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罐

弟弟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从上海回来的路上。

母亲患病多年，平常在家也没什么，倒是医生跟我们说起来，她的心脏烂如棉絮，随时都有挂掉的可能。也确实有这么几次，眼看着就要不行了，但总能挺过来。所以，当弟弟在电话里向我描述母亲急送医院的情况，我一边还在闲看车窗外经过的一列动车。看起来像是与之并行，其实它很快就消失了，露出一大片原野，和间杂其中的上世纪建筑趣味的民宅。

赶到医院的时候，弟弟说的那个床位是空着的，几个护士正在那儿换床单。我发现母亲的保温杯滚落在地上，觉得有点不对——刚才我仅仅以为是换了一个床位。弟弟又来电话，说他在医院门口等我。在我下楼的时候，从我所在的楼梯窗台看下去，呈扇面展开的医院门口尽收眼底。弟弟一个人站在墙角，盯着他以为我可能出现的三个路口来回巡视。

母亲终于没有挺过来。她每次回过神来，都要吃上一桶沪产小包装的日清方便面，来犒劳自己，又似乎在嘲笑我们之前的空担心一场。现在，她安静地躺在我们的面前，再也不能抖她的机灵了。弟弟看到我，平静了许多。弟弟说，你们都不在。这句话他重复了三次。弟弟给父亲打电话的时候，父亲还在几十里以外的乡村小河边钓鱼。我们在等待父亲的到来，他老不来，我开始在医院附近游荡，先去买了一包烟，然后又和弟弟吃了一碗海鲜面。弟弟一边吃面，一边眼泪哗地就下来了。等我们再回去时，父亲已经在那里了。他带着河草和鱼腥的气息，和手上的一片闪亮的鱼鳞，在我们面前不停地摇摆他的身体。他无法安定下来，抑或是因为内心的飘忽与哀伤。我想，他即使不为母亲伤怀，也会想到这么多年来自己的种种不易。父亲跟我说，他接到弟弟电话的时候，差一点掉到河里。他这样说，似乎在向我表示，他的起码的在意。我想他不必如此刻意。

父亲和我列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然后又一个个划去。最后，我们觉得谁也没有通知到场的必要。不过，次日的告别仪式并没有因此显得冷清。教堂带来了一支铜管乐队，这个并没有在我的预案当中。我们变成多余的角色。他们把追思会开成了布道会，牧师在那里没完没了地讲话。每当现场的铜管乐队响起，我弟弟都会咯噔一下，吃惊地看着我。我盯着母亲的遗体，她瘦小得像一只枯蝉，我回忆不起来，以前人们热络地叫她上海阿姨时的模样。我甚至无法确认，她是否真的是我的母亲。当然这不会有问题。

本来我想的很简单，都是钱的事，挑个好点儿的墓地，办完事，我还得回趟上海。但在大清早出门去殡仪馆的当儿，弟弟把家里的一只青花罐塞进了我的小车后备厢。这是什么？——其实我心明如镜，只是一时有点儿懵。我对它太熟悉了，那是家里以前的糖罐，上面印有双喜字的青花。那时候，糖的地位极高，母亲把它放在床边五斗橱上的一只喜罐里。我和弟弟老惦记那里面的糖，从床边爬上去，揭开那个小小的用布包裹的盖子，用蘸了水的筷子插进去，就这样够一点点糖出来。后来糖不再稀有，喜罐也回到一个老物件应有的价值上——那是外婆在母亲结婚的时候随的嫁妆。本来是一对，另一只早就让我带到了上海的家中。母亲生前对我不止一次地提到过她的喜罐。母亲说，我啥也弗要，就用它收了我的骨灰，寻个呒没人的时候掼到海里厢去，越远越好。母亲后来又说，顶好雇只船，挑个月亮夜…… 一开始听起来没什么，倒觉得母亲向我描绘了一幅现世的美景以及她对待死亡的豁达。我说好的，你的日子还长着呢。母亲对我的敷衍显然不满意，她哆嗦着用手攀附着我的外衣，抓住我的胳膊说，侬要依我！

弟弟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他暗里跟我说，妈是不想和爸爸以后合葬。我说我知道。母亲要的就是逃走，灰飞烟灭，不给父亲留一点余地——但是我搞不懂，一辈子都这样过来了，何必在最后的时刻作此选择？弟弟捧着那只喜罐，在焚尸炉前等领母亲的骨灰，时间有点儿漫长，也有点不忍直视。我悄悄地退出来，在外面抽了一支烟。我看到焚尸炉高高的烟囱，我不知道那缭绕的烟雾，是否就是我母亲升腾的灵魂？

可以想见的是，殡仪馆拒绝了我们的寄存请求。那个喜罐，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一段时间内，我尚腾不出时间和精力，如母亲所说，去“雇一只船”。弟弟把它放回五斗橱上，我本想，就算父亲不计较，是否也该放到“合适”的地方，但这话不太好讲。它看起来一如往常，只有我们心里明白，它与往日的不同，房间里的气氛似乎也变得诡异起来。依照习俗，父亲没有参加母亲的告别仪式。我们回去的时候，家里整个都埋没在国产枪战片巨大的声响里，我进去把电视关了，在突然到来的宁静里，我听到父亲婴儿般的哭声。他一边抹眼泪，一边又去找了块干净的布，把喜罐搂过去，小心翼翼地拭了又拭——我无法揣摩父亲看似多余的殷勤里，他的真实的内心。

虽然搬过两次家，但家里的格局，好像还是老样子，都是一概的小。传说中的老小区拆迁也没有下文。我坐在床边，床是铁质的四柱床，两边有栅栏和小部分繁复的雕刻，部分零件是散发着幽暗光泽的铜。弟弟正在想办法，把披着黑纱的母亲肖像，挂到五斗橱上面的墙上去。墙上已经有了一些陈列多年的老照片，多是母亲英姿飒爽的知青形象和这些年的彩照，另外有几张以上海外滩和石库门为背景的120胶卷的照片，凌乱地集束在一个非常老式的相框里。

刚才父亲接了一个电话，又中途摁掉了。他瞄了我一眼。我问他明天去哪里钓鱼。父亲说，钓什么鱼？父亲警惕的语气里，生怕我误会了他什么。他埋头掐自己的手指关节。每次母亲数落他的时候，父亲总是如此，把自己的指关节一个个掐过来，啪啪地响。母亲曾经说，伊咯手骨是木头做咯。我不太懂我的父亲，他远离我们的生活，在离家很远的船厂工作，他并不是每个礼拜都来，所以他的出现总是猝不及防，对这个家庭来说，父亲是“另外一个人”。

母亲总是说，伊还是弗回来的好。

母亲一直刻意保留着流利的上海腔，未受粗砺的皋城方言的影响。在父亲听来，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酸刻。他永远吵不过母亲，听不下去的时候，他会到附近的公园转转，在象棋摊边看上半天。有时，他就直接坐班车又回他的厂里去了。这一着很杀母亲的气焰。母亲说，我还弗能话伊两句？让我不解的是，母亲竟从未动过一拍两散的念头，顶多拿“离婚”两个字当杀手锏，压压父亲的锋头。父亲有过一次艰难的反击。好。父亲说，反正这日子也没法过了。这令母亲很意外。她本来已经走开，又缓慢地转过来脸来，侬讲啥么事？父亲没有再说什么，他在房间里转了一圈，本来想收拾点东西，却发现这个家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带走的。

回上海后，我给家住虹口的舅舅打了一个电话。我在电话里，虽然强调了母亲的病情突然， 但依然感觉自己言辞的苍白。电话那头静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弗好意思，侬打错电话了。这是一个有腔调的老男人，他在耐心地听我说完。我忽然觉得上次跟舅舅联系已经是一年前的事了。我只有他的住宅电话——他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拆了罢。在母亲的丧事上，要不要通知舅舅，令我和父亲十分的纠结。那天，父亲的原子笔在舅舅的名字上不停地画圆圈。

我对舅舅的印象，与上海蛋卷、泡泡糖、波纹面等万花筒般拼凑在一起。皋城与上海并不远，坐夜航船到十六铺码头，中间还要在吴淞口外面停泊几个小时，抵岸时正好是第二天的清晨，然后再坐公交车到我舅舅家。早年有一次，我迎面撞见兴冲冲去买油条的舅妈，我一声舅妈还没有出口，她扭头就跑，抢在我之前，把她家小阁楼上的百衲布一样的窗帘换掉了，换成一块干净的窗帘布。她站在高高的阁楼窗台上换那块窗帘布，很危险的样子。我等在门口，只见舅妈花枝招展地迎出来——她又忙里偷闲地换了一件衣服。舅妈说，哎呀，侬几时来咯——仿佛刚才那一幕并未发生。

根据政策，母亲可以选择一个子女拥有上海户籍，前提是必须有上海的住址和她的直系亲属作为监护人。她找到我惟一的舅舅。舅舅住的是外婆的房子——说起来，母亲也是大可以理直气壮的。但是，当时已年老痴呆的外婆连母亲都没认出来。外婆倒是欢喜万分地说，屋里来客人啦。在场的表弟极轻率地随手将外婆的轮椅往房间里一推。我听到里面传来轮椅碰撞的声音。 母亲把提上门的水果往旁一摔，咆哮道，侬哪能格样子对侬阿奶？当时的情形就是这样，已经没有好好说话的气氛。母亲把舅舅拉到门外，母亲说，我儿子不会真的来住，只是想把户口落到上海。舅舅给了她一个手势，三万。舅舅的意思是，这三万只是让他能够在舅妈面前好说话。在当时，三万对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好的，母亲说，侬这样子讲出来，我也弗欠啥兮了。傍晚，我们站在十六浦码头上，等待回皋城的夜航船，晚风吹拂着母亲的鬓发，她望着奔流的黄浦江，流出一滴清泪。

因为这件事，母亲的情绪一直过不来。她跟我回忆了太多上海里弄的生活。母亲说，侬搭我争点气，考上复旦，以后我要跟侬去上海过老咯。每当母亲神情机密地跟我说什么的时候，我总能看到弟弟的身影。在我的记忆里，弟弟总是无辜地站在墙角，奇怪地看着每一个在他面前走过去的家人。他把自己当成一个局外人。弟弟什么都明白，倒也不是说他有什么额外的想法，他只是害怕失去我。我们感情很好，虽然彼此也没有什么交流，但是我知道他喜欢和我在一起。似乎两个人的沉默更让他踏实一些。我说话的时候，他会专注地看着别处，我知道他在听。我跟母亲说，这个机会留给弟弟吧。说罢我便觉察到自己可耻的虚伪。当时母亲剜了我一眼，侬这个戆头！

母亲不喜欢弟弟，似乎也不仅仅因为他的缺陷。说白了，弟弟是一个兔唇。我和他相差六岁，当我上小学的时候，弟弟还在托儿所里，阿姨们拿着饭匙往弟弟兔唇里塞，而米饭并不总是在他的口腔里，他的喷嚏会把这些汤汤水水还给那些拿饭匙的女人。弟弟很认我，看到我的时候，他会笑，那真是一个令人心碎的花朵般的笑容。由于错过了最好的手术时间，使他的缺陷过于明显，口齿不清——母亲当然也把这一切，统统归咎于父亲。弟弟在我分公司的仓库里上班。他一般也不太回家。他喜欢走象棋，没事的时候，怀揣着我给他买的那副考究的象棋，去找他的对手。我在，他就跟我下。有一天，我们在附近的一个餐厅吃饭，我的身边多了一位姑娘。我私下里跟弟弟说，介绍给你做女朋友怎样？弟弟的脸刷地红了，他把自己关在洗手间里出不来了。那天，我陪弟弟下了一晚上的棋。

夜深人静，从21层的办公楼看出去，城市仍飘浮在一片璀璨灯火中。

母亲曾来上海住过几年。她目睹了我那场一败涂地的婚姻。母亲一直不看好我的江西籍的前妻，她认为前妻脸上的痣长得不是地方。如果那颗痣长在嘴边，比方说是一颗吃饭痣，母亲是否就会喜欢呢？也未可知。别的不说，单就婆媳关系，前妻作为一个知性女人，在母亲面前也算言行得体，合乎礼节。只是有一次出去，遇上刚从外面回来的对门太太，很失分寸地问前妻，你家先生给你找了个保姆？那位太太也是随口一说，并不寻求答案，一边说一边兀自走向电梯间。前妻冲她的背影苦笑了一下，而在母亲看来，这种事情是要给予有力痛击的。

我在附近为母亲租了一处房子，很合她的心意。我跟母亲说，把外婆也接来吧。母亲说好。我们把当时已在养老院的外婆接到了家中。外婆来的时候，盯着母亲看了半天，我以为她这次能想起片鳞半爪，最后还是陷入记忆的漫漫泥沼。她只认得外滩和东方明珠塔，每当在电视里闪现的时候，她会指着说，上海！上海！后来我把弟弟也叫过来，母亲毕竟一把年纪，对付外婆也有点心力不济。这段时间，皋城的家中只剩下父亲一人，因为我经常要回去，所以偶尔还能见面。那时他已退休。我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每每提及上海，父亲必是沉默。

那天，我请母亲和弟弟在沈大成吃饭。母亲说，沈大成早底子老有名咯。回去时，我们又在离家不远的一家超市转了下。弟弟找了一辆购物车，他发现这个购物车很好玩。母亲说，侬搭我重气眼，弄得来乡下人一样。弟弟说，我就是乡下人呀。母亲不响，她瞄了我一眼，她老觉得这么多年来弟弟还在计较这件事。一圈逛下来，母亲发现上海产的东西居然少得可怜，这是她未曾想到的。她倒是在那里看到了皋城的酱油，还有皋城产的鱼片和鱿鱼丝，真是格外的亲切。她把我老远叫过去，点给我看。后来我到冰柜那边，去看看有没有当日的奶品。等我挑了几样，到出口付银的时候，发现母亲被一个保安纠缠上了。那是一个矮胖的女保安，奇怪的保安装束把她勒得像粽子一样。母亲是空手出来的，穿着也免不了乡土气息，女保安便疑心母亲的怀里一定巧妙地塞了不少东西，她让母亲把外衣脱下来。母亲吃惊地看着她，侬讲啥么事？母亲一口流利的上海话，让这个女保安觉得可能弄错了。但她来不及纠正这个错误，母亲已经将外衣脱下来了，母亲说，侬还要让我脱么？女保安有点慌，不晓得如何应付局面，这个时候，回答她的是一个响亮的耳光。而刚才掉队的弟弟，正好跑过来目睹了这一场面。

我知道，在母亲的心里，上海一定是怎样的不堪了。

母亲在上海，很少与外界联系，包括她的几个数得过来的旧好。她有一个小本，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次在沪知青聚会产生的通讯录。看着上面的人名，往事在她的脑子里闪烁。这个小本子，就是她最好的知青朋友马晓燕复印好寄给她的。马晓燕很早就去了加拿大，母亲听说她已经回来了。我觉得很奇怪，她是如何听说的呢。母亲笑道，我做梦伊回来了，伊还要到皋城来看我。这么说着，母亲就要给马晓燕打电话了，片刻不可拖延。可是，这个小本上，已经没有一个是可以打通了。母亲一遍遍地打，一遍遍地听着人家的中英文提示。我不禁有些替她难过。我跟母亲说，固定电话老早过时了，现在谁还用固定电话呢？这让母亲很难过。

当年，母亲和马晓燕分在红旗农场的棉花队里。毒太阳底下一望无际的棉花地，连个躲荫的地方也没有。次日还听说还要把上海户口迁过来，两个人连夜出逃，走了六个多钟头的夜路，进城时天已微明。她们买了船票和一些糕饼，躲在码头边无人值守的渔政船里。上海客轮就泊在附近，但它要等天黑才会开。终于捱到天黑，上海轮船马上要开了，皋城红旗农场的民兵连也赶到了。父亲当年就是民兵连长——我无法想象他当年的风采。这个故事，母亲不知讲了多少回。母亲动不动就会说，我被倷爷捉了嗨！在母亲绘声绘色的描述里，父亲以及他的手下全副武装，甚至是“手榴弹别了腰里厢”。母亲说，“伊拉像德国兵一样”，一只船舱一只船舱搜查过来，最后在底层的通铺舱里找到了她们。当时有人提议把她俩捆起来，父亲晃了下脑袋，他的意思是算了。在母亲的回忆里，父亲还冲她诡异一笑。她们被押回红旗农场后，关在一个棉花仓里。母亲很后怕，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下场。马晓燕说，吓煞也呒没用。她们弄了一些棉花，把自己埋在里面，很快就沉沉睡去。翌日有人来探视，打开仓门，见里面空无一人，大惊失色。那天上午，民兵连把红旗农场掀了底朝天，所有知青都分头去找，在有树林有河浜的地方，大喊着她们的名字。

我平常在办公室过夜。那天夜里，我回到了久违的家中，进门便看到玄关柜上那只从皋城带来的喜罐，虽然我明知它是“另外一只”，还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只喜罐比留在皋城家中的那只品相要好一点，摆在那儿也非常合适。它本来是不放东西的，空的。但是日子长久，手里有什么额外的小东西，总是习惯往这个喜罐里一丢。久而久之，找不到的小物件都会在这个喜罐里找到。我把喜罐里面的东西都倒了出来，里面都是一些来路不明的小钥匙之类。我在里面找到一个从国外带回来的非常精巧的指间陀罗，前妻怀我女儿的时候，我以为是一个小子，以后会用得着。我还找到了一个有过短暂交往史的林姓姑娘遗漏的发卡——我没有把姑娘往家里带的习惯，这是一次例外。此外，还有母亲遗落的一张在上海就诊时的门诊卡。
外婆去世后，母亲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其间做过两次手术。做手术的上海老头，悬着一只干净而苍白的手，就像在空中托着母亲可怜的心脏。老头说他每礼拜要到皋城医院动几只手术，赚个外快钿。说到外快钿，这个白净的老头不好意思地咧了一嘴。老头说，毕竟，侬的医疗关系还在皋城，对伐？这样的顺水推舟，又让母亲万般无奈地回到了皋城。

回来的那天，正好是跨海大桥开通的前夜，我们在开往皋城的客轮上，碰到了一对清明去扫墓的中年夫妻。男方的母亲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下派到皋城的越剧名流。这对夫妇刚从美国回来，口气大得吓人。特别是那个女的，本来就不想随丈夫到这种地方来，一直在报怨她印象中的皋城的落后与封闭。那个女人说，哎呀，脏是脏得来要命。坐在一旁的母亲脸色煞是不好看，她终于听不下去了，她对那个女人说，弗能这样子讲，这几年皋城变化还是蛮大咯，慢慢会好咯……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母亲为皋城辩护，我的内心真是五味杂陈。在我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是看不起皋城，困守皋城是她一生最大的悲哀。每每说起，又总是“倷爷把我捉了嗨”。

母亲的病，有赖弟弟的照料。父亲隔几天会来一趟，每次与母亲照面后，便在病区回廊里作漫长的徘徊。母亲说，伊还是弗来的好。和母亲同病室的，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瘦小女子，辛劳和憔悴都写在脸上，常常望着窗外的亭子出神。母亲叫她小陈。对门有个女病号经常过来搭腔，她跟谁都很热络，提水打饭，她都会帮一手。有一次母亲从她和小陈的对话中听到了“耶稣”，让她心惊肉跳。当对门又要替她提水时，母亲说谢谢侬，我自家会弄咯。对门说，阿姨，我帮你是应该的，我们都是兄弟姐妹，都是神的孩子。母亲后来问小陈，伊是啥咯小人？小陈就笑了。母亲发现，小陈最近爱笑了，她的脸色也好了许多。不久，弟弟便在母亲床头柜的抽屉里，发现一本黑皮面的《圣经》。母亲正式受浸是两年后的事，那是她刚从一次病危中挺过来。母亲泪流满面的站在牧师的面前，牧师说，你要用心灵和诚实祷告。——主耶稣啊！你是天地间独一无二的真神。我过去不认识你，今天被你的爱吸引。主啊，我愿敞开久闭的心门，请你进入我的心中，作我的救主。主啊，我本是一个罪人，求你用你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用你那生命之光引领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我愿意将自己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你接纳我。愿你永远作我的力量，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我所说的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弟弟一直没有和我联系，他好像最近又棋逢对手，整天在微信里晒他的棋谱。

我给父亲打过几个电话，我们也只是谈论天气和饮食，还有他新养了一只猫。他起劲地形容那只猫的可爱与顽皮。我问他最近在哪里钓鱼，这令他警觉，好像我又在谈论不合时宜的问题，伤害到他什么。这不是我的本意。所以我也不知道跟他说什么。我本来想跟他谈谈母亲的善后。如果他觉得喜罐并不碍事，或者等他百年之后再作主张，我也没有问题。我们尊重母亲，当然也听从父亲的安排——做子女的没必要跟父亲过不去。说到底，我和弟弟只是这个家庭的旁观者，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我们对父母并没有太多的亲近感。母亲的离世，在我的内心少有波澜，而弟弟最初的伤悲更像是对变故的不适。

我很想跟父亲谈谈我的心里话。其实，我并不欣赏母亲的别出心裁，这种新式风尚，若在民政部门的安排下，想必是这样一幅荒诞的图景：一群八竿子打不着的陌生人，据说是八到十个，为了这种事情挤到一条船上，一脸的庄严肃穆，然后家属发言、领导讲话、记者现场采访，这时候连哭声都是互相模拟和传染的。对我来说，这是一桩私事，必须以非常私人化的方式去解决。但我不知道，母亲说的月亮底下的那条船在哪里。本来开往上海的夜航船正洽此议——这种开放式的客轮现在几乎绝迹，都是封闭式的小快艇，就算有汽渡，大白天的众目睽睽，也不允你有什么想法。上海夜航船开到吴淞口外面还要停一停，那时正值深夜，正好趁旅客们熟睡之机——但跨海大桥的开通，让这艘客轮永远停泊在过去的场景里了。

我翻遍了我的手机通讯录，跳入眼帘的是一个在皋城渔政部门工作的同学，他手里肯定有船，而且半年前我们刚开过同学会，所以打这个电话也不算太唐突。结果，还是因为长时间的隔阂和平时关系的疏远，使我们的对话似乎一直在嘻嘻哈哈的调侃中进行，好像不这样打哈哈，我们就没法说下去。对方回忆起某女士在同学会的晚宴上喝醉而沉沦的样子。也许这半年多来，他就冲这个乐了。他说了半天，我也只好陪着笑。本来这个同学会，我是一点兴趣没有，盖因一个我以前心里起过小浪花的女生，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来——你来嘛，她说你不来，那多没意思啊。到场后我才得知，整个活动都是她在操作，而且我已经不认识她了，倒不是说她胖，是面目全非的那种。那个同学说，你什么时候过来，我们拉一桌？

几天后，我回到皋城，倒也不是为了“拉一桌”，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从他那里弄条船来的可能。跨海大桥开通以后，从上海到皋城开车仅三个小时。弟弟正好在公司，我们在附近解决了一顿中饭。弟弟吃饭特别的快，囫囵吞枣似的。他吃着吃着，突然停了下来，一个问题阻碍了他。弟弟说，那只喜罐不见了！他这一说，吓我一跳，不过我很快便觉得没什么了。我跟弟弟说，当时把喜罐放在那里本来也不合适，肯定是父亲心里瘆得慌，把它搁到哪个墙旯旮里去了。弟弟平常不太回家，那天他突然想起从前家里的一本棋谱书。父亲不在，照例是钓鱼去了。弟弟说，后来他发现母亲的遗像也不见了，不过他在一个老式的高柜上找到了。父亲在遗像面前摆了一瓶酒。弟弟因此很纳闷，母亲生前很爱喝酒么？我不禁发出一阵极不合适的怪笑声——父亲能放上一瓶酒已经不错了，还是念在几十年的夫妻的情面上。我的前妻以前老说我内心阴暗，我不知道她指的是什么。不过，我的脑海里确实闪过一些无耻的念头，比如父亲把母亲的骨灰在未来的日子里分作若干等份——其实母亲的骨灰的量极少，据说是长年骨质疏松所致——父亲由此做了鱼饵，反正江河溪流最后都归向大海，也正洽母亲的思路。当然父亲也不是这样的人，他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来。我问弟弟，爸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动向？弟弟摇头说，没有，他只是多了一只猫。这只猫父亲已经多次提到了。

一个钟头后，我见到了那只超级大肥猫。这只猫躺在父亲的怀里，连我的到来都没有引起它的警觉。好久没见父亲，父亲有点胖了，气色比以前好很多。他怀里的那只猫，本来为一对中年夫妇所养，结果人家晚来得子，女的怀上以后，就觉得这只猫怎么都不合适了，怕动了胎气。这只猫送到了父亲那里以后，倒也不见外，到处扑腾，父亲欢喜得不行——这些年也没见过父亲喜欢过什么——连他的垂钓爱好，在我看来也更像是躲避。这只猫的到来，一扫家中多日来的晦气，当然也闯了不少祸。这只大肥猫看上了父亲的抽水马桶。马桶本来就是坏的，水箱早就不出水了——不出水也没有关系，父亲什么都能对付。他每次方便完，都是一勺一桶地解决问题，因为这个原因，卫生间的龙头始终在滴水。那只肥猫爱上了那个干涸的水箱，每天在那里打午觉，它就喜欢把自己肥大的身子塞在里面。本来裂成两块的水箱盖被彻底粉碎，这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个水箱突然有一天冒出水来，肥猫差点夹在里面淹死。

我在家里一连住了几天，那只猫也渐渐地与我相熟。这确实是一只好玩的猫。因为这只猫，父亲钓来的河鲫鱼基本上都由它包销了。我照例起来的晚，父亲出门后，那只猫睡到了我的床上。当我抱着它的时候，我满脑子里想的都是那只喜罐。父亲没有提到那只喜罐，他只是说，把母亲的一些东西都收起来了。我说好的。不过我想的是，父亲应该把喜罐和母亲的遗像放在一起才是。不过我也不好说什么。大概，我也用不着费心费力地去寻找月亮底下的那条船了罢。本来是挺好的，弟弟在网上结识一位高手，他在一个遥远的小岛上，是个残疾人。弟弟要去会会他。开往那个小岛的船一周有两班，过夜即可返回。弟弟说，最好你与我同去，那里有皋城最蓝的海，有网上最火爆的民宿，好的房间睡一晚也要八九百块，阳台底下就是大沙滩，大致也配得上你的身份——说到这里，弟弟已经是在阴阳怪气地嘲笑我了。

第二天中午，我们已经在小岛上大啖渔鲜了。海水是真的蓝，窗外就是沙滩，只见远处海天相接处，犹如一块缓缓隆起的蓝色大陆，一次次地向这边推移过来，掀起远古洪荒般的巨响。打开窗户，腥味的海风把窗帘直接卷到了天花板上。这么多天来，我的心房好像一下子打开。弟弟马不停蹄地去会他的棋友去了，我睡了一觉，利用一个下午，走遍了这个岛屿的每个角落。这个岛屿有一个伸向远处的海岬，沿着两边都是峭壁的尤如刀锋上的小路，一直可以走很远。

我和弟弟再次来到这里时，已是子夜时分，弟弟发现我的手里多了一样东西，弟弟说那是什么，他马上有了预感。是的，他看到了那瓶大号的伏特加酒。那是去年我从俄罗斯带给父亲的。本来也没什么，但是除了这瓶酒，父亲为何还要放一杯清茶呢？弟弟当时没有发现这里面的玄机。那天，我与父亲有过一次深刻的长谈，父亲哭得稀里哗拉，抱着我拼命地摇晃。弟弟听到这里，哇地一声，蹲在地上不走了。我说走吧。那夜的月色特别的好，岛上蒙着一层澄净的银光，我和弟弟走在那条向着远处伸延的海岬。我们一直走到尽头，发现那里多了一条小舢舨，在岸边动荡不安。我们坐在小舢舨里，舢舨摇晃得很厉害。我们打开那瓶酒，就像它最初被打开一样，发出噗地一声，从里面跑出来丝丝缕缕烟雾样的东西，那是母亲的灵魂吗？弟弟仍在因为紧张而哭泣，我心里默念着要对母亲说的话，慢慢向海里倾倒……

当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那个喜罐里，那只喜罐非常大，几乎大到整个世界，又极小，小得像一颗微尘。弟弟在那里使劲地舔古巴红糖，我一边在替他放哨，盯着那个天窗似的小口，竟看到母亲的张望进来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