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花枝叫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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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平，是她自己给自己起的名字。那年，她七岁，我比她小五个月，也七岁。

她说，从小就不喜欢“花枝”这个名字。新名字只告诉我一个人，这是我俩的秘密。说这话的那天，正是一年级开学的日子。我俩背着花书包，头上顶着学校要求自带的方凳，冒着小雨去上学。

那时候，我俩一个大字也不识。可不识字的她竟然敢偷偷给自己改了名字，这令我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随后，又听说这名字以后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更被这种莫大的信任所感动，忙不迭地点头答应，结果头顶上的方凳掉下来，差点砸到脚丫子。

我俩边走边聊，到了学校一看，教室里已经坐得满满当当，只好搬着方凳，坐到了门口。开学十来天后，我们竟然连坐在门口的机会也没有了。

那一年，村里同龄的孩子特别多，教室实在坐不下，只好把生日在下半年的孩子都撵回了家。我俩刚刚学会写自己的名字，就和十几个孩子一起，被学校清退了回来。

我俩又继续过起了自由自在的日子，每天不是约着一起去拔猪草，就是捉老鸹虫回家喂鸡，顺便到处玩儿。

有一次，我俩去村后的苇子湾边上拔草，幸运地捡到了一枚鸡蛋，那肯定是谁家的鸡在外面玩，来不及回家而生在外面的。我俩兴奋得不得了，草也没心思拔了，商量着怎么处理那颗鸡蛋。最后，还是永平拿了主意。

我俩攥着那枚鸡蛋去了她家，大人们都去地里干活了，她抱来一把稻草，在灶台口点着，用盛饭的铁勺子，里面放入一点油，把鸡蛋炒熟后，我俩一人一口分着吃了，吃完才发现，压根就没放盐。

只有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她就让我管她叫“永平”，每次她都答应得特别爽快，我也为拥有这份“特权”而开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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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春节，在村小学教毕业班的表姐去我家串门，看见我趴在窗台上反复地在写仅会的“a 、o、e”，觉得我很好学，就让我开学后去她任教的班里上课。

从此，我和永平在一起玩的时间就很少了。半年后，我升入了二年级，永平才开始上一年级。可是，每到周末，我俩依然喜欢凑在一起玩。

永平从小就长得很漂亮，丹凤眼，双眼皮，五官精致。初中后，我还是根火柴棍的时候，她就已经发育得又苗条又匀称，再加上会打扮，无论走在哪儿，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学校里，也有很多男孩子明里暗里地追她。

她早就不再让我喊她“永平”了，我和别人一样喊她“花枝”。而且，我觉得花枝这名字与她更相称。

她的成绩一直不太好，读完初二，就不愿意再读了，辍学后去了北京学习美容养发。我则忙着备战中考，适应高中生活。那时候，电话还不普及，开始时，我们也通过几封信，慢慢地，信就少了。

我上高一时，她从北京回来了，在镇上开了一家理发店，据说生意还不错。暑假时，我去店里看她，她正忙着给人染头发。

她顶着一头酒红色的卷发，戴着夸张的圆形大耳环，眼影很重，有些像后来流行的“烟熏妆”。玲珑有致的身体，裹在紧身的连衣裙里，简直要呼之欲出。

我看着她花蝴蝶般地忙活着，一边忙，一边招呼顾客，插空再跟我聊上几句。我已经两年多没看到她了，很想念她。可坐在她的身边，却又觉得有些陌生。

店面不大，我坐在那儿，帮不了什么忙，反而还占去了一张座位，坐了一会儿，我只好匆忙告别。她约我有空再去找她，她要帮我烫烫发梢，还说烫完后保准好看，而且还要让老师说不出什么来。

高中的生活紧张而忙碌，我也没有心思去烫发梢。我俩见面的机会少之又少，只有过年的几天里，才能见面聊上几句。

后来，我去了她学手艺的城市上大学，她特意从镇上跑回来给我送行。她告诉我，动物园批发市场的衣服又便宜又时髦，XX路的公交车五毛钱可以坐一大圈儿。临走时，还按乡俗塞给我二十元钱，让我路上买水喝。

大一寒假，到家后的第二天，我骑上自行车就准备到镇上去看她。娘跟我说：“别去了，花枝的店关门了。”后来，陆续从娘和村里人的嘴里才知道，花枝和王庄的一个小伙子好上了，据说那小子长得挺帅，可是家里却有老婆儿子。这事被他媳妇知道后，他小舅子带着一伙人就把花枝的店砸了。

花枝的家里也不同意他俩交往，可花枝却死心塌地喜欢那个人。家里给她介绍对象，她也不见。后来，瞅着家里人不注意，竟然和那男人偷偷私奔了。花枝她娘嫌丢人，对外就说她出去打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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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见到她，已经是三年之后了。那时，我正在单位实习，听说她回来了，周末特意赶回来看她。这次，她是回来结婚的，对象就是跟她私奔的那个男人，婚礼定在了腊月，对方刚刚离婚不久。

花枝感冒了，正坐在炕上倚着被垛输液，精致的妆容也掩不住苍白的脸色。久别重逢，我们都很开心。她说话时，一边不断地咳嗽，一边不时地喘粗气。

她的身边还半躺着一个孩子，生得跟她眉宇间很像。那孩子大约有一岁半的样子，可却不会走，不会说话，甚至不会咀嚼，连坐也坐不稳。

花枝她娘说，这孩子是花枝在车站里捡的。花枝看她娘出去了，就跟我说，这孩子不是捡的，是她自己生的，刚生下来看着挺好的，不成想竟长成这样！又说，估计是怀孕时吃得不好，或者是吃了什么不该吃的东西。

我虽然不学医，但隐约知道，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脑瘫儿。我劝她带孩子早些去大医院看看，她点头应着。

开春后，结了婚的花枝带着孩子跟老公又走了。这几年，他们一直在秦皇岛打工，日子过得应该不太好，因为临走时，花枝连娘家陪送的几床花花绿绿的铺盖都带走了。

再次听到花枝的消息，竟然是她的死讯。她生孩子时大出血，而且心脏病发作。乡镇医院的医疗资源本就薄弱，又正赶上大年初一吃晚饭的点，除了产房，其他专业科室的值班医生都回家吃饭了，没来得及组织起有效的抢救，人就没了。孩子倒是活了下来，是个男孩。

听到消息，震惊之余，我伤心了很久，总是回忆起我俩小时候一起玩的事。她的大儿子离不开人照顾，小儿子还嗷嗷待哺，她的娘就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她怎么就舍得离开？清明节，我特意回老家，陪花枝的娘到路口去祭奠她。她娘给她准备了“雨伞”，说是有血光之灾的人，三年进不了庙门，有了伞，免得风吹雨淋。给她准备了那么多的衣服，说她从小就爱美好穿，让她一次穿个够。我在给她的祭品上都写上“花枝收”，看着那些纸扎的祭品一点点在火焰中化作黑色的蝴蝶。

听花枝的娘说，她怀孕后，医生发现她有心脏病，曾建议她中止妊娠。花枝的娘和老公也不同意她要这个孩子，可她坚持要生下来，说是为了给“平儿”留条后路。将来她老了，总得有个人照顾“平儿”。我这才知道，她的大儿子名字叫“平儿”。

花枝的娘恨死了花枝的男人，招惹了不谙世事的花枝后，没让她过上一天好日子。在秦皇岛，花枝在小镇上依然开了一个美发店，一边照顾“平儿”，一边挣钱。她老公做海鲜生意，结果却赔了钱。

结婚刚刚一年，连命也搭上了。又后悔，当初就是借钱，也该坚持让花枝去大医院里生孩子。

花枝的娘本来是去侍侯月子的，结果，却只带回了一堆花花绿绿的铺盖。

花枝走的那年春天，桃花盛开的三月，竟然下了一场大雪。那场倒春寒，毁了满园春色和一季的收成。桃花谢了，明年还能再开，“花枝”谢了，就永远地谢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偶尔想起她来，心里就暗暗感叹，或许她真不该叫“花枝”，要是一直叫“永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