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你懒得读全文，这里是总概括：

-- 艾玛聘请了菲佣解放了自己，却失去了孩子的依恋；菲佣陪雇主的孩子长大，却错过了自己孩子的成长。

-- 雇主和菲佣之间互相依赖又相互猜忌，在门背后又有多少苦情戏？

-- 菲佣作为大学毕业生，为糊口只能放下身段，走上外佣之路。虽心有不甘，但随着年华老去，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清晨，隔着车窗，和胖呼呼的儿子挥手道别。今晚有事，回家他应该已经入睡。他被菲佣抱在怀里，并无丝毫留恋，只是礼貌地跟我挥挥手：“妈妈再见。”

很多时候，出门上班，孩子还没起床，直到下班后才能相见。有时加班回来，孩子已经睡了，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或晚上才能再见。孩子24小时跟菲佣生活在一起，在他眼里，Auntie(阿姨)才是亲妈，而妈咪只是偶尔陪他玩一下的玩伴。当孩子与菲佣深情对望，而我无论多逗比都赢不回同样眼神时，当孩子受了委屈，只肯扑入菲佣的怀中时，当孩子晚上睡觉亲昵地依偎在菲佣怀中，而把我赶走时，我的心是失落和酸楚的。

1.

同一个屋檐下，两个母亲，不同的得失，到底是是谁依赖了谁？谁又解放了谁？

我因为雇佣了她而解放了自己，可以继续工作实现自己的理想，可以随时约朋友吃喝玩乐，但我却因此失去了作为母亲的特权——孩子最真挚的依恋。

而她作为自己三个孩子的母亲，为了赚钱，只身来到香港，顶替了香港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照顾并陪伴着他人的孩子成长，却缺席了自家孩子的成长。

同一个屋檐下，两个母亲，不同的得失，到底是是谁依赖了谁？谁解放了谁？

上周四（7月20日），香港立法会秘书处发表了《香港的外籍家庭佣工及家庭照顾责任的演变》研究简报。报告中统计，截至2016年底，香港外佣人口高达35.2万名，占整体就业人口的9%，外佣主要来自菲律宾，其次是印尼，两国为香港提供了约98%的外佣。由1970年香港开始输入外佣开始，她们在港已经服务了四十多年，让成千上万香港女性能够无后顾之忧投身工作，对社会贡献良多，却从来没有被主流社会认为是香港的一份子。

外佣漂洋过海来到香港，加入一个陌生家庭工作生活。她们住在别人家里，没有明确的工作时间和环境的分界线，要参与雇主家里所有的家庭活动，并处于弱势地位。

而另一方面，一个“外人”突然闯入了家庭这一私密空间，与家人同吃同住，有的女主人会因为女佣年轻性感而疑神疑鬼，从而失去了作为妻子的自信。对我而言，是多了一个女人跟我争抢儿子。再加上众多的菲佣虐待长者、欺负少主、顺手牵羊、用主人家地址借高利贷等负面传闻，雇主和外佣之间既互相依赖又相互猜忌，双方到底是如何相处，又埋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苦衷？相见容易，相处难。同在屋檐下，真正的亲人尚且难做到融洽相处，更何况文化价值观、生活习惯完全不同的雇佣关系？

2.

大多数主人都觉得自己是好雇主。

我相信，大多数香港雇主都认为自己对外佣还不错。同理心并非天生习得。一如我第一次请菲佣Chris时，我给她安排了合理的工作任务表，允许她中午休息，晚上9点就能睡觉，跟她说话也用敬语，从来没有责骂过她。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好的女主人。

Chris加入我们家庭时，女儿已经读小学，比较独立，能自己照顾自己。她的角色主要是做家务。我向来不多话，每次下班回家，所有精力都被叽叽喳喳的女儿占据。很少会刻意用英文再跟她聊天，问问她今天过得如何？有没有遇到困难？除了家里四处都干净整齐，回家有热菜热饭外，她似乎是家里的隐形人。我在楼下，她就在楼上，我在楼上，她就在花园。交流很少，冲突就更少了。在我的印象里，她安静、拘谨。

二娃出生后，我不得不再请个菲佣Amy照顾。在同乡面前，她突然变得鲜活跳脱起来，笑声多了很多，动作也更为夸张，时常还能听到她用机关枪一样的语速和Amy讲着家乡话。我才反应过来，这才是真正的她。

随着逐渐年长，我开始更能设身处地体会他人的感受。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异国他乡，在陌生的家庭，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内心是何等的孤寂和无助。作为主人的我，仅仅当她是个工人，只有工作任务分派，没有其他交流，是何等的冷漠，何等的高高在上。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善良宽和的。我尚且如此对待外佣。其他人呢？

3.

令人咂舌的虐佣事件。

香港外劳事工中心近期曾访问了超过3000个外佣。调查发现，近六成受访外佣没有独立房间，很多连一张固定的床都没有。其中，约四成人睡白天拆掉晚上铺起来的折床或床褥，上百人长期睡沙发。调查中，有19个受访外佣睡地板、桌子底下和储物柜。

采访中有一位菲律宾大学生，在成为外佣前，曾经在本国担任金融文员，海啸后公司迁移去了他国。为生存，来香港做家佣。她在香港一做就做了5年半。第一任主人安排她睡厕所天花板隔出来的床位，就算部分房间空置，她也只能睡在厕所的天花板上。第二任主人有一间储物房，但也只能睡在储物房天花处建的储物柜。

还有一位印尼佣工，睡在放狗粮的储物室，没有窗户、没有风扇，也没有门。房间的入口处挂着半块门帘，门帘后是用铁笼养着的十几只狗。狗狗有时会突然挣脱牢笼，跑到她的床上。还有小狗直接在她床上撒尿。房间没有风扇，夏天热得受不了，她就会脱了衣服睡觉，「有时听到狗叫，以为男主人来了，就马上穿衣服」。在雇主家打工的岁月，她住得不卫生、没有私隐，还要带住恐惧入睡，「那些狗在半夜很吵很吵，牠们像鬼一样乱叫，我根本睡不了，很累，我觉得自己也活得像一只狗。」

香港外劳事工中心发表的「2016年服务报告」中显示，有38%的受访外佣每天工作超过16小时，60%每天工作11至16小时。而在其机构受助人士中，每四个人中便有一个面对雇主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

2014年香港印佣被虐事件曾受到国际广泛关注。美国《时代周刊》曾说“印佣是香港的现代奴隶。” 23岁的印佣被一个香港家庭雇佣8个月，从未受到薪水，从未休假，每天工作21个小时，还遭到女主人和两位女少主的虐打，多次遭到以衣架、木棍殴打，睡眠进食严重不足，最终失去工作能力被雇主遣返，在机场登机时，被另一位同乡发现伤势，询问后报警揭发事件。

外佣中介庄臣对媒体说：“无良的雇主一定比无良的佣工多”。他接触到一个雇主住300平米豪宅，却只给外佣吃剩菜或白饭，她对庄臣说：“她（印佣）在印尼都没有饭吃，我给她吃，还想怎么样？” 还有个雇主要求外佣每天早上5点起床，在全家人起床前用手抹地，晚上又要再抹一次。如果雇主半夜发恶梦，还要外佣帮她按摩至入睡，早上还是继续5点起床。有些外佣被要求去雇主的公司额外工作，尽管知道违法，但外佣通常都选择忍受。

因为在香港，收入是在她们家乡的1.5倍到3倍。Ann原先在菲律宾当英文老师，可是父亲患癌离世，作为大姐，她要照顾五个弟弟妹妹，不得不辞去心爱的教职来香港做外佣。在菲律宾，教师的月薪已经较高，仍然只有2000元，来到香港，每月最少有4300元，又包吃住。她一收到薪水，就寄钱回家供弟弟妹妹读书生活。每一个来香港打工的外佣都是如此，一切为了亲人，为了孩子。 

4.

她们陪伴他人的孩子成长，却缺失了自家孩子的成长。

可是，她们在香港照顾主人家的孩子，陪伴他们成长，把主人家打理的井井有条，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却无法照顾。

看她们在facebook贴出来的照片，要么是周末假期与其他菲佣的合影，要么是与主人家外出活动时的照片，还有和主人孩子一起的自拍照。而自家孩子的合影里，却找不到她们的影子。

遇到刻薄的主人是她们的不幸，但如果遇到容易相处又宽厚的主人，她们又有可能因此延长工作年期。很多菲佣，刚开始只想赚两年钱就回去。遇到主人待她们不错，家里对金钱的需求又越来越多，如Amy一样，一开始只是想着改善一下家庭经济条件，出来做两年。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家里三个孩子要读书，又想建新房子，孩子还希望有个电视机，欲求越来越多，也就延期又延期。

虽然互联网和智能电话，让世界变得更小了，但始终还是相隔很远，丈夫和孩子们生病时，无法亲身照顾，甚至亲人离世也不能守在身边。很多外佣孩子小的时候离开家，再回家时，孩子已经长大，“妈妈”这个词只代表了一个称呼和每月寄来的金钱，陌生、疏离且冷淡。

Amy, 来香港前几年，离开三个孩子去迪拜工作，两个小的一个3岁，一个2岁。两年后回家，再次见到孩子们，孩子们躲在爸爸的身后问“你是谁？”，当年还没有智能电话，长途话费很贵，在迪拜也没有假期，两年才与孩子们见上一次。Amy说，“我错过了孩子们成长的一切”。但是，又过了几年，三个孩子都要读书，她只好再出来香港继续打工。

她们大多都很年轻，处于生育年龄，在远离亲人的异国他乡，不可避免地，也在情理之中地，寻找情感的慰藉，也许真的爱上一个人，也许就是逢场做戏，等回家乡时各奔东西。

同样，她们阔别家乡多年，在老家的男人们，有了其他的情人，在她们回家的时候，也只能接受，并希望他们重归家庭。

5.

作为大学毕业生，为糊口只能放下身段，走上外佣之路。虽心有不甘，但随着年华老去，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

据统计，在香港的35.2万名外佣中，有10%拥有大学或以上学历。Amy就是注册护士。年轻一代的菲佣学历一般都不差，当中更不乏大学老师、会计、护士等专业人士，拥有的学历分分钟高过雇主，奈何菲律宾饱受贪腐、失业率高企和贫富悬殊困扰，就算专业人士，薪水也难以让全家糊口，只好放下身段来做外佣。

这些菲佣们，作为大学毕业生，为糊口只能放下身段，走上外佣之路。虽心有不甘，但随着年华老去，只能接受命运的安排。Chris有个朋友本来是建筑工程师，在香港打工几年后，攒了些钱，打算回国重操旧业，可惜国内经济不景气，她又离开业内一段时间，行业对女性也有年龄歧视，最后只好再次来香港做女佣。

也有些人依旧在现实中挣扎，希望走上自由和理想之路。一位名为Ada的菲佣，在香港一间菲律宾大学香港分校进修创业管理学位课程，虽然学费已经花费她薪水的18%，且只能在周日上学。但Ada希望毕业后能获得菲律宾银行香港分行的聘请，从而能用其他身份继续留在香港工作。

一位菲佣Xyza，在工余时间，用相机拍摄香港这座城市给她的疏离感。其中一张照片，获得了国际级摄影比赛哈姆丹摄影赛（HIPA）黑白人像组第五名，并获得了6000美金的奖金，几乎是她在港当外佣的一年薪水。她在香港街头拍摄的其他作品，也被《纽约时报》和CNN大肆报道，其后更在国家地理杂志摄影比赛获奖。也凭借她在庇护中心拍摄到的受虐外佣照片，获得了摄影界权威组织Magnum Foundation颁发的人权奖学金，让她前往纽约深造。也是个斜杠青年成功的典范。

她成名以后，一直不肯接受香港媒体的采访，她说“香港传媒很多只问我平时为老板洗衫煮饭的工作怎样，对我的作品完全没有兴趣”。她感到很不受尊重，后来就推到了所有华文传媒的采访，只接待外国传媒访问。

后记：

在香港，大家往往把她们“外佣”的职业与其身份或人生划上等号，以为她们一辈子就是为他人洗衣做饭，打扫卫生。其实，她们和我们一样，都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有她们自己的兴趣爱好和职业梦想。

和我们一样，外佣们远洋工作的目的是让孩子能够读书上大学，有一份好工作。但等到女儿长大了，还是希望她们继续当外佣，成为新一代人的宿命。背井离乡，远离家庭，忍辱负重，最后是否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而在一个屋檐下的我们，今天的繁忙劳碌，是否也让我们离梦想更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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