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叔叔的爱情

叔叔患上肺癌晚期，进医院没多久后就过世了，还没满四十八岁。他的葬礼我没有参加，因那时我尚被关在省城精神医院里接受治疗。据妈妈回忆说，那天葬礼上，婶婶都没怎么哭，只在堂妹上台念悼词时抹了些眼泪。我妈压低嗓门说，当时婶婶身边站了个长得像王宝强的男人，整个追悼会上忙不迭地给婶婶递纸巾。我爸也愤恨地说，叔叔进医院前还一直在工地上辛苦打工，而婶婶却经常晚上不回家，肯定是在外面有了男人。小姑奶更是咬牙切齿地骂道：“这下她享福了，房子存款全在她名下，如今孩子长大了也不用她管，拿着钱跟外面野男人风流快活去了。”在这场悲凉的死亡面前，家族的人对婶婶充满了怨念。

你见过肺癌晚期的病人吗？全身黝黑、脖颈肿大、眼珠凸暴，化疗后头发全部掉光，叔叔人高马大，坐在医院病床上，活像钟馗。我记得他年轻时的样子，高大白胖，一头浓密的黑发往后梳得溜光，穿着时髦的皮夹克，皮鞋擦得锃亮，戴着茶色太阳墨镜，开着嘉陵70摩托车，别提有多拉风。奶奶都说，叔叔年轻时最爱打扮，出个门都要照上老半天镜子。

时间拉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婶婶是城里远近有名的美人，比海报上的电影明星还漂亮。我儿时常想，自己长大后要是能有婶婶一半好看就很满足了。那时叔叔还在警局上班，性情豪爽的他有望被提为二级警司。那时最红的歌星是台湾的孟庭苇，大街小巷都放着她那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妮妮，晚上有孟庭苇演唱会，我买了三张票，到时候带你去。”叔叔下班一回家，就抱着我说道。那时他俩刚结婚，出去游玩常常会带上三岁的我。叔叔对婶婶很好，知道她爱听音乐，家里买了唱片机，整墙的柜子上摆满了八九十年代当红明星的唱片和磁带，有杨林、高凌风、齐秦、孟庭苇、小虎队等等。婶婶爱吃酱板鸭，叔叔开着那辆嘉陵70到省城老店买上好几只回来。那时国内刚刚流行拍艺术照，叔叔拉着婶婶上照相馆拍了好几本影集。最有风情的那张艺术照被放大后挂在客厅正中央，照片里的婶婶长发及腰、眉目如画，穿着一袭黑色风衣的她倚在风景墙旁，眼里充满了爱意与希望。

上世纪九十年代，湘潭风雨路上开满了商铺：花鸟店、鱼族馆、音像店，琳琅满目，很是热闹。风雨路的拐角处伫立着市里最高大的百货公司，这座建筑的顶层安置着一口大钟表，时间在这座安谧祥和的城市里缓缓流过。那时我还没上幼儿园，每逢周末，叔叔会带上婶婶和我去风雨路上晃悠。先到百货公司，让婶婶挑选漂亮合身的连衣裙、高跟鞋、发饰等，婶婶是天生的模特身材，穿什么都好看。婶婶还爱逛风雨路上的宠物店，她喜欢小狗，当时家里养了一条泰迪和一条拉布拉多。而我最喜欢水族馆的金鱼，每次去都会买上几条放在鱼缸里，从花盆里抓出些小虫子喂养漂亮的金鱼。叔叔最爱逛风雨路的音像店，他和店里的老板很熟。音像店里常年燃着印度进口线香，一只睡不醒的老猫在货架上窜来窜去。我至今仍记得那时的夕阳好美，橙红的光晕笼罩着人间，百货公司的大钟表俯瞰着整座城市，风雨路上单曲循环着孟庭苇的那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婶婶是初中毕业，在琴行做过一段时期的零时工，嫁给叔叔后就不再出去工作了。有次，叔叔在警局和人发生了口角，双方都是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当着众人的面打了起来。对方被叔叔打成重伤，在医院躺了两个多星期才能站起来。叔叔也因此被警局开除，那年叔叔才三十岁，他向家里借了些钱，和几个朋友一块儿下海做生意，中途造人算计，叔叔赔了许多钱进去。可仍是不甘心，又学着别人炒股买彩票，但他没经验，做什么亏什么。几年时间里，他变得负债累累。

积年的不如意，让叔叔染上酗酒的恶习，平日性情温和的他在喝醉酒后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六亲不认，见人就打。有次大冬天晚上喝多了，他竟醉倒在雪地里，硬是在地上躺了整整一夜才被人发现。上医院治疗后，命是保住了，但整条左腿再也没有知觉。出院后的那段时间，叔叔赋闲在屋调养身体，家里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于是很多年不曾出去工作的婶婶开始扛起了养家的重担。她和几个亲戚一起在公园包了个游乐场，顺带在旁边开了个冷饮摊，刚开始生意还不错，但到了夏天，前来公园游乐的人就逐渐少了，加上亲戚之间不好算钱账，这场合伙生意最终不欢而散。

那段时间里，婶婶常常因为钱的事情而发愁，她到处托人帮忙给自己找工作，乌黑的长发剪掉了，人也憔悴了许多。叔叔心疼婶婶，他放下昔日的尊严，硬是瘸着一条腿上工地给人干活。为了养家，叔叔在工地上什么脏活累活都抢着做，很快升为大队长，但他仍是酗酒。那时妹妹已经三四岁了，稍懂人事的她一见到叔叔拿起酒杯，就伸出小手向前扑打着，口中念道：“不许喝酒，爸爸喝了酒就会打妈妈了。”因为叔叔的酒后殴打，婶婶身上到处是伤痕，她娘家人看不下去，也暗地里曾劝她，趁着年轻离婚改嫁，但婶婶每回都是低头沉默不语。

从三十几岁到四十八岁过世，酒已然成了叔叔骨子里戒不掉的东西，如宿命般缠绵。我看着叔叔从日渐憔悴到最后死亡，婶婶从过往活泼伶俐的少女到如今沉默寡言的妇人，我不知道这么多年，他们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但酒这个东西确是毁了两个人的人生。

叔叔下葬那天，按照老家的习俗，寡妇如果把死去的男人送上山，日后便不会改嫁。但婶婶没有这么做，也许吧，叔叔的死对她而言是种解脱。小姑奶愤然地在婶婶身后嘀咕道：“我就知道她不会上山，在医院时就没看她抹过几次眼泪。”可是无论世人怎么说，时间不会骗人，我过往的记忆不会骗人，曾经那份爱就是真实而珍贵地存在过。

我还清晰记得他们那场婚礼，那是场白色盛宴。迎亲队伍声势浩大，二十多辆白色小轿车在大街上逐一排队驶过，为首的婚车上立着一个漂亮精致的婚纱人偶。婶婶那天打扮得和仙女一样，婚纱是特意托朋友从台湾买来的，叔叔婚礼上穿的那身礼服是他最喜爱的白色。作为男方家宾，那天是我生平第一次戴耳环，小孩子没有耳洞，就用那种两面带夹的耳环。我耳垂小，大耳环中途滑落了好几次，最后在去往婚宴的途中不知所终。婚宴在市中心的大酒店举行，摆了三十多桌。我至今还记得那摆在宴席中央的八层奶油裱花蛋糕，味道清甜鲜美，像永不消逝的爱恋。

后记：而今百货公司空了很多年，风雨路上的花鸟店、鱼族馆早已不知所踪，音像店也不再卖磁带了，只剩孟庭苇的那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还在世间不断传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