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政治史和思想史上，孔子和孟子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孔子被统治者推尊为“圣人”，而孟子也被尊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但这些都是孔子和孟子的身后事了，而在生前，两个人都是非常尴尬非常无奈的，他们都是终其一生奔走于各个诸侯国之间，推行自己的思想与主张，但却并没有被当道者们所看好，并没有得到重用，其思想和主张也没有得到实施。 孔子的一生是游走的一生，从青年时代的游学，一直到中晚年的周游列国，他的脚步从没有停止过，他的思想也从没有停止过，可以说，正是通过游走与奔波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成就了一代伟人。纵观孔子的一生，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游学、适齐求仕、仕鲁、周游列国、返鲁讲学几个时期。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同时的老子之外，孔子算是第二位大学问家，大思想家了，其对中国后来的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经济、政治等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孔子并不是神，并不是“生而知之”者，关于这一点他曾有明确的说明，他的知识与学问都是后天学习得来的。《论语·子张》中记载：
卫公孙朝问于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关于这一问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也有同样的记载，只不过是问者为“陈子禽”。从这里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就是在孔子的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孔子的老师究竟是谁，甚至连孔子的弟子们对这一问题也不太清楚。子贡在这里明确表示，尽管当时礼崩乐坏，学术与思想文化坠落，但却并不是真的坠入尘埃之间，从世界上消失了，而是学术下移，流落入民间。而孔子的学问则是跟别人学习的，那么，他究竟是跟着谁学习的呢？子贡只是说其中既有贤人君子，也有闾里鄙人，既可以说是没有固定的老师，也可以说是有很多老师，而且这些老师是从社会的最上层贵族一直到乡间平民百姓，什么人物都有，孔子跟着这些不同的人物学习不同层面的知识与技艺，关于这一点，孔子自己也曾有明确的表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论语·述而》）根据众多的零散记载显示，孔子曾向当时郯国的国君请教学习过，还曾跟从鲁国乐师师襄和齐国乐师学习过音乐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
孔子之所严事：於周则老子；於卫，蘧伯玉；於齐，晏平仲；於楚，老莱子；於郑，子产；於鲁，孟公绰。数称臧文仲、柳下惠、铜鞮伯华、介山子然，孔子皆后之，不并世。
这里所谓的“严事”是指孔子心怀敬意地对待，这种态度实际上就是对待师尊的态度，这里孔子实际上是将他们作为导师来看待，作为学习的榜样来看待。在宋代所编的《三字经》中有“昔仲尼，师项橐”的话，而在民间传说中也有孔子拜神童项橐为师的故事。当然，在孔子曾师事的这些人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于老子了，而在孔子求学的故事中最著名的也属于孔子向老子问礼的故事了。
孔子的一生都在为所谓的“克己复礼”而四处奔波。他原本商王后裔，但他所复之礼则是周礼，其中原因正如孔子自己所言，“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为了详细地学习周礼，孔子曾专门到周王城洛邑去。这是他在三十岁时所进行的一次壮举，在其前往周王城学习时，当时鲁国的国君鲁昭公曾送给他行具与盘缠，并曾亲自为他饯行。这种待遇和殊荣是当时很多贵族都难以得到的，而孔子之所以会受到如此的待遇实际上与他自己当时的名声是有十分密切的关系的。根据文献记载，在孔子的父亲去世之后，母亲颜徵在便带着孔子离开原来的家，移居曲阜阙里，生活十分贫苦，在其母亲去世之后，孔子便独立一人谋生了。而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武士出身，在当时“以勇力闻于诸侯”，而且受封为陬邑大夫；孔子的母亲颜徵在出身于曲阜望族，这些先天条件是孔子迅速进入社会中上层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与此同时，孔子还处世深沉，勤学好问，谦恭知礼，他依靠自己的礼仪学问迅速征服了鲁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当时鲁国都曲阜的社会各个阶层中很快便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这也为他后来跻身于鲁国上层社会创造了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些因素，他是不可能在十九岁的时候就娶亓官氏为妻的。而且他在婚后一年，亓官氏生子时，鲁昭公还专门派人送了一条鲤鱼，于是便将儿子起名为鲤，字伯鱼，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当时孔子的名声之高，在当时鲁国的影响之大了。如此，后来鲁昭公支持其前往周王城洛邑游历学习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了。
《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
南宫敬叔是孟僖子之子，孟僖子是当时鲁国三桓之一。孟僖子曾随同鲁昭公出使出国，但他因不懂礼仪，出使期间不能以礼处理外交事务，从而引起了不少麻烦，致使他深以为耻，归国后发奋学习礼仪。他临死之前嘱咐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要拜当时鲁国的礼学大家孔子为师，好好学习礼仪文化，南宫敬叔遂拜孔子为师。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之后，听孔子说周守藏史老子学问渊博，于是二人便商议前往周王城洛邑游学，南宫敬叔便向鲁昭公说了此事，鲁昭公显然是一位非常开明的君主，对于他们的虚心学习非常支持，于是就给了他们一辆车，两匹马和一个年轻的车夫。孔子等人遂一路往西，经过长途风尘，最终到了孔子向往已久的周王城洛邑。孔子等人到洛邑之后，观明堂，参太庙，明堂是周天子祭祖、朝会、议事和宣政的重要地方，是国家礼仪制度的一种最为重要的表现与象征，从这里可以学到很多的礼仪文化。太庙是周天子的祖庙，也是当时礼仪文化的重要体现。孔子在鲁国时曾参观过鲁国的太庙，但周天子的太庙不仅在规模上与鲁国太庙完全不同，而且在礼仪方面也与鲁国太庙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孔子在太庙所受到教育是非常重要的，通过和鲁国太庙相比，使得他对鲁国和周天子在礼仪方面的差别有了更加直观和清晰的认识。
当然，对于孔子来讲，其前来周王城洛邑的最主要目的是向当时的大学问家老子请教学习，这是中国历史上两位文化巨人的一次历史性相遇，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有着深远的意义，而且可以说，正是这次伟大的相遇最终成就了后来的孔子。而孔子问礼也成了中国文化史上最为著名的事件之一，在当时曾产生过巨大的轰动效应。关于孔子问礼一事，在早期的文献中多有记载，《史记》《庄子》《礼记》等文献中都有不少记载，尤其是儒家典籍《礼记》中的记载非常多，仅其中的《曾子问》中就曾有四次记载。《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对当时的情形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孔子适周，将问礼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
这次拜见，孔子等人不仅向老子请教了有关礼仪方面的问题，而且还在洛邑亲自随同老子参加了一次重要的礼仪活动，也即葬礼，关于这一点，《礼记·曾子问》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曾子问曰：“葬引至于堩，日有食之，则有变乎，且不乎？”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巷党，及堩，日有食之，老聃曰：‘丘，止柩就道右，止哭以听变。’既明反，而后行，曰：‘礼也。’反葬而丘问之，曰：‘夫柩不可以反者也，日有食之，不知其已之迟数，则岂如行哉？’老聃曰：‘诸侯朝天子，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奠。大夫使，见日而行，逮日而舍。夫柩不蚤出，不莫宿，见星而行者，唯罪人与奔父母之丧者乎？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见星也？且君子行礼，不以人之亲痁患。’吾闻诸老聃云。”
在葬礼现场，老子亲自向孔子讲解有关丧葬的礼仪制度。在这次向老子求教的过程中，孔子不仅请教学习了古代的礼乐文化制度，而且二人还探讨了不少有关“天道”之类的问题，关于这一点在后来的《庄子》一书中多有记载。临别之时，老子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了孔子几句话：“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在接受了老子的一番教益之后，不仅孔子本人及其弟子们“稍益进焉”（《史记·孔子世家》），而且孔子的声名大振，身价大大提高，从此之后，投其门下的人明显增多。
孔子在洛邑不仅拜访请教了大学问家老子，而且还在老子的介绍下认识了当时的著名音乐家、大学者苌弘。关于苌弘其人，《史记》中并没有传记，而在《天官书》中则是将他作为天文学家来看待的，《淮南子》说苌弘是“周室之执数者也”，也即是说他是周王室掌管天文历法术数的人物，“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历律之数，无所不通”。在苌弘任职周王室的时候，“王室衰微，诸侯坐大”，很多诸侯都不听从周王室的号令，苌弘为了维护周王室的尊严，曾运用方术来壮周王的威望，《史记·封禅书》记载说，“苌弘以方术事周灵王，诸侯莫朝。周力少，苌弘乃明鬼神事，设射《貍首》。《貍首》者，诸侯之不来者，依物怪欲以致诸侯。”可以说在当时，苌弘和老子一样也是一位神秘人物，而且他也是仅次于老子的大学问家。孔子拜访苌弘，向苌弘详细请教了一系列的音乐知识，苌弘还向他详细分析了古乐《韶》和《武》的异同，明确指出《韶》乐是虞舜古乐，《武》是周武王之乐，仅仅就二者的功业来看，舜是继承尧治理天下，是历史上有名的圣君，而武王伐纣则拯救了天下，实际上两个人的功业是部分上下的。但是，就音乐而论，《韶》的声音宏盛，音律尽美，而《武》则虽然声容宏盛，但它的曲调节器则隐含晦涩，不如《韶》，因此可以说《武》尽美而不尽善，只有《韶》乐是尽善尽美的。后来，孔子直接继承了苌弘的这种音乐观念，《论语·八佾》中说：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
当然，孔子和苌弘在评论《韶》和《武》时候所着眼的角度是不同的，苌弘主要是从音乐乐理本身来分析的，而孔子的论断则具有明显的道德色彩，这是与孔子的“克己复礼”的礼仪思想相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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