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司马光曰：
宦官当权，成为国家祸患，由来已久了。大概因为宦官经常出入皇宫，君主从小到大，与他们亲近狎昵，不像三公六卿，进见有一定的时间，有威严畏惧。
宦官中间又有的性情乖巧，言语敏捷，察颜观色，迎合君主的志向兴趣，这样，接受命令就没有违逆抵触的顾虑，使唤差遣就有称心满意的效果。
如果不是圣明的君主，洞察事物的情理，考虑祸患的深远，除了侍奉以外，不委任宦官掌管事务，那么，近在内宫的宦官就会一天天地亲近，远在外朝的百官就会一天天地疏远，君主就会时常应允甜言卑辞的请求，听从逐渐渗透的诉说。
于是，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国家政令，就无形中转由亲信宦官掌握而不能自知，如同饮美酒一样，喜好它的味道而忘记它能醉人了。
所以降革升迁、刑罚奖赏的权力已经转移而国家不发生危险祸乱，是从来没有过的。
东汉衰亡之时，宦官的骄傲专横最为闻名，然而人们都是借助君主的权力，如同城狐社鼠有所仗恃凭依，来扰乱天下。
没有能够像唐代这样，劫持胁迫天子如同控制婴儿，废立在手，往东往西出己意，使天子惧怕他们如同骑着猛虎恶狼而腋下夹着毒蛇一样。
所以如此不是别的原因，是东汉宦官不掌握兵权，唐代宦官掌握兵权的原故。
唐太宗鉴于前代的弊病，对宦官严加抑制，官阶不得超过四品。
唐明皇开始毁坏原有的章程，对宦官尊重任用，晚年让高力士省阅批复章奏，甚至任免将军、宰相，也时常与他商议，自太子王公都敬畏地侍奉他，宦官的势焰自此炽烈了。
等到中原动荡，肃宗在灵武即位，撤回军队，李辅国以东宫太子的旧属参预军事计划。过分的庞信使他骄横放纵，不能再加控制，竟至爱子慈父不能庇护，因忧虑恐惧而死。
唐代宗即位，仍蹈覆辙，程元振、鱼朝恩相继当权，暗中玩弄刑赏大权，阻塞蒙蔽视听，看待天子如同仅有衣裳，欺凌宰相如同奴隶。所以来入京朝见，遇谗言而被赐死；吐蕃深入侵犯京师郊野，隐匿军情不行奏报，致使唐代宗狼狈驾临陕州；李光弼忧惧怀疑，烦闷怨恨，因此丧生；郭子仪被排斥罢官，赋闲家居，不保坟墓；仆固怀恩被冤枉压制，无处申诉，于是舍弃功劳，改为叛乱。
唐德宗刚即位，大力整顿法纪，宦官稍被贬斥。但自兴元返京后，猜忌诸将，认为李晟、浑不可信任，全部夺取他们的兵权，而任命窦文场、霍仙呜为中尉，让他们主管宫禁的值宿警卫，从此军权落入他们手里。
唐宪宗末年，吐突承璀想要废掉嫡子，改立庶子，酿成陈洪志之变。
宝历年间敬宗过分亲近宦官，刘克明与苏佐明进行叛逆，此后绛王及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六帝，都是宦官所立，势力越发骄横。
王守澄、仇士良、田令孜、杨复恭、刘季述、韩全诲是宦官中的首领，以至于自称“定策国老”，视天子为门生，根深蒂固，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唐文宗非常怨恨宦官这样，立志要除掉他们，以宋申锡那样贤德的人，尚且不能够有所作为，反受祸殃，何况李训、郑注这些反复无常的小人，想要用一个早晨的奸诈计谋，剪除数代胶粘固结的死党，竟至鲜血流满宫禁道路，尸体堆积台省门前，公卿大臣一个接一个被杀，全家屠灭，天子假装哑巴，纵情饮酒，泪流满面，不敢出声，自比周赧王、汉献帝，不可悲吗！
以唐宣宗的严正坚毅，明察秋毫，尚且闭目摇头，自称害怕，何况懿宗、僖宗那样骄奢淫逸，只要歌舞美女、踢球游猎可满足欲望，便将一切政事交付宦官，称呼宦官为父亲，就不足为怪了。
贼寇玷污宫殿，两次驾临梁州、益州，都是田令孜造成的。昭宗不能忍受这样的耻辱，想要尽力清洗，但是任用的人不合适，使用的方法不对头。开始就是张浚在平阳全军覆没，增强了李克用专横暴戾的气势；杨得恭向山南逃命，开启了宋文通不守臣节的心思；结果在皇宫里彼此交战，箭头射中皇上的衣服，昭宗漂泊莎城，流寓华阴，被幽禁在东宫受辱，又被劫持胁迫到岐阳。崔胤无可奈何，再召朱全忠发兵讨伐。朱全忠统帅大军包围岐阳城，再次遭受寒暑之苦，昭宗的御膳不足，王侯遭受饥寒饿死冻僵，然后韩全诲被杀，昭宗圣驾东行，剪除韩全诲的同党，一个不留，然而唐朝的宗庙社稷因此成了坟墓废墟！
这样看来，宦官的祸乱，始于明皇，盛于肃宗、代宗，成于德宗，极于昭宗。
《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道严寒冰冻将要到来。”治理国家的人，应防微杜渐，怎么能不重视它的起始呢！以上这些是宦官为害尤其明显昭著的事例。
另外像伤害贤才，招致祸乱灾难，贿卖官爵讼事，败坏军队，坑害百姓，不能一一遍举。
寺人的官职，始自夏禹、商汤、周文王三王的时代，备载于《诗》、《礼》，用来谨严皇宫内室的门禁，传达皇宫内外的话语，怎么能够没有呢？
如《巷伯》的痛恨邪恶，寺人披的忠诚侍奉君主，郑众的辞却赏赐，吕强的直言规劝，曹日的解救患难，马存亮的消弭祸乱，杨复光的讨伐逆贼，严遵美的避让权位，张承业的竭尽忠诚，他们中间难道没有贤才吗？
只是国君不应当与他们谋划商议国家政务和进退升降官吏的大事，使他们有威福能够左右他人罢了。
倘若宦官有人犯罪，小罪就惩罚他，大罪就杀死他，不予宽恕赦免。这样，即使让他专横跋扈，又有谁敢呢？怎么能够不详察善恶，不区别是非，想要像割除蔓草、捕杀禽兽那样除尽杀绝，能够没有祸乱吗！
因此，袁绍实行屠杀于前而董卓削弱汉室，崔胤重复杀戮于后，而朱全忠篡夺大唐，虽然痛快发泄了一时的愤恨，但国家也随着灭亡了。
这如同厌恶衣服上的污垢就烧掉衣服，忧虑树木上的蛀虫就砍伐树木，那造成的损害不是更多吗！
孔子说：“人如果不仁慈，痛恨过分，就要发生祸乱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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