怕。为了壮胆,很多人上厕所都哼着小调壮胆,秦腔、革命歌曲、京戏等等,唱什么的都有。唱歌的人自己不觉得,在远处,外人听起来却更是瘆得慌。除了吓人以外,上厕所还是件很受罪的事。老式的厕所都很简陋,里面的蹲位只是一条深沟,也没有冲水的设施。特别是夏天的时候,里面的味道臭的让人窒息,熏得眼睛都睁不开,苍蝇成群结队在你身边穿梭、俯冲。到了冬天,深沟却又是冰冷的穿堂风,冷风象刀子一样穿过屁股,穿着多厚的棉裤也不管用。屁股已经失去知觉,等上完厕所,屁股都冻得冰凉,腿已冻僵了,站起来骨头嘎巴嗄巴响个不停。
兰州的冬天又冷又漫长,每天早上六点钟我就起床上学,外面的天是漆黑一片的,还有月亮。我挎着大棉手套,背着军用书包,高一脚低一脚,咔嚓咔嚓、踏着厚厚的白雪走在马路上。积雪都有半尺多深,路上非常安静,静得能听到树枝上大片的雪团落下来的声音。偶尔有人从路边窜出来,基本上都是去上学的学生。大家都没完全从睡梦中醒过来,全身武装的象抗联战士一样,边睡边各自走着。
穿过自由路的铁路桥洞,山脚下就是我的母校——西北新村小学。等到了学校门口,我就在那里的小食店5分钱买一碗热乎乎的糊辣汤,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从报社食堂买的大馒头。一个馒头大概有四两重,夹上大头咸菜或是油泼辣子,就着热气腾腾的糊辣汤,吃完之后,整个人一下暖和了,从一路上的寒冷中缓过劲来。那时候一碗牛肉面要一毛二分钱、三两粮票。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两个礼拜才能吃上一次,其实那时候也并没有觉得有多苦。那个年代的人,大家基本上都是这么过来的。
学校的教室都是平房,一个班一幢,围成一圈,中间是操场。冬天的时候,教室里有炉子生火取暖,每天轮流由值日生负责生炉子。中午,带饭的同学就直接把饭盒放在炉子上热,教室里总是能闻到各种饭菜的香味,让人根本没心思听课。甚至有同学会带生鸡蛋来,在炉子上摊鸡蛋吃,至于偷偷地把土豆和地瓜放在炉子底下烤着,下课抢着吃就更常见了。
学校中间的操场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体育设施,除了七八个水泥乒乓球台和两个篮球架就什么也没有了,女生一般都是踢毽子、丢沙包、跳绳,男生玩得就丰富多了。打玻璃球、抓三角片、玩陀螺、斗鸡、踢球,上小学真的很开心,除了不喜欢数学课外,我还是很喜欢上学的。
我的班主任是数学老师,眼镜片有酒瓶底那么厚,几乎看不到她的眼睛。而且她总是很严肃,从来没见她笑过,长得也不好看。因此我对她有点畏惧,以至于上她的课一点精神都没有,所以我的数学成绩特别差,而且直到现在对数学都没办法提起兴趣,当然,对钱还是算得非常清楚的。
上五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我逃课跑到铁路边去玩,班主任给母亲告了状,回家以后被父母联手痛打了一顿。当时我想,他们两个大人怎么能一起欺负我这个小孩子呢?少年时,我特别调皮经常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现在看来都不是错误,被爹妈打多了后,我渐渐地开始怀疑我不是他们亲生的,终于有一天我点个蜡烛在床下找玩具,把床单烧着了,鸿蒙中,我将一桶水倒在床上,火灭了,看着烧的黢黑的床单,我知道逃不过一顿打了,我决定离家出走,到武汉老家找爷爷奶奶去伸冤。那时的我根本没有地理知识,更不知道怎么去武汉,在我的脑袋里面没有远近的概念,以为跟春游拉练差不多,顶多走个一两天,路上找好心人要两个馒头,路边眯上一夜,就能到老家了。
我一个劲地往东边走,走了一个下午才走到了东岗东路。其实还沒有出城关区,走过五里铺桥的时候,我已经很累了,实在走不动了,正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的时候,突然看到了甘肃省歌舞团的牌子,心里就想这是个搞艺术的地方,听着里面传来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带着强烈的好奇心,我爬在墙上往里面看,看到大房子里面有很多漂亮的姑娘光着大腿在跳舞,心卟通卟通差点从嗓子眼里跳出来,差点从墙上掉了下来。这也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到女人光着大腿。
这次离家出走最后是以我扒上火车尾车后被铁路押运员发现,然后通知父母领回家再接受一顿棍棒教育而结束。但万万没想到的是,两年以后,我居然走进了这个大门,考上了甘肃歌舞团艺校代培生,开始专业学习舞蹈,成为省歌舞团舞蹈演员中的一员,也许这就是缘份。
省歌舞团
小学念完以后,我成了兰州八中初中一年级二班的学生。那时候我简直有点精力过剩,每天在学校跑上跑下,上窜下跳,还参加了学校的地震小组、美术小组、乒乓球队……到处都有我的身影,每一天都觉得是那么的阳光灿烂。
有一天父亲要去刘家峡水库采风,决定也带我去那里写生。父亲是个美术家,在甘肃比较有名,他希望我能跟他学习美术,继承他的事业,对未来找工作可能更有好处。所以经常利用公差带我出去见识一下,于是我就请了一天假跟父亲一起去了。非常巧,没想到那一天,省歌舞团舞蹈队的队长钟老师亲自跑到我们学校来找我。原来钟老师听他爱人说,她上班的学校里有个小男孩很机灵,长得也不错,非常适合当舞蹈演员,他就特意到学校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一棵好苗子,不巧的是我请假不在。我回到学校后听同学们说歌舞团来人找我,我都不相信。那时的我对唱歌跳舞也没什么兴趣,我说我又不会唱歌跳舞,找我做什么?特别男生跳舞的都是丫丫子,我才不当丫丫子呢!
但是老天爷一定要我从事文艺工作。这件事过了不久,父亲到甘肃省歌舞团找他的朋友办事,顺便带上了我,想看看能不能给我找个工作。到了那里我才想起来这是我离家出走时路过的那个地方,当时觉得很神秘,没想到今天就进来了。
父亲的朋友是省歌舞团舞台美术队长,他对父亲说我还太小,舞美工作太累,小孩子吃不消。看我形象不错,他建议我去学舞蹈。正好对面排练室正在招舞蹈演员,就这样,他带我们去了考场。
考官是两个女老师,后来知道一个是田老师,一个是周老师,她们穿着深色白条运动服,胸脯挺得老高,看上去特别有霸气有气质。就是一个高一个矮的反差挺大,看着有些滑稽,老想偷偷地笑。她们问我会不会跳舞,我摇摇头说只会做广播体操,于是她们让我做了一节广播体操。然后她们又打了几个节奏,让我打开胯试试软度,又问了我父母的身高。之后两位老师让我回去准备一下,学一个舞蹈和一首歌再来参加复试,初试就这样通过了。跟着父亲出来以后,我恋恋不舍地回头望着歌舞团的大门,隐约感觉到要是真能到这里来,肯定比上学有意思多了。
回去以后,父亲就托人帮忙,找了甘肃省歌剧团一个女声乐老师教我唱歌,在琴房里,老师一边弹着钢琴,一边一字一句地教我。我扯着还没有变声的嗓子唱道:小山鹰飞得高,红小兵志气高,小星星明晃晃,红小兵眼睛亮……女老师长的可漂亮了,我全程都不敢看她的眼睛,只是低着头唱,还好没有五音不全。
舞蹈也是省歌剧团的王文斗老师教的,他是很有经验的老师,教我的是古典舞的八个手位,考试中我基本完成了。
考试那天来了很多漂亮的男生和女生,他们穿着时髦,能歌善舞。我都看花眼了,心想他们这么优秀,我肯定是没希望了。想到真要是没考上还是得回去上学,竟然有些垂头丧气!
三天后去歌舞团看榜,惊喜的发现竟然有我的名,我兴奋得一整夜都没睡着。后来听老师通知说半个月后的决试全市只录取二十名,我的心里开始惶惶不安,竟然很想在这里上学,决试那天我见到了去学校找过我的钟老师,他指着我说:“原来你就是严冰,看来咱俩真是有缘份啊!”也许冥冥中早已注定,从来没有学习过舞蹈的我,被考官认为是一张白纸,可塑性高,在加上形象和身体条件都不错,成为了这次的幸运儿,居然打败了几千人,意外地被录取了。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我和42个相差不多的男孩女孩一起考上了甘肃省艺术学校舞蹈中等专业,由省歌舞团代培三年,毕业包分配,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才十三岁的我,就算是参加工作了。从进团开始,我们每个学期都会发冬装和夏装练功服,每月定量按运动员待遇供应40斤粮食、24元伙食费,当年这待遇可不算低了,普通市民那时每人也才每月定量28斤粮食呢。
一九七七年的春天,我正式进入甘肃省歌舞团,离开父母的身边和几十个小伙伴生活在一起,老师也不能每时每刻都盯着我们,我们简直都玩疯了。那时候真的认为,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里更好的地方了。只是有的时候白天玩得太兴奋,太累了,晚上睡的太沉,竟然经常开始尿床,负责管理我们的汪老师要我把床单拿出去晒干,晒干后床单上有圈圈的尿渍,看到我又画了地图,女同学经过看到了都会偷偷地笑,我觉得在女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丢人着,但是过两天就把丢人的事忘到了九霄云外,照样疯玩,照样尿床。那时我才十四岁,还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每天开心玩的象花一样。
每个周末星期日老师允许兰州的同学回家。可是我回家以后反而呆不住了,更盼着早点回团里和同学们一起玩。每次父亲只给我三块钱交通费,但我总是想办法节省下来,所以坐公交车的时候能逃票就尽量逃票,回歌舞团里要坐四路车,每次车快到车站了,从车窗上已经看到歌舞团了,售票员大声的喊,五里铺站到了,有到兰新厂、医学院、歌舞团的赶紧把票打开,往门口走,这时我背对着车门,装着没到站一样,但是竖着耳朵听到车门一开,转身就嗖一下跳下去了,如果下车人多还可以装作无奈被人挤下来一样,然后贴着车身溜走。这样可以省下8分钱。那时候8分钱能买到一大堆杏皮子、炒大豆,后来四路车售票员基本上都认识我了,逃票越来越困难!
十四岁,正长身体的的我们嘴巴馋,肚子里油水少,也沒有钱,只好自己想办法,我们爬到槐树上面摘槐花吃,在榆树上摘榆钱吃,还挖野菜辣辣根,用酱油、醋和辣椒拌着吃,味道很香。我们还经常从后院翻墙出去偷农民种的大白菜回来凉拌,还悄悄跑去外面鱼池用自制火药瓶炸鱼,然后用油炸着吃。有时候饿急了,我们在半夜三更冒着巨大的风险去偷老师家的鸡蛋,后来发展成要是鸡窝里没有蛋就干脆抓一只鸡回来,在煤油炉子上用白水一煮,食堂偷的调料放点盐和姜就行了。那年月,偷来的东西什么都好吃。,
十六岁的时候,大家突然长大了一点,同学们就开始逐渐地模仿起成年人的穿着打扮了,戴军㡌,一身公安蓝,脚上穿着钉满铁掌子校官靴,走起我们的腰里别着《红色娘子军》演出用的五寸刀,在五里铺桥一带晃来晃去,找架打,逞强斗勇,实在是没有其他的事情消耗来自己身上的荷尔蒙。
那个年代的小伙子最时尚的打扮就是穿一身军装或者公安蓝,把上面留长扯下来冒充大鬓角。能穿上一身将军呢招摇过市那就更跩了。即使没有将军呢,能有校官靴子穿也同样威风,毕竟这些都不是普通百姓家能有的东西。
那时候最令人亢奋的事是打群架,我们学员和周边的社会青年经常会因为非常小的事情大动干戈,而且是象战争中打仗一样,打架之前经过周密部署,有人负责指挥的、有人负责拍砖头,完成一场群斗回来再回顾一下打架的刺激过程,当然打赢了就大吹牛皮。当时,在兰州有很多人打完架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事而开战,只知道是老大命令的。每个街道都有帮派团伙,都有一个老大带着一群小弟,青瓜蛋子打起架来都不要命,抄起家伙就上,砖头、刮刀、维刀、钢砂枪、铁锹、改锥等等,抓到什么是什么,经常闹出人命,暴力充斥着整个城市,直到一九八三年全国开始严打之后,兰州社会治安才逐渐变好。
一九八五年,南京市政府文化局请我们去演出舞剧《丝路花雨》,住在鼓楼政府招待所,每天晩上演出结束后,我们演员都在鼓楼夜市宵夜,有一天几个哥们喝多了酒,买鸭血粉丝汤时,和夜市小贩因为口角打起来,十几个小贩和我们十几个吃客对打,馄饨、面条满天飞,那是真正的群架,打的很过瘾,警察来了,我被抓到了南京鼓楼派出所,南京警察用斯斯腔对我说,你们北方人很野蛮的,胆子太大啦,敢在这里打架,知道这是什么地方,这是蒋介石政府的中心区,曾经演讲的地方,我听了后狂笑,对他说,大哥: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他们急人了,用电警棍电击我,电的我直哆嗦,关键时刻,汪老师赶到派出所,告诉警察,我们是南京市委请来演出的客人,如果关了我,会影响演出的,那事情就搞大了,警察看这情况才教育了我一顿,放了,这次因青春时期荷尔蒙太旺导致发生的事情直接后果是,因为在外省文化交流期间打架,是主要参加者,影响极坏,为了给我一个教训,团领导决定当年去泰国国事访问演出的我被拿下,当时我的护照都办好了啊,损失大了去了。
其实青少年时期的我内心中都有着两面性,白天是社会愤怒青年,叛逆暴躁,酗酒打架,晚上又变成文艺青年,偷听台湾广播栏目《为你歌唱》,听保罗·莫里哀的轻音乐,也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还在经常看世界名著经典,也看《基督山伯爵》《少年维特之烦恼》《茶花女》,也常常被小说中的情节感动得热泪盈眶,也常常在床上哭的稀里哗啦。从此也知道了歌徳、大仲马、小仲马、托尔斯泰、莫泊桑这些世界著名的作家。那个年代我什么类型的书都看。不可否认,看书也给我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和想象,更对我今后的人生态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七十年代,女孩子是很看重男孩子的才气的,精通琴、棋、书、画、德、智、育全面发展的男孩子最受欢迎。为了让自己更有男人魅力,我学开摩托车,学习滑冰、拳击、吉他、象棋、围棋、桥牌、足球、游泳、绘画,全面开展,忙得不亦乐乎,最后每样都会,每样都不精通,半瓶子醋咣咣响。
那时,受琼瑶小说的影响,情窦初开、骚情的我最喜欢长发飘飘的女孩子,但是纯属叶公好龙,远远地看到喜欢的女孩子在那里,不敢搭讪,就假装成熟,收声敛容,端着肩架子,双手插在口袋里,目不斜视地从女孩子面前走过,心里偷偷地在想,她注意我了没有?如果没有,就在前面拐弯处调个头,再迎面走一次,碰碰运气看她有沒有事求我帮忙。你说我那时有多么的贱骨头。当一个人成熟了!男子汉了!但身上的这些优点与纯真都消失的荡然无存了。现代社会的人可能有一千种办法来搭讪和美女发生联系,就象我夫人总是说我把她骗来的,当初认识她时,我正好穷的全身叮当乱响,又是三无人员,无钱、无房、无工作,在什么都没有条件下,我的追求方式经过精心设计,在送她坐火车回武汉的时候,在站台上送她一袋水果,里面有一个橙子,一个李子,一个苹果,一条瑞士三角巧克力,一瓶香港原装柠檬茶,还有一本女性时尚杂志《希望》,这些东西放在火车的桌子上颜色很有质感,会让她感到我的细心与温暖,列车开车时我的眼睛望着缓缓远去的火车,略带一丝伤感的目送着她,绝对的电影画面感,耶!就这样搞定,给她留下了一个成熟稳重大气的感觉。多年以后,她说,大骗子,当初我以为你是一个斯文温柔型的男人,又会弹钢琴又会缝被子,万万没想到你会变得越来越像个粗俗的男人,放屁、磨牙说梦话,脾气还大,一身的坏习惯,原来从骨子里就是一个混蛋!我耸耸肩说:我是一个演员,你赚到了,找到了一个同时具备二种以上不同风格的男人!而且只要对你好,管我是属于粗俗类与斯文型呢!如果时光倒回三十年我会这么死皮赖脸吗?这就是成熟。
当年的我自以为是很单纯的,只要象小说里描写的那类女孩子,我都喜欢,都暗恋,可在真人面前嘴巴就不会说话了,如果有机会单独相处的时候,手脚发抖,心怦怦乱跳,言不由衷。
而我表现最好的事情就是,如果哪位女同学忘了拿宿舍锁匙,就在过道里喊:"严冰帮我翻一下门"我飞快的跑过去,双手一撑,身轻如燕,嗖的从上面透气窗翻进去,几秒打开门,潇洒的转身而去,"谢谢啊严冰","没事"手一摆,我得意的头都不回,后来才知道了,她们从来都把我当没熟的屁孩,更没当男人看,只因为那时的我又瘦又小,钻窗户方便、麻利,所以愿意叫我帮忙!
那时候的我还没有完全变声,自己觉得说话的声音太细,像小孩子,为了早点变声,我每天大清早跑到歌舞团院子外面的渔池旁,声嘶力竭地喊:周一总一理一我一爱一你,一喊就半个时辰,硬是把嗓子喊哑,这样才能显得有点磁性。可即使是这样也没什么女孩子搭理我,问关系好一点的女同学,她们说严冰一点不成熟,没长大,也没发育,瘦的像个麻杆似的,她们认为帅的男同学有王建飞、高星伟。我根本就没有入眼,我的天哪,我对你们这么好都没人喜欢我,现在想想当初好天真、好傻、好好玩!
琼瑶小说看多了,邓丽君的歌声听多了,情愫在心里开始蠢蠢欲动,看的出来,班里那几个公认漂亮的女孩子所有男同学都喜欢,都暗恋,(为了维护女同学之间的友谊,就不公开她们的名字了)但凡有机会和她们离得近的时候,男同学们个个都拚命表现,开会,上课,只要男女在一起,男同学们都会摆个潇洒的、沉思的、酷的造型。写情书也是那个时代最时髦的追求方式。
记得我没有发出去的第一封情书是这样写的:
XX:你好吗,
我想对你说,向毛主席保证!我非常的喜欢你!我特为你写了一首诗:
啊、我轻轻的推开你的门
走进你的房间
窗前你看着我问:
有事吗?
我看着你美丽的眼睛回答:
是的,我只想来问问
你
允许我走进你的心房吗?
同学们哪,写到这里,此时此刻,全身发冷、发冷、发冷,汗毛唰的全部竖起,鸡皮疙瘩起了一身。掉了一地,但同时我又开心的回忆着这时刻!青春期的我确实每天都是这么亢奋着、躁动着、快乐着、骚情着、单纯着!
一九八零年秋季 ,我们终于毕业了,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基训课、民间舞、古典舞、表演课、三年的专业训练一晃而过,毕业汇报演出后不久,我们就开始分配工作,因为各种原因,有些同学改了行,有些同学离开了这个集体,放弃了舞蹈专业,十七岁的我留在了甘肃省歌舞团成为了一个国家干部和专业舞蹈演员。
那个年代没有太多的演出任务,每天都是按部就班地上班,下班,练功,而那个时期正是我们团的舞剧《丝路花雨》最鼎盛的时候,剧组常年外出演出。我们这一届的同学最初被分成了两批,其中身材高大的,形象好的,参加了巡演剧组,经常在全国各地甚至是出国到香港、到欧洲巡演,另外一批则被留在了团里,没有发育的我很不幸地就是其中一员。我们这些留在家里的人情绪都很低落,觉得已经被歌舞团和老师们遗弃了,没有人管我们,我们都尽量躲着熟人,生怕亲戚朋友问起你为什么没有出国,自己觉得无比难堪。我和很多人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学会了抽烟、喝酒,整天无所事事,对未来的生活和事业没有目标,没有期盼,更别谈理想了!
父亲、母亲思想即传统更正统,从小到大,对我的教育是以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标准要求我的,经常拿世界名人名言来教育我,批评我,拿最坏的法制案例对比我,恐吓我,总是拿别人的孩子和我比较,谁谁谁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谁谁谁的女儿得了什么奖,每次出现问题父亲他总是说,后悔让我进了文艺界、歌舞团这个大染缸,沾染上一身的坏毛病。十四岁到二十七岁之间我特别判逆,已经根本无法和父母思想上交流与沟通,记忆中也从来没有听到父母对我有过表扬与赞赏的话。
这么多年过来了,说心里话,我并不认同父亲观点,由于所受的教育与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同,他的思想比较偏左,比较片面,那个时代,整个社会都在转型与变革之中,不光是文艺界,全国的大多数青年人的生活与工作都相对单调乏味,年轻人工资低,事业单位没有业务,多数人生活方式就是得过且过,在等待中度过,生活中喝酒吹牛皮就成了主要的娱乐活动。
说起喝酒,故事就多了,我的每个饭局都像去打比赛,酒场就是竞技场,喝酒的程序很认真、很隆重。参加任何地方的酒局,你不但要有半斤以上的白酒量,还要有一定的拳技,才敢坐上桌子一较高低,如果不会刬拳,一圈打关下来,你就溜到桌子㡳下去了。我一直认为,兰州人的划拳是全国各地最有气势,最有技巧的,节奏多变,时快时慢,手势花俏,出拳讲究,划起拳来虎虎生风,从骨子里透着大西北男人那种豪放粗犷的气势。
酒宴往往从中午喝到半夜,每次都要喝到最尽兴,直到主人家没有酒了,才依依不舍地散去。
那时我喜欢喝酒,但是酒量一般,因为酒喝多了以后,自己好像变成了另外的一个人,在酒精的刺激下非常放纵,很自我,平时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喝酒以后,天王老子也劝不住,而发生的一切行为,到了明天,自己根本就不记得,而在别人口中就成了故事。酒只要是喝到位了,云里雾里,随心所欲,一切烦恼都在九霄云外。醉的感觉是只可意会,无法言传,一切就象电影中的慢镜头。
转眼就这么过了两年多,工作和生活千篇一律,日子变得乏味起来。那段日子里我又开始寻找爱情,随着年龄的增长,开始有胆去交往女孩们了,在不同时间里我交往了几个好女孩,直到今天我都认为,是优秀的她们给了我许多无法忘却的美好回忆。可是在当年,不成熟的我面对她们,不自信,优柔寡断,顾虑重重,纠结不休,没有成熟男人的担当。是琼瑶小说产生的后遗症,现在才明白,当她们深入了解到我,才发现我十分幼稚,思想苍白,胸无大志,哪个好女孩子会喜欢不成熟的、没有前途的男孩子呢?命中注定让我失去了这些缘分。暗恋、初恋、失恋、分手都成了我自我折磨,逃避现实的借口,喝酒、打架、痛苦、自我怜悯、怨天尤人,其实用兰州话说,那时的我就是一个青瓜蛋子,父亲对我那时的评价是:驴粪蛋子,表面光,里边都是草。所以以后每当在任何地方看到驴的时候,都会联想到我,一个那时内心中都是草的我。
就在我日益消沉的时候,命运终于对我露出了一丝笑脸。团里为了加强业务训练,请北京中央芭蕾舞团的陈老师、张老师到我们团来提高基本功训练,训练中他们对我很欣赏,觉得我的基础条件不错,只是目前在舞蹈上还沒有开范,鼓励我要树立信心,找准方向努力去实现目标。在他们的训练和指导下,我对舞蹈重新产生了兴趣,并且在艺术表现方面和基本功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终于得到了导演们的认可,并且加入了舞剧《丝路花雨》剧组,随剧组文化交流出访了日本和苏联,我终于对自己有了信心,也为家里的父母争了点光,出国在80年代那可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
八七年底,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女导演准备为甘肃省音像出版社拍摄一部四集的电视连续剧《沙海剑魂》,导演选定了我做男一号。我随着电视剧组来到了甘肃省民勤县,为了剧情需要,我开始学骑马,学武术,虽然又累又有危险,但是整个人感到精神焕发。虽然后来因为剧组换导演换演员等各种原因没能继续拍摄电视剧,但是我学会了骑马,认识了美丽漂亮的女主角,至今还与京剧艺术家保持着纯洁友谊,这也是一份收获,那些日子的种种变化和磨练,也使我成长了许多。
回到兰州以后,机会再一次出现,我被省文化局选中代表甘肃省去参加全国首届霹雳舞大赛。那是一次非常专业的比赛,裁判是由中国舞蹈家协会的主席和著名舞蹈家来担任的,第一次参加全国大赛,我心里很紧张,但也觉得很刺激。凭着自己对霹雳舞和现代舞的喜爱,比赛跳起来时我还是很有自信的,最后我获得了全国首届霹雳舞迪斯可大奖赛二等奖。
从此以后,我和很多当时很有名的歌星、舞星一起到全国各地走穴演出,记得有天津的牛虎、牛豹、许丽丽的组合,广州的廖百威,北京的赵莉和红豆,海政文工团的范琳琳,有“大陆邓丽君”美称的段品章,以及被称为“惟一得到国际认可的中国歌手”的朱哲琴等演员。那一段日子是我从艺以来最快乐的时候,天南海北的演员临时组合一起,各种段子,绝版笑话,每天都是快活的。可惜好景不长,随着时代的发展,80年代末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开始崇洋迷外,而我们团不断的出国演出让团里的年轻演员们看到了外面的精彩世界,我们这个落后的地方已经不能满足她们在事业和生活方面的需求了,随着第一个人的离去。大家都想方设法地离开这里,去北京,去香港,甚至去美国、去欧洲求学。随着人才的流失,加上现代商业娱乐形式严重冲击传统文化艺术,歌舞团的事业一落千丈。歌舞团的离职潮自然也影响到了我,看到同学们一个一个离开,想到学习的舞蹈专业无用武之地,就这样慢慢荒废掉,而走穴演出毕竟不是固定的工作,以后难以持续发展,事业没有什么保障,我开始感到非常焦虑。在有限的想象中,再没有任何资源的地方。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我的生活和事业彻底失去了目标,我变得比前几年留守的时候更加消极。
就在我听天由命,麻木地混着日子,抽烟、喝酒、无所事事、慢慢走向自我毁灭的时候,老天对我伸出了援手。
八九年十月的一个晚上,兰州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我无聊的回到团里冷清的宿舍,刚刚到三楼,居然听到有人说话和笑声,走过去一看,原来是同学穆虹从深圳回来了,在聊天中她说对我说:“严冰,你的霹雳舞和现代舞跳得那么好,要是在深圳的夜总会和俱乐部表演,绝对可以赚很多钱的,你比那里的演员跳得好多了。”毫不夸张地说,我第一次听到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地方,她的每句话就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一样照亮了我。我像在汪洋大海中抓住了一根救命木头一般,又重新燃起了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我心中暗想,与其在这每天混日子,真不如趁着年轻,到外面的世界去闯荡一番,也许可以找到实现梦想的地方呢,即使不能成功,也好过整天浑浑噩噩、行尸走肉一样的在这里混日子。三天后,一张硬座车票,300元钱,一张特区边防通行证,我不知深浅地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就这样,我离开了兰州,离开了甘肃省歌舞团,离开了父母,离开了朋友,也离开了我的青葱岁月。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我到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也是我现在的第二家乡——深圳。
后记
记忆的阀门一经打开,往事竟如一部许久未看、却从来没有忘记过的老电影一样,一幕幕滑过眼前,三十年匆匆而过,转眼我们已到知天命之年。回望过去岁月的辉煌与暗淡、得意和失落,痛苦与欢乐。审视自己走过的路,我的心里只有感谢!感谢我青春时光中每一个人、每一件事,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才是人生中精彩的体验,人生是没有彩排的,从出生那一刻起我们就开始了本色演出,社会就是舞台,我们一直在表演给别人看,也表演给自己欣赏,父母、老师,领导、同学、朋友我们周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自己的指导老师,随着我们走向成熟,有的人越演越好。有的人就演砸了,演着、演着有人成了主角,有人成了跑龙套,但无论演好演砸都得往下演,只要你还在舞台上,直到该自己谢幕的那一场,那一刻!
作者严冰
二零一八年写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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