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民的历史

平民的历史

台湾作家王鼎钧是个大师级的人物，我原先不知道，在新浪博客上，看到三联书店的总编李昕的一篇博文《你一定要读王鼎钧》，其中写道：许多人写回忆录，是因为人们总是最关心自己，最忘不了自己；而大部分读者并不爱读别人的自传，也是因为别人的自传与自己无关。但鼎公的回忆录不同。他作为二十世纪百年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并不是为自己写作。他说：“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想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所以，他的回忆录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一代中国人曲折坎坷的人生经历的缩影。王鼎钧九十六岁了，做过流亡学生、国民党宪兵、共产党俘虏、台湾媒体人，他的经历是大动荡、大苦难、大变化的时代，是我们的父辈、祖辈同样度过的年代，是我们共和国艰难曲折成立的历史，这样的一段历史，我只是从《中国革命史》的《中共党史》中看过，从《建国大业》。和《建党伟业》中看过，从平民的角度系统地去看这一段历史还是空白，这样的内容很吸引我。

李昕博文中写到王鼎钧的文笔和修养时如此说：古人有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鼎公的功力，首先来自于他对于世事和人情的大彻大悟。同时，他也曾说过，“我知道卑鄙的心灵不能产生有高度的作品，狭隘的心灵不能产生有广度的作品，肤浅的心灵不能产生有深度的作品，丑陋的心不能产生美感，低俗的心不能产生高级趣味，冷酷的心不能产生爱。一个作家除非太不长进，他必须提升自己的心灵境界，他得‘修行’”。所以他的作品，是一位文学大家的人格与才华的双重见证。仅就这些散文作品文字上所显示出的才华来说，我以为，那种圆熟、老到，那种融会贯通，那种炉火纯青的功力，不仅在台湾，而且在中国大陆的现当代文学史上，能与他相提并论的恐怕不多。读作家自己写的回忆录，就是读作家的灵魂，很多回忆录都让读者看到作者灵魂深处的“小”来，既然鼎公是如此的人格和才华，不粉饰自己，只坦诚相待，不追求名利，只追求纯真，更吸引我去读王鼎钧。

从网上购了一套四本《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文学江湖》，用了半个月时间，，看完了洋洋百万字的四本书，真正做到了爱不释手，回味无穷，终于合上了最后一本书，可是心还未从书中出来，王鼎钧似乎站在我面前，就这样静静地看着我，问我看到了什么？我想了一下，觉得很多很多，不知从何说起，我只能说，看到了真实的人和平民的历史。

首先是看到了王鼎钧这个人，他从少年时就开始孜孜不倦地学习各种知识，不管世事如何地艰难，环境如何地恶劣，从没有过停止学习的脚步，打游击时跟着疯爷爷学，流亡学生时跟着各位老师学，宪兵队时拿书藏药店、庵堂看，到了台湾参加写作讲习班学习，不断地学习，提高了他的文学修养和写作技能，所以他有如此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底，是长期累积的结果。

他孜孜不倦地写作，学习的过程也是他写作的过程，练书法、写新闻，出版报，向报社投稿，终身没有停止过写作，他说“世事如此惊心，不可一日空过”刚到台湾时，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上岸的人登记用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份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即使是在台湾最黑暗的白色恐怖时期，有特务时刻监视的情况下，他还是在中国广播公司一直写稿，到如今他著作等身，是长期努力的结果。

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基督教徒，十三岁受洗礼，虽然在动荡的战争年代动摇过信仰，但最终又皈依基督教，他认为宗教就是精神食粮，人必须吃物质食粮才能存活，所以人必须有精神食粮才能充实，在面对日本人的炮火时，在逃难的路上，他的妈妈让他读马太福音，来安慰全家的心灵。在去流亡学校的途中，是教会的照顾，让他顺利通过沦陷区而到达后方。宗教使他能够忍受苦难的岁月而不迷失方向，宗教使他保持善良天性而守住做人的准则，在日本投降时，许多军警人员嫖奸日本女人时，他不为所动。当国民党内贪污成风时，他保持清廉。当军情人员做共匪案盛行时，他保持缄默。在大环境的逼迫下还能感恩师长，关爱青年，保持个人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确属不易。

其次是看到了王鼎钧眼中的平民历史，四本书写他四个阶段的人生经历。

平民的历史

《昨天的云》写的是儿童时期，他的家乡，山东临沂兰陵的地方特色、风土人情，家族历史和父母之爱，这样的耕读之家本可以让他受很好的教育，享安静的生活，可是日本人来了，把一切都打乱了，一家人只能逃难，流浪，如被驱赶的羊群，漫无目标在天地间流窜，这就是战争下的平民生活，家乡沦陷后，各村自发成立了各种势力的游击队，聚集爱国热情，抵抗外敌，保卫家园，可是游击队争地盘，要供给，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国民党的兵视百姓为草，随意欺压，百姓的苦难更深一筹。而共产党的兵视百姓为亲人，劈柴挑水，怎能不得到百姓的欢迎，所以八年抗战后，共产党得到了民心，解放区漫延至全国各地也就成了必然。人间事千变万幻，今非昔比，仔细观察体会，所变者大抵是服装道具布景，例如元宝改支票、刀剑换枪弹而已，用抵抗刀剑的办法抵抗子弹当然不行，但是，何等人为何等事在何等情况下流血拼命，却是古今如一。人到了写回忆录的时候，大致掌握了人类行为的规律，人生中已没有秘密也没有奇迹，幻想退位，激动消失，看云仍然是云，“今天的云抄袭昨天的云。”一本回忆录是一片昨天的云，使片云再现，就是这本书的情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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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目少年》写的是他流亡读书的时期。青年人面对日本的侵略，热血沸腾，怒火中烧，许多青年在冲动下干出不明智的事，白白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此许多家长不放心让子女留在沦陷区，千方百计想办法把子女送到后方去读书，山东籍的李仙洲将军在安徽阜阳办了一所流亡中学，国立二十二中学,不要学费，吸引了上千的山东青年去就读，虽然条件艰苦，但军训读书两不误，聘请的教师都是当时的教育精英，使这些青年受益非浅。那时校长、老师、学生一起共度时艰，同甘共苦，学生心中只有对家乡亲人的牵挂和对日本人的愤怒。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学校被迫再次内迁至陕西的，其时高质量教师少了，办学的经费少了，学校的管理差了，官僚习气强了，学生的怨气高了，还有一些政治的因素、党派的活动，学生中慢慢升起了对当局的怒气，于是学潮就形成了，此起彼伏，在抗战结束前夕，终于开始了招青年学生从军。出入于两种怒气（对外国和对本国）之间的我，以一个少年人的受想行识，构成《怒目少年》这本书的内容。它记述由一九四二年我前往抗战后方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为止，我对中国社会所作的见证。“两种怒气”的消长即发生在这段日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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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突路》写的是他参加宪兵到出逃台湾这样一个时期,也就是国共内战时期。战火纷飞，弹痕遍地的年代，奔驰六千七百公里的坎坷。参加新兵集训,用不断地体罚来训练军人的无条件服从,从海路运兵去沈阳,和共产党抢时间,接受日本投降,当局对待伤兵和退役兵的冷漠,使得他们扰民、害民，军警人员目无法纪，贪污淫乱。特别是写到日本投降后至回国前，日本女人所受的苦难，把家中的物品摆在街上任人选购，碰到强拿不给钱也只能忍着，被强抱只能忍着，甚至晚上被那些官兵强暴也要忍着，真是闻所未闻，“日本女子挂在十字架上，替日本男人担当罪孽”。面对如此环境，他无法继续当宪兵，通过关系顶了别人的名字到秦皇岛军需处工作，又看到军队物资筹集、运输、仓储等等每一个环节都存在腐败，他洁身自好，热情助人，反而上当受责。所以从他目睹的国民党现状，看出国民党退出东北，失守天津，北京拱手成了必然，最后一片混乱之中逃到台湾。 “左边一座山，右边一座山，一条河流过两座山中间。左边碰壁弯一弯，右边碰壁弯一弯，不到黄河心不甘。”国共好比两座山，我好比一条小河，关山夺路、曲曲折折走出来，这就是精彩的人生。”王鼎钧先生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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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江湖》写的是他在台湾三十年文学圈的生活。从踏上台湾这片土地，他就开始以文学谋生，这既是他的职业，也是他的事业，更是他的爱好。在这三十年的生活中，写了国民党反思失败原因，从而矫枉过正，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到处安插特务，到处进行清查，一张旧照片，一张旧报纸就开始深挖，书中写道：「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就这样子做了许多匪谍案，抓了许多人，甚至杀了许多人.使得象他这样做文字工作的人，只能把写好的稿子冷藏几天，反复审察修改，直至连谐音都没有异议了才敢拿出来交差或发表。由于他有过共产党的俘虏这一段经历，所以成了监视的目标，熟背自己的简历，从6岁开始，看过什么书，见什么人，做过什么事，过几年写一次，假如有一次不一样就要深查，说话写文章如履薄冰。直到七十年代，反攻无望之后，国民党才正式开始建设台湾，实施言论开禁，制定发展计划，实现经济腾飞，市场繁荣，传媒发展，民主进步，终于抓住了机会，他走出了台湾，到美国工作，51岁开始他真正自由的文学生涯。

到了美国，摆脱了地域的限制，党派的束缚，他终于可以客观地回望人生，从个人的经历中看时代的变迁，描绘平民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