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儿育女，从个体上讲，关乎家庭幸福，是私人的事；若从整体来看，则关乎国家兴衰，是全社会的事。人口结构对社会、经济、资源各方面都有直接的影响，甚至改变全人类的未来生存状态，毕竟人类得以世代延续靠的就是繁衍生息。
如果人类面临严重的生育危机，该当如何呢？早在三十多年前，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就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胆设想。去年的同名美剧再次将这个问题推到所有人面前。
《使女的故事》将背景设定在虚构的基列国。为应对过低的健康婴儿生育率，基列国建立了一整套以生育为核心的男权社会体制：男性掌握全部权力和资产；女性被剥夺经济独立和思想独立的权力，禁止阅读，退居家庭，彻底成为男性的附属物；限制语言，抹除个性，社会群体被简单粗暴的划分为几大类，全部统一服装。
一部分被归类为“坏女人”的女性，经过“红色感化中心”的改造，成为专门为地位高却又不育的大主教家庭代孕的工具——“使女”。她们被裹进宽大的红色统一服装，轮流为不同大主教家庭服务，其姓名昭示着当前所服务家庭的男主人。她们完全被物化，唯一使命即为生育，她们是“长着两条腿的子宫”、“圣洁的容器”、“能行走的圣餐杯”，被划归为“国有资产”。
这些规则如此荒诞可笑、灭绝人性，甚至“使女”的角色也是从《圣经》内容中断章取义并机械模仿的产物，基列国的权力机器却一本正经地照此运转着。毋庸置疑，这种制度是生育危机催生出的一个愚蠢又可悲的怪胎。这种怪胎制度下的所有人都将是其牺牲品。
使女的母亲那一代努力争取到的女性权利，在新制度下统统丢失了。不仅如此，使女这一代女性失去了更多人身权利。“红色感化中心”的嬷嬷用严酷的刑罚和虚伪的说教给使女们洗脑。在定期举行的忏悔活动中，特定的使女被迫当众忏悔自己的罪行，其他使女则围坐一圈，共同对其进行言语讨伐。这种众口一词的精神虐待具有杀一儆百的效果，几乎所有使女都被迫屈服，顺从管教，接受被物化的命运。
在所谓的“受精仪式”上，使女被物化的形象尤其突出。基列国用仪式化的形式，强行把代孕的使女塞在大主教和夫人之间。使女躺在夫人双腿之间，双手被夫人钳住，仿佛真的是夫人身体延伸出的子宫。大主教机械的完成动作，尴尬的氛围让大主教与夫人逃避着对方的目光，难以正视彼此。整个“受精仪式”上，毫无爱情甚至感情可言，三个人都在沉默的尴尬中完成基列国赋予的使命。
大主教夫人丢弃高跟鞋和自己创作的书籍
建立在生育危机之上的基列国新制度，罔顾人性和人权，从内到外都充满了矛盾，残暴而又脆弱。实际上，在基列国的体制下，被物化的不只是使女，包括大主教的夫人，大主教本人，甚至是天使军士兵、眼目、嬷嬷等，都在一定程度被物化。
大主教的夫人，也曾是唱诗班的女高音，也曾经出版书籍为女性权利呐喊。当基列国政权发生转变时，还曾为物化女性的新制度进行演讲宣传。及至基列国的新体制确立，身为女性的她，同样逃不脱成为大主教附属的命运，被关进家中，可谓作茧自缚。各位大主教夫人们心照不宣地轮流生病，也是为千篇一律的生活增添点波动。试想一下，在日复一日的百无聊赖中，反复地编织着毫无用处的围巾时，大主教夫人如何能够不怀念昔日抛头露面的荣光呢？她势必也百般留恋与丈夫互相支持、身份平等的时光。
大权在握的大主教，内心也有难圆的遗憾。机械的“受精仪式”仅仅满足了生育的要求，却没能满足大主教作为男性的本能需要。他在自己的书房建立起私人空间，打破禁忌，同使女建立起一种似有若无的暧昧关系，慰藉感情上的需要。他甚至带上打扮起来的使女，去“荡妇俱乐部”炫耀一番，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原来在基列国的苛严制度下，不但满含对女性的压制，也包藏着男性的不满足。虚伪的男性掌权者也会明目张胆的建立“荡妇俱乐部”这样的法外之地，用以宣泄本性。
三十多年过去了，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在小说《使女的故事》所探讨的问题，在现实中仍值得警醒。以75亿总人口数雄踞地球的人类，的确面临着环境污染、资源过度消耗、各种现代疾病吞噬人类健康、生育率持续降低等严峻考验。假如问题严重到足够程度，类似基列国这样的怪胎制度难免噩梦成真。但愿我们能正视眼前的问题，寻求合理有效的出路，让《使女的故事》永远留在故事中。
2018.02.04雾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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