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边书房@解读王阳明《传习录》【118】回归义理而动，不要舍本

‘’【来书云：“杨、墨之为仁义，乡愿之乱忠信，尧、舜、子之之禅让，汤、武、楚项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摄辅，谩无印证，又焉适从？且于古今事变、礼乐名物未常考识，使国家欲兴明堂，建辟雍，制历律，草封禅，又将何所致其用乎？故《论语》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此则可谓定论矣。”

       您来信说：“杨朱和墨翟看似仁义，乡愿之人四面讨巧，没有自己的原则，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乱了忠信之礼，尧禅位给舜、舜禅位给禹，燕子哙禅位给相国子之，商汤讨伐夏桀而得天下，周武王讨伐纣王而得天下，项羽杀了义帝而自立为西楚霸王，周公摄政周成王，王莽杀了汉平帝，立孺子婴，先摄政，而后篡位自立为王，曹操讨伐董卓，迎立汉献帝，挟天子以令诸侯，这些都分散在古籍中，如果不加以考证，该听谁的呢？对于古今的事变，礼乐名物也没有加以考证，如果国家想要兴建明堂，建辟雍，制律法，草封禅，作为大臣又怎能发挥作用呢？所以《论语》说‘生而知之’，那指的是义理吧。那些礼乐名物，古今事变，都有待学习后才能验证其是否可行。这应该是定论吧。”

       明堂就是古代帝王发布政令，宣传教化的场所；辟雍，是天子为贵族子弟办的学校；历律，是历法与乐律。封禅，在泰山上筑坛祭天称为封，在泰山旁的梁父山上辟场祭地称为禅。

所喻杨、墨、乡愿、尧、舜、子之、汤、武、楚项、周公、莽、操之辨，与前舜、武之论，大略可以类推。古今事变之疑，前于良知之说，已有规矩尺度之喻，当亦无俟多赘矣。

至于明堂、辟雍诸事，似尚未容于无言者。然其说甚长，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则吾子之惑将亦可少释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见于《吕氏》之《月令》，汉儒之训疏。《六经》、《四书》之中，未尝详及也。岂吕氏、汉儒之知，乃贤于三代之贤圣乎？齐宣之时，明堂尚有未毁，则幽、厉之世，周之明堂皆无恙也。尧、舜茅茨土阶，明堂之制未必备，而不害其为治。幽、厉之明堂，固犹文、武、成、康之旧，而无救于其乱。何邪？岂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则虽茅茨土阶，固亦明堂也；以幽、厉之心，而行幽、厉之政，则虽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讲于汉，而武后盛作于唐，其治乱何如邪？天子之学曰辟雍，诸侯之学日泮（pan）宫，皆象地形而为之名耳。然三代之学，其要皆所以明人伦，非以辟不辟、泮不泮为重轻也。】

       王阳明回信说：“你所说的杨朱、墨翟、乡愿、尧舜、子之、商汤、周武王、项羽、周公、王莽和曹操的讨论，与之前的舜和周武王的讨论差不多，可以类推。古今事变的疑惑，之前在讨论良知的时候，也用圆规矩尺做过比喻，这里也不用赘述了。”

       关于明堂、辟雍等事情，似乎尚有讨论的空间。但是要说清楚就很长了，就你所说的来讨论下，或许能够减少一点你的疑惑。明堂和辟雍的规定，最早见于《吕氏春秋》的《月令》，汉儒的学者做了注释。《六经》和《四书》之中，却没有做详细的记录。难道吕氏和汉儒的知要比三代的圣人还要厉害吗？齐宣王时，明堂还没有损毁，那么周幽王和周厉王的时代，周朝的明堂也没毛病。尧舜时代，他们只有草棚和土质台阶，明堂的规定未必完备，但是不影响其对国家的治理。周幽王和周厉王的明堂，固然是从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和周康王传下来的，但是也救不了国家之乱啊。这是为什么呢？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就算是草棚土阶，那也是明堂啊。以周幽王和周厉王的心思，推行两者的的政策，即便是明堂，那么暴政也是在那里发生了？汉武帝曾经与大臣讨论过建明堂的事情，武则天更是建了史上最大的明堂，他们在位的时候，到底是治还是乱呢？天子建的学校称为辟雍，诸侯建的学校称为泮宫，都是根据建设的形状来命名的。三代之学，都是教学生明白义理人伦，无论辟不辟、泮不泮来区分其轻重的。

【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制礼作乐，必具中和之德，声为律而身为度者，然后可以语此。若夫器数之末，乐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也。”尧“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于“敬授人时”也。舜“在璇玑玉衡”，其重在于“以齐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养民之政。治历明时之本，固在于此也。羲和历数之学，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尧、舜之知而不遍物”，虽尧、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于今，循羲和之法而世修之，虽曲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亦能推步占侯而无所忒。则是后世曲知小慧之人反贤于禹、稷、尧、舜者邪？】

       孔子说：“人如果内在不仁，学了礼又怎样呢！人如果内在不仁，学了乐有怎样呢！”仁是根本，礼乐只是表现形式。制礼作乐，你必须首先是个有中和之德的人，声乐只是音律，自身的修为才是尺度，有仁德才能谈得上制礼作乐。至于祭祀所用的礼乐器具，这是乐工要做的事情，祝官和史官要做的事情。所以曾子说：“君子所贵的道有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笾豆之事就是指祭祀的一些用具，像这类的事留给别人干就好。尧命令羲氏和和氏来观测星象运行，其看重的是尊敬的授予百姓春种秋收的天时。舜观测北斗七星的运行，那是看重安排好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七种政事。他们都是怀着仁民之心来施行仁民之政。制定历法，明白天时的根本就在于此。羲氏和和氏的历数之学，皋和契也未必能做，禹和稷也未必能做到；尧舜也不是什么都知道，尽管尧舜也未必能做到。但到今天为止，世人按照羲氏和氏的方法来观天时，即便是知小慧之人，星术浅陋之士，也能推算星象和占卜，不会出错，难道这些人比禹稷尧舜都还贤能吗？

       王阳明的意思是我们不能用一些技法或者专业等外在资质来判断一个人，而应该从内在的德性的根源上去判断。制礼作乐都是强弩之末，关键在发箭之始。

【“封禅”之说尤为不经，是乃后世佞人谀士所以求媚于其上，倡为夸侈以荡君心而靡国费。盖欺天罔人，无耻之大者，君子之所不道，司马相如之所以见讥于天下后世也。吾子乃以是为儒者所宜学，殆亦未之思邪？

夫圣人之所以为圣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释《论语》者曰：“‘生而知之’者，义理耳。若夫礼乐名物、古今事变，亦必待学而后有以验其行事之实”。夫礼乐名物之类，果有关于作圣之功也，而圣人亦必待学而后能知焉，则是圣人亦不可以谓之“生知”矣。谓圣人为“生知”者，专指义理而言，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礼乐名物之类无关于作圣之功矣。圣人之所以谓之“生知”者，专指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之类，则是“学而知之”者亦惟当学知此义理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当困知此义理而已。今学者之学圣人，于圣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学而知之”，而顾汲汲焉求知圣人之所不能知者以为学，无乃失其所以希圣之方欤？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者而稍为之分释，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论也。】

       封禅这样的说法更加荒诞不经，这是后世奸佞阿谀之人为了谄媚于上，夸耀奢侈，迷惑君心，浪费国资的行为。这也是欺天骗人，无耻之大的人，君子根本不会提这事，司马相如之所以被后世讥讽，他为了迎合汉武帝，写了《封禅文》，这个被后世所耻笑。你还认为这是儒家的学问，真是没带脑子去思考啊。

       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那是因为生而知之。朱熹注解《论语》时说：“‘生而知之’的就是义理。那些礼乐名物，古今事变，都要等后面学了之后验证其事实。”那些礼乐名物之类，如果真的是圣人要下的功夫，那圣人也得学了之后才能知道啊，那圣人就不能称之为“生知”了。说圣人是“生知安行”的人，专指的就是义理，而不以礼乐名物。那么礼乐名物之类的东西跟是不是圣人没关系。圣人之所以称之为“生知安行”的人，专指义理而不是礼乐名物的东西，那是“学而知之”的人，也是为了学习义理，“困而知之”的人也在困境中学习义理而已。现在的学者学习圣人，就是要学习圣人所知道的义理，这个都不学习，而要去学习圣人都不知道的礼乐名物，那不是失去了学习成圣的方向呢？这就是我对你的疑惑的一些辨析，这些还没涉及到我的拔本塞源论呢。

       学习的目的在行动，行动的根源在于义理，而不是外在的礼乐名物。我们经常希望追新逐异，舍本逐末，就想走捷径，不想下功夫。不在义理上下长久的功夫，行为就会偏离，我们就会越走越迷失，忘记了出发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