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四军“凯旋”荣归
（1）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驻守广州的李济深正以他的第八路军向东“进剿”中共在南昌发动兵变后南下的叶贺“叛军”，可他的背后却出现了另一支军队，他们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广州。这支军队的长官不是别人，而是李济深昔日的老部下，今天的武汉国民政府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张发奎要趁李济深在全神贯注地追剿“叛军”之际，趁虚占领广州。
这一下，可把李济深给难住了。因为他手下的兵几乎全部都调往了东江一带，市区除了一些警察，就再也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徐景唐的第十三师本来是卫戍广州的部队，但是为了对付叶挺、贺龙，也给调走了。现在张发奎从背后“袭来”，他还真没有力量去抵挡，怎么办呢？
说起这个张发奎，他原来还是李济深的部下，该不至于“大兵压境”，把他李济深从省政府的宝座上掀下来，然后关进监狱杀头吧？但广州的省政府现在是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管辖，而张发奎的军队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节制。这“宁汉对立”已经很久了，让他们来，不是“引狼入室”吗？虽说现在双方在谈判如何“合流”，但是在没有接到正式通电已经合流以前，他张发奎的军队还是“敌对”的一方，又怎么能把他放进广州呢？
所以，当张发奎的军队一进入广东地界，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马上就陷入了“被动”。为了对付这支从背后杀出的“奇兵”，李济深决定马上召集在广州的军事幕僚们，以商讨应对张发奎军队的方略。
在李济深驻省政府的官邸里，一场如何应对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南下的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驻守梅州的北方前敌总指挥钱大钧、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此外，还有卫戍广州的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
其时，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已被调到东江，由副师长陈章甫率领，而徐景唐自己，则滞留广州，成了李济深的侍从与参赞。
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也应该参会，但他已经带着从广西来的吕焕炎那个师去寻乌与黄旭初师会合，然后越过筠门岭从梅县直插潮州，与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和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正在夹攻叶挺、贺龙的南下革命军，也就是他们说的“叛军”，所以也不能到会。
（2）
钱大钧是一个威武高大的江苏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任职。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他被校长蒋介石看中，聘为战术教官，可以说是个难得的人才。
在第二次东征时，钱大钧以教导团长的身份带兵，创下了六个连击破陈炯明四千叛军的战绩。但是在上个月的会昌堵击战中，他却遭到了惨败，连坐的轿子都不要了，就悄悄逃遁。现在他的残兵败将已退到梅州一带，经过他的招兵买马，终于又凑足了人数，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驻守三河坝的朱德革命军。
钱大钧能参加这个会议，纯属偶然，因为是他回广州述职遇上了。此时，他对李济深说：“任潮兄找我们来，就是为了张发奎的事么？你打算怎么办？听说张发奎的军队已进入广东地界，不几天就到韶关了。”
“是的，这个问题很棘手。张发奎带着大军南下，虎视眈眈，目的就是要来广州，此时我们的军队全在东江，真还拿他没有办法呢，所以我请你们来，就是想商讨一个万全的对策。”李济深很谦恭地说。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是武汉方面的，武汉与南京是势不两立的，所以我认为，对待张发奎，需要高度的戒备。就我个人而言，张发奎这人也有问题，我们在‘反共’，他却在‘纳共’，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他的军队在南昌发生了兵变。因此，我认为，最好不要让他进广州。他来了，不知还会出什么乱子呢！”钱大钧坚决地说。
李济深看着陈可钰，温和地问：“景瑗兄有何高见？”
“我的意思是，张发奎本来是我们的部下，能不兵戎相见最好。如今第八路军的兵力全在东江，广州十分空虚。真要是打起来，哪里是他的对手？再说，一旦摆开战场，我们就是两边作战，这可是兵家大忌呀！所以，还望任潮兄三思呢！”
陈可钰的话说在了李济深的心上，使他猝然一动。他想，原来他的处境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处在两难之中，还是有人能体会到的，心里不免叹息了一下。
陈可钰是原第四军的副军长，对军长李济深如何用兵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他现在是李济深组织的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其实对待张发奎，陈可钰和李济深一样，心里都是充满着矛盾。毕竟，张发奎曾是他们的部下，凭良心说，他们是不愿意动刀兵的。
（3）
北伐开始前，第四军是一个整体，北伐开始后，被分成了两部分。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组成前方第四军，在陈可钰率领下一直打到武昌城下，被称为“铁军”，而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则留下卫戍广州，受李济深节制，被称为后方第四军。
“李军长可有更好的办法挡住张发奎吗？”李济深向李福林问道。
“我有什么办法？张发奎是你的部下，你比我心里更有数！”李福林说。
长期驻守在广州珠江口以南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是一个善于变化的人。他的实力不大，只有五千人，且都是一些土匪出身的亡命之徒。但是在各派军队之中要想求得生存，就得装孙子，谁强大他就拥护谁。因为这个原因，他必须学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所以这样，他才把这个第五军的番号一直保留到现在，其实这五千人的兵力只能勉强编一个师。此时，李济深向他寻求意见，他不能多说，因为这两边他都“惹不起”。
最后，还是陈可钰说出来自己见解。他说：“张发奎要回广州，如果让他进来，这在情理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钱大钧马上说：“可是他来了，要是不老实，喧宾夺主该怎么办？”
徐景唐却说：“如果不让他来，双方兵戎相见，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
陈可钰说：“对待张发奎，我们不可能像对待共产党那样，只要他没有名正言顺‘投共’，又怎么好对他用兵呢？”
当然，这些争论，都是在广州城内有足够兵力的前提下才“有效”。而现在的情况是，广州城内没兵。所以掂量来掂量去，李济深终于拿定了主意，对张发奎还是“以礼相待”的好，总而言之，和为贵！
（4）
恰在此时，“宁汉合流”的正式通电已经传到广州，这使李济深始料不及。这么说来，天下的国民党又是一家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经历了四十二年风雨的李济深，不会为此高兴，也不会为此沮丧。因为许多事情都是喜忧参半，谁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会给以后造成多大的利和弊？再说，中间变数太大，所以盲目乐观，那是愚蠢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下来，那就是张发奎的“南下”问题。由于“宁汉合流”，张发奎的军队已经不是“敌对”的一方。也就是说，张发奎回广东已经从“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变成了“名正言顺”、“凯旋归来”。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这让李济深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是呀！天下国民党都是一家人了，谁还在乎他张发奎进不进广州之事呢？他来了，作为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一声令下，要他驻防韶关以北，他还不敢不听从吗？至于刀兵相见，那就更不可能，除非他有心理疾病，这可能呢？
但话虽如此，可军阀内部的“勾心斗角”却依然存在，派系林立，互争利益的事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所以，张发奎回广东，其后果怎样，还真不好说。一句话，张发奎已经做“大”了，他再也不是李济深手下的那个第十二师师长，不会听从他李济深的摆布。张发奎已经是统帅三军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其级别和他李济深一样。所以，对待张发奎的南下，李济深认为，依然要像“防贼”一样的防着张发奎。
打定了主意后，李济深就找来陈可钰，要他和徐景唐一起，组成一个慰问团，亲自到韶关去一趟，以慰问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为由，先打个招呼。当然，也随便了解一下张发奎军中的情况，以便制定出一些应变措施。如果能把张发奎滞留在韶关一带，那当然更好，这样就给广州方面减轻了压力。
广州到韶关的铁路早就修通，而且经常担负着运兵运物资的重任。从一九〇〇年开始，清政府就在修建从广州到武昌的铁路。由于南岭多山难度很大，铁路不能通过江西，只得绕道湖南。但是在湖南的郴州南边，依然有大山阻隔，所以直到现在还是没通。
不过，从广州到韶关的铁路，早就畅通无阻了。所以陈可钰、徐景唐一干人，带着五万大洋的慰问金，在一天之内，就到了韶关。
（5）
当陈可钰、徐景唐等人组成的慰问团到达韶关前，由黄琪翔率领的新编第四军已经到了韶关。
在韶关，陈可钰和徐景唐终于见到了黄琪翔，他们都是广东人，同时还是原来的袍泽加同僚，因此见面时都很亲热。
陈可钰见到黄琪翔，马上就问：“张发奎在哪里？他怎么不来？”
张发奎离开军队，随汪精卫到南京，然后又到上海，最后从上海去了香港，这些都是他们的军事秘密，只有黄琪翔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陈可钰这一问，黄琪翔只好谎称：“张总指挥在后面，与我们相隔两天的路程。”
这个陈可钰，早年担任过孙中山大本营的警卫团长，而张发奎、黄琪翔这些人，那时也就是个营长、连长什么的。所以在这里，他可以对张发奎直呼其名。
黄琪翔的第四军，还是陈可钰从广东带出来的，被人称为前方第四军。在韶关，陈可钰又见到了他昔日带过的第四军，心里多少有些激动。自从他离开第四军后，原以为就永远也见不着了，没想到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可是，情况已非昔比，国民党被分裂为宁汉两大阵营，而张发奎、黄琪翔他们，已经属于武汉阵营，和李济深、陈可钰他们已经不是一码事了。
陈可钰是北伐军攻下武昌转战江西时离开第四军的，那时正是第四军最辉煌的时候，之后就扩编为第二方面军了。由于陈可钰伤病复发住进了汉口医院，后又被转送到上海、日本去治疗，所以没能继续北伐，那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头衔，也就只好落在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头上。不然，哪里轮得到他张发奎哟！
从戎马倥偬的角度来看，陈可钰的离去，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个无声的遗憾。不过也没关系，如今他陈可钰是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其职衔也不亚于张发奎的那个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比黄琪翔的第四军军长还高出一头。
徐景唐虽没有参加北伐，但此人与李济深的关系非同一般。李济深所在的第四军原是建国粤军第一师，由于师长邓铿被陈炯明派人暗杀，身居参谋长的李济深这才受命于危难，升为师长。其实李济深与建国粤军是没有渊源的，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师长邓铿看中，邀请到粤军共事。那时李济深是在北京的陆军大学任教，这是由保定军官学校迁进北京后扩办起来的大学，而徐景唐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李宗仁已经在那里留校任教了。也就是说，徐景唐与李济深具有师生之谊。徐景唐进入粤军第一师，是李济深引荐的。
在韶关城外的操场上，黄琪翔、叶剑英把第四军的一个师集合起来，然后请陈可钰检阅。看着站得整整齐齐的第四军将士，陈可钰开始了讲话。他的话不多，大致是广州李主席很想念他的老部下前方第四军的全体将士，并带来五万元现大洋以慰劳北伐归来的勇士。并且说，现在第四军的真正敌人是在潮汕盘踞的南昌叛乱的叶挺、贺龙军，而要想在广东有一个太平的日子，就得毫不留情地消灭这些“叛军”，以及消灭支撑他们精神力量的共产党组织。最后他说，希望第四军全体将士，发扬克敌制胜的“铁军”精神，在老军长李济深主席的指挥下，听从调遣，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新广东共同奋斗！
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听见了陈可钰的讲话，对广州空虚李济深不得不“以礼相待”有了一个判断，那就是李济深硬的不行来软的了。同时他也看到，李济深想通过昔日老部下的名分，拉拢黄琪翔的第四军，要他为平定“叛军”呐喊助威。如果黄琪翔听他的，第四军不仅不能进驻广州，而且还有可能被调到东江去“剿共”，这个算盘打得太出色了。于是，他就在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呢？
叶剑英看出黄琪翔在陈可钰讲话时表现出几分兴奋来，心里就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让李济深的如意算盘得逞，如果黄琪翔有什么异动的话，他就要搬出张发奎来压黄琪翔，使他不能被陈可钰的说词所迷惑。
陈可钰讲完话后，黄琪翔做了表态发言，他声言第四军一定听从老军长李济深的指挥，服从他的调遣。叶剑英听到这里后，心里暗暗叫苦。
在韶关磨蹭了一天后，陈可钰、徐景唐一行终于走了。这时，叶剑英马上找到黄琪翔，问道：“御行兄真的要听从李主席的调遣？”
“哎呀，我的叶宜伟呀，这是兵不厌诈嘛！人家给了五万大洋，我总得表示一下吧？对于李主席的这个慰问，我们可以接受，对于他要求的听从调遣，只能敷衍。张总指挥的命令一到，我们还得听从他的指挥。”黄琪翔挤了挤眼睛，笑着说。
叶剑英听了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是他还是有些怕中途生变，于是就说：“御行兄，我看是不是马上报告张总指挥广州方面来慰问之事，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黄琪翔诡秘地一笑，然后说：“张总指挥在出发时向我交代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第二方面军进入广州的计划决不改变。我说宜伟老兄啊，你得马上回教导团，物色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当团长。我们一旦进入广州，你就忙不过来了，那个团长还是让别人当去吧！”
叶剑英听后，高兴地说：“好吧，我马上去办！”
黄琪翔又说：“张总指挥的命令一到，你得和我先到广州，以答谢李主席慰问为名，去迎接张总指挥从香港归来，大部队随后就到。”
叶剑英一听，心里顿时轻松下来，马上说：“好的，一切听从安排！”
（6）
回到教导团驻地，叶剑英找来了团内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唐维，把最新出现的情况向他做了透露，并说第四军很快就要南下广州，教导团也得随行。现在必须得物色一个团长人选，在必要的时候，去替换现有的团长，所以需要党组织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
叶剑英的话，马上引起了教导团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视，他们马上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把李云鹏、叶镛等地下党员安插在营、连一级的职位上，至于团长人选，先空缺在那里，暂时由副团长杨澍松代理。
叶剑英要离职团长，让副团长杨澍松来代理，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事情要做的天衣无缝，水到渠成，这个方案就是最佳的。因为代理一个团长的人，不能是反共分子，根据杨澍松的表现，他没有反共的迹象，这就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而且，在杨澍松的内心深处，他是同情共产党的，让他来代理这个团长，对于不暴露党组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再说，按照正常晋升，团长离职副团长递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说起这个杨澍松，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教导团从武汉到九江时，由于张发奎要缴全体学员的枪，杨澍松就和团长侯连瀛、参谋长季方一起去辞职。可是当侯连瀛和季方交出辞职的枪后，杨澍松却犹豫了几秒钟。就是这犹豫了几秒钟，让张发奎看在了眼里，这样就被张发奎强留了下来。那时，杨澍松已经在枪套里摸枪，也准备交出后辞职不干了，但被张发奎止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张发奎需要这个曾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不然教导团就没法控制了。
在国民党这个大杂院里，并不是所有人都仇视共产党，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赞成共产主义学说的，只是他们认为，这个理想太远大，悬得也太高，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以他们不敢轻易加入共产党。但是，在昏黄的油灯下，他们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或者也读过《共产主义ABC》。在他们的内心，同样有对共产主义所勾画的那个蓝图向往，但是由于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带领人民去实现它，同时其领导权又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所掌控，就更不可能去实现它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严重打击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把信仰者当着死敌，这样就导致了这些人不敢接近共产党，更不敢加入共产党。杨澍松就是这样的人。
现在，叶剑英要把这个教导团长的职位暂时让给杨澍松，就是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也就是说，找这样一个人来当团长，为下一步能顺利地撤换团长，把团长职位让给一个共产党员来担任，起到了水到渠成的铺垫作用。
（7）
在广州，李济深听说“宁汉合流”才几天，汪精卫就愤然辞职，接着唐生智占领安庆，声言要进攻南京，“宁汉合流”变成了“宁汉纷争”，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中间有变数。李济深想，现在看来，如果张发奎进入广州，肯定不会听他的，那时可就没他李济深好日子过了，所以最好还是把他滞留在韶关一带，不让他来广州。
李济深正在琢磨这个事，突然接到报告，说是黄琪翔率领他的第四军正浩浩荡荡地从韶关沿北江南下，他们除了步行，还有骑马的、坐船的，其先头部队，却是坐着从韶关直达广州的火车。
从韶关到广州的铁路，也就二百四十多公里，按照当时最快的速度，每小时也得三十公里，也就是七八个小时后他们就能到广州。看来，陈可钰他们到韶关还是没有达到李济深的目的，却白白花了五万大洋。事情还不仅仅于此，更其重要的是，这些人来广州后，他李济深的前途一下就黯淡了。
时间为什么这么快，那是因为黄琪翔接到了张发奎来自香港的命令，他要军队马上南下，他马上赶回广州。张发奎统军，一向是兵贵神速，他听说李济深派陈可钰到韶关劳军，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他认为，这哪里是“劳军”？这分明是通过“劳军”来堵他进广州的路，或者说想通过“劳军”这样一些小恩小惠来削弱他抗衡的斗志。这显然有悖于汪主席与他张发奎密议的初衷，所以他张发奎要给这位曾经是上司的李济深一个措手不及的惊诧。
的确如此，当李济深得到韶关方面的情报，黄琪翔已经带兵南下时，心里马上就凉了半截，同时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张发奎一来，麻烦也会跟着来，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定论。但是，操纵权不在他手里，他真的有些无可奈何。现在看来，这段时间他所安排的一切，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于是，他马上找来陈可钰，商议对策。
“你不是说没见着张发奎吗？按理说他还在后面，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李济深第一句话就包不住对陈可钰的不满。
陈可钰也很尴尬，他无可奈何地说：“张发奎在后面还有两天的路程，这是黄琪翔说的。兵，诡道也，也许他们没告诉我真话。张发奎是不是在后面，还真难说。现在事已至此，我想任潮兄只得把心放宽一点，既来之，则安之。在众目睽睽之下，量他张发奎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接下来陈可钰又说：“他们来的这么快，弟以为这是张发奎在幕后操纵的结果。其实，当时他大有可能就在韶关，只是不愿意见我们，故弄玄虚以达到他掩人耳目。但不管怎样，黄琪翔还是承认他们是你的部下，要听从你的指挥。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反正他们在韶关已公开表示过。所以，在而今眼目下，我们只能以‘安抚’为要，才能化干戈为玉帛，以求得暂时的平静。”
“事已至此，也只好如此了！”李济深拖长着声调，无可奈何地叹息，“鉴于你亲自到韶关走了一遭，量他们马上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除了他们不考虑自己的名分与声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看来我们还得到火车站去迎接他们，才更显得李主席的高度热忱和体恤下级的仁爱之心……”陈可钰没有把话说完，他是在试探李济深，怕把话全说出来后李济深不高兴。
“当然，硬挡不住只能用软的!”李济深说出这话时心里很复杂，他想自己是如何的精明，但还是没有算过自己的对手。
（8）
在广州西关火车站，一列拖着长长汽笛的闷管子火车刚刚进站，铁门就一扇扇地被打开了，里面接二连三地跳下许多穿灰布军装的人。他们手里拿着枪，悄无声息地向四周散开，然后卧倒，对四周作好了瞄准射击的准备。有的还专门往地势较高的月台上串，甚至向房顶爬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临战前去抢占有利地形的军事行动。
大概这列火车上的兵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给广州驻防外围的部队联系过就进了车站，由于他们不知这里的情况，所以一下车后，就如临大敌，一定要首先占领一些制高点后再说。果然，在火车未进入车站前，在车站周围，已经布满了持枪的警察，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穿着黑衣服。
原来这些刚下车的是黄琪翔新编第四军的前卫部队，他们不光是要抢占有利地形，还要负责对四周的敌情侦察。结果他们发现，这里除了警察，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而出人意料的，却到处都张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
在车站出口处，就有一条大横幅拉过了马路，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
欢迎“铁军”北伐荣归！
接下来，沿途都能看见这样的字样：
张将军、黄将军，你们辛苦了！
北伐健儿上疆场，荣归故里笑颜开。
也有写出北伐开始时的标语的，像什么“平均地权”、“三民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之类。但“打倒列强除军阀”、“耕者有其田”这些标语却看不见了。
也有几幅标语读起来很轻松，但仔细揣摩，却耐人寻味，比如：
李主席欢迎张师长凯旋！
钢军欢迎铁军归来！
欢迎前方第四军，建设后方大广东！
许多男男女女排着队站在马路两旁，手里拿着小彩旗，正在向车站里张望。在这些人当中，偶尔有一个女人或是男人，他们衣着时尚，戴着眼镜，手里拿着照相机，也把头向车站的方向伸着。他们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和香港《大公报》驻广州的记者，听说李济深要专程来车站迎接张发奎的军队，因此老早就在这里等了。一旦有人流涌动，他们的神经就像被钢针刺了一下，马上拼命地往前挤。
其实，他们是想把李济深出迎张发奎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上，以成就广州乃至香港地区的爆炸性特大新闻，这样他们会赚很多的钱。当然，从《民国日报》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赚钱的问题，还有政治的问题，政局的稳定问题。这会影响整个南中国的形势。
（9）
车站里，火车上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把一个铺满铁轨的空旷车站一下就塞满了。这时，在一节隐蔽的车厢里，黄琪翔、叶剑英等正在准备下车，勤务兵已经开始收拾起悬挂的地图。黄琪翔和叶剑英约定，只要李济深、陈可钰等一进站，他们即刻下车迎接。
不一会儿，几辆黑色轿车从市区驶来，然后直奔车站。在那条并不宽敞的洋灰路上，车队缓缓走来，前面是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开路，接着是几辆黑色轿车跟进，在轿车后面依然是满载士兵的卡车。这些士兵都荷枪实弹，眼神很紧张地盯着不同的方向。
当车队快进入车站时，站外的人群开始涌动，他们向奔驰而来的车队欢呼起来。
一会儿后，轿车跟着卡车进了车站，然后缓缓地停靠在一边。这时黄琪翔带着叶剑英也从车厢中慢慢地走了下来。
在另一边，李济深、陈可钰、徐景唐等也从轿车中钻了出来，然后向黄琪翔他们望去。
这时，涌进车站的人流开始举起小彩旗叫起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接着，有一个人呼起了口号：“欢迎张将军凯旋！”
大家也跟着喊：“欢迎张将军凯旋！”
另一个人开始呼：“国民革命万岁！”
大家又举起右手高呼：“国民革命万岁！”
突然，有一个声音叫道：“第四军万岁！”
大家迟疑了一下，看见李济深正微笑着缓缓地走向黄琪翔，马上就跟着呼：“第四军万岁！”
黄琪翔看见气氛这么热烈，心里顿时有些感动。他想起出发那天，还是有这么多人来送行，眼里不免有些湿润。
此时，忽然有人呼起了这样的口号：
“拥护李主席，建设大广东！”
“欢迎第四军会师！”
“广东、广西是一家！”
黄琪翔一听见这些口号，心里马上就警觉起来，头脑也清醒了许多。此时，他看见李济深带着一干人笑盈盈向他走来，他和叶剑英等在一群副官的簇拥下，也笑盈盈地向李济深走去。
当双方快要走拢时，只听黄琪翔身后有一名军官喊道：“立正，敬礼！”
马上，黄琪翔等一干人齐刷刷地站立，向李济深等大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接着还是那个声音喊：“奏乐！”
《国民革命军进行曲》马上被军乐队奏起，其声音尖利，旋律激昂，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感觉。顿时，整个车站鸦雀无声，天空是那么晴朗而高远，阳光格外的和煦！
（10）
黄琪翔、叶剑英等终于走到了李济深的面前，李济深用微笑的目光盯着他们，但在不经意中却流露出一种轻蔑。黄琪翔、叶剑英同时举起了右手，又向李济深、陈可钰等省府大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才开口叫道：“李主席好！”
李济深伸出了右手，首先向黄琪翔握去，然后说：“哎呀，主席主席的，这不生分了吗？你们都曾是我的部下，我还是你们的老军长嘛！”
“是的，是的！鄙人所率北伐第四军到广州，要给老军长添麻烦了。”黄琪翔说。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说起第四军，我们就是一家人。”李济深满面含笑地说，然后话锋一转，指着叶剑英说，“这位是谁，我怎么不认得？”
这时，站在李济深身边的陈可钰已经认出了叶剑英，他似笑非笑地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位将军应该是我们蒋总司令麾下的一员虎将吧？”
“虎将不敢当，鄙人叶剑英，因与蒋总司令意见相左，所以才到了国民革命中心武汉，现任第四军参谋长，以后还望老军长多多指教！”叶剑英知道陈可钰在当众损他，因为他曾经在蒋介石手下干过师长。由于蒋介石和李济深联手发动“反共”后，叶剑英才愤然离开了蒋介石的第一军，然后辗转到武汉投了张发奎。这段历史，作为曾是第四军副军长的陈可钰非常清楚。
李济深听说过叶剑英之事，但从不认识，现在一见，却是相貌堂堂，大出他的意料。看来人各有志，不能单凭相貌去判别忠与奸，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短时间内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但有一点，他反对蒋介石却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依然是和张发奎、黄琪翔同穿一条裤子，这就不得不防了。他对叶剑英笑了笑，就不理他了。这完全是一种礼节性的，如果不在公众场合，也许他连这个笑也没有。
见面已毕，该说下一步部队在哪里驻防的问题了。但是李济深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究竟差了点什么呢？哟，对了，他要见的主角居然没有出现，这也太奇怪了吧？于是他马上问黄琪翔：“怎么没看见你们张总指挥？张向华，他在哪里？”
“张总指挥没跟我们来，他驻在香港，说不定早就来广州了。”叶剑英平静地说。
“是吗？这……真是个奇迹！”李济深喃喃地说。他本来很惊讶，想说“我怎么不知道”这句话，但马上觉得不对，这容易让对方看出他的惊慌来，于是就说了这么一句。
一听说张发奎在香港，李济深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原来这小子是在香港遥控指挥，这也太出人意料了。此时，他需要镇定，不能让黄琪翔他们看出他有丝毫的狼狈。他想，难怪这些部队这么快就南下，原来是张发奎在幕后指挥。他在心里喊道：这张发奎也太“诡”了吧，居然还早就进了广州，可能吗？
（11）
张发奎的确有些“诡道”，因为他想趁李济深毫不防备，来个“出其不意”的效果。更其重要的，是不能让李济深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在哪里干。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他就大功告成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张发奎与汪精卫在上海分手后，就开始去了香港。到香港后，张发奎住进了九龙岛上的一所豪华公寓，然后招呼随从，马上架设电台，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进行联系。
经过一番技术性的拨弄后，电台终于架通，这时他赶快给黄琪翔发报，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对方已经收到信息，并回答：整编后的第四军已经过了南岭山区，正在粤北的荒原上行进，不几天就到韶关。
张发奎是在南昌公开露面后，准备随部队一起跨南岭回广东的，哪知在快要出发时，却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要他一个人回九江待命。原来汪精卫是在九江等待庐山谈判的消息，待谈判成功，他就要带着张发奎一起去南京。
经过几天的磨蹭，谈判双方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谈成。这样，标志着国民党历史上大团结的“宁汉合流”就算形成了，张发奎也被汪精卫踌铸满志地带到了南京。
可是没几天，汪精卫发现，他在武汉的“汪主席待遇”却荡然无存，而实权全落在新成立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手里，支配这个委员会的却是新桂系的李宗仁，而他汪精卫、唐生智等却被委员会中的各种势力所淹没。于是汪精卫提出辞职，然后到上海去联络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反特别委员会，而另一边则要住在上海的张发奎即刻回广州，他要彻底捣毁南京特别委员会，需要张发奎、唐生智来个“南北呼应”。
就这样，张发奎带着他的随从，从上海坐轮船先到香港，然后在香港架设天线，遥控指挥由黄琪翔带领的第二方面军残部，也就是新编的第四军。当与黄琪翔联系上时，张发奎才终于松了口气。他知道，现在就这么点本钱了，可别出什么问题。
在香港，张发奎还获得情报，李济深已经把钱大钧、黄绍竑、陈济棠、薛岳等人的部队全部调到了东江地区，以镇压在南昌叛乱后撤到潮汕的叶贺“叛军”，广州城只有少量部队驻守，这真如叶剑英所说的那样，广州城空虚，正是第二方面军进驻广州的好时机。于是，张发奎马上给黄琪翔发了一封电报，要他率第四军加速前进。
在香港时，张发奎就一直关注着他曾经从广州带出的这支部队。如今虽说还是第二方面军，但毕竟是个空架子了。黄琪翔的第四军除了廖培南的第十二师是个完整师，剩下的两个师就是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和富双英第二十一师，但李汉魂的这个师却被周士第带走了一多半，而富双英的那个师却是奉系张作霖那边投诚过来的，以“水土不服”为由根本就没来广东。朱晖日的第十一军除了许志锐第二十六师还算完整外，其他两个师已经化为乌有，他们是蔡廷锴的第十师和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至于贺龙的第二十军，那可是“连锅端”地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所以，张发奎在香港就想，他要牢牢地抓住这个进广州的机会，趁虚而入，扩大实力，再重整旗鼓！张发奎和别的军阀们一样，把军队看得比命还要重。他不希望他的军队再出现什么“叛乱”问题，如果那样，他就永远也别想再爬起来。因此，当黄琪翔带领军队刚到韶关，他就急速催他们进军广州。他要趁李济深的“拉拢利诱”还没起什么作用时，来个“突然袭击”以实行他的计划。
（12）
在李济深全力应付黄琪翔第四军入城的时候，张发奎还在香港逗留。在车站，叶剑英说张发奎已经进入广州，那是故意放的烟幕，目的是让李济深心里有一种压力，摸不清他们的真实情况。
黄琪翔第四军进入广州的第二天，张发奎从《大公报》上看见了李济深“迎军”的照片，马上想到，他也该动身了。于是，就给黄琪翔发了最后一份电报，就和谢膺白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从香港潜回广州。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从香港开往广州的客轮上，张发奎、谢膺白等穿着笔挺的灰布长衫，俨然是一副富商的派头。他们手里各提着一口皮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行。但在他们的前后左右，却有几个穿着便衣一身短打扮的人在不同的位置照护着。
他们刚到码头，就被几个早已在那里等候的人引到了几辆黄包车前，然后一声不响地上了车。
黄包车在风中不停地飞跑，目的地是东山脚下的一栋法式木结构楼房。这里是黄琪翔在广州的住处，距汪精卫的葵园公馆不远。
张发奎本来是有住处的，那是在越秀山下，但是他不去，因为那里距东山太远了。在香港时，张发奎就想好了，他必须住在与汪精卫相距不远的地方，这样在将来汪精卫回广州时，他们之间商量大事，才有“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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