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七岁开始喝酒的。之所以这么早就进入酒的江湖，有其渊源。
我的祖母身材高大、善交际、口才好，尤其喜欢喝两口，我对酒的好奇最初就缘于她老人家这个执爱。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北方农村流行的是地瓜干酒，廉价、辛辣，却是正宗的粮食酒，放在今天这个白酒为王的时代，如此纯正的地瓜干酒，身价可能翻N番都打不住。
祖母一天要吃三顿酒。早晨起来先饮一杯，不需酒肴。晌午吃饭时一到两杯。晚上就寝时再来一气，同样不就肴，一饮而尽。若是有客人，那就要豪饮一番，不知道几杯是个尽头了，只记得舅爷爷（祖母的弟弟）一来，通常我要往供销社酒坊跑两趟才行。
特别喜欢观察祖母饮酒时那种既痛苦又陶醉的神情，让人神往又困惑。酒这个东西，既然那么辣那么烈那么难喝，为什么还要强迫自己去喝呢？
有时，祖母会让孙子孙女们从院子里拔一棵葱给她作酒肴。
有次，恰好姐姐哥哥们不在家，祖母只好安排不经事的我去拔葱。葱拔出，我很细心地剥净冗叶，又用手上下顺了几下，整理得干净利落才递给了老太太。
祖母接过来，非常开心地夸奖我，“你看俺这小孙子，比那些大的都强，还知道捋一捋葱白。”
听到祖母的夸赞，心花怒放，一整天都非常开心。如今这么多年过去了，依然能记得那天的斜阳、祖母慈祥的笑容。
那时的我，实在不知道祖母究竟是真的喜欢喝酒，还是为了以毒攻毒。
老人家得了一种病，不知道那是什么病，只记得总有一位大夫，面色凝重地走进她阴暗的房间，打开一个白色的盒子，里面摆满各式各样的银针。他一言不发，慢慢取出针来，然后冷酷地一根一根扎在祖母的身体上。
那是多么恐怖的一幕哦，我怀疑大夫在虐待祖母，对于父亲不去阻止大为不解，然而看到父亲在床前肃立，满怀心事地注视大夫下针，便知道那是大人的世界，自己终究只是局外人。
老人家生命晚期已不再扎针，每当身体疼起来，依然要挣扎着喝一杯，说是要压一压。
弥留之际，舅爷爷来送老姐姐一程。按照母亲的安排，我依然去供销社打了一瓶酒。
两个小菜，一瓶酒，舅爷爷与本家的七爷爷在祖母阴暗的房间里对酌，老哥俩谈得很投机，可似乎对他们的老姐姐、老嫂子即将离世毫不关心。
祖母静静地躺在她的床上，仿佛与黑暗融为一体，她再也不能起来喝一杯了。
祖母终于走了，院子里到处是办丧事的人，没有人理会我。我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哭泣，更不知道该干什么，仿佛置身一场排演已久的大戏之中。
父亲见我不成体统，招呼我过去。他涕泪交流，眼睛布满血丝，面色极为憔悴，一把将我搂过去，哭着对我说，“儿唻，你再也看不见你奶奶了。”
闻听此言，我的泪瞬间便刷刷地流了下来。
是啊，再也见不到老人家惬意地饮酒，再也不能给老人家剥葱尽孝，也不能偷偷翻看老人家的抽屉，翻找好吃好玩的物事了。
祖母走后，似乎过了很久，家里才渐渐恢复常态，过年时才有了欢笑。
那一年的大年初二，整个北方农村都沉浸在浓厚的过年氛围之中。
当天晚上，由于父亲在教师招聘考试中得了全县第一名，即将转为公办教师，全家人喜笑颜开，举杯共饮。
没有人管我，我便也端起酒杯，饮了几盅，随后就开始傻笑，母亲和姐姐们笑我醉了，我就摇摇晃晃做出醉的样子配合她们。
醉拳还没有表演完毕，姐姐哥哥们就随着村里的少男少女们去了临近的汪家庙村，听说那里在放电影。
没有人带我去，因为我醉了。可是我不认为自己醉了，特别是，任何一场电影对我来说都是不能缺席和辜负的，于是执意要独自一人去汪家庙看电影。
不知道母亲那时为什么会如此有魄力，欣然同意一个七八岁的孩子独自一人，晚上，去邻村看电影。
可我确实去了，摇摇晃晃，带着三分醉意，独自一人，穿过大道，走上小径。沿途偶尔能看到几个行人，行色匆匆，也许同样是急着要去看电影的人。本村和近村，远远地不时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
地上是如水的月光。
带着醉意往往能超水平发挥，我抛却了独自夜行的恐惧，顺利找到了放电影的打麦场，笑眯眯地融进人群之中。
确实是醉了，连电影放的是《小花》还是《牧马人》都记不得了。当众人随着剧情爆笑欢腾之时，我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连忙跑出人群，蹲在一棵大树下呕吐起来，一直把大年初一的饺子都吐干净之后才返场。
然而，呈现在我眼前的只有“剧终”两个字。
从此以后，酒就没有离开过我的生活。经过少年时的斗酒、拼酒，如今人到中年，更喜欢独酌，就像我的祖母。
不同的是，祖母喜欢白酒，我更喜欢啤酒。一年四季，看到菜比较硬，就迫不及待要开一瓶，否则就对不起这桌菜、这时光。
我对啤酒的牌子比较在意，喜欢尝试不同的品种，但一旦选定某种品牌，又往往从一而终。
随着收入的提高，对一般工业勾兑的啤酒不再感兴趣，而对原浆等纯酿造的啤酒情有独钟。从工艺上来说，酿造的啤酒才算酒，勾兑的只是啤酒饮料而已。
也许，人们喜欢独酌，只是在体味自己的存在，在感受自己拥有的时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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