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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凳上的男人得知王丽从郊区一路走到广场后，难以掩饰自己惊异的神色，嘴巴在广场花灯光亮未探达的地方好似一个深不见底的洞；在男人用“你好懂事”来勉强解释这惊人行为的间隙，王丽想起了自己开始懂事的那个中午。
那是一个烈日炎炎的中午，母亲张芳不得不抱着她的小儿子从北京的“酒店”出来，挎着包行李，身后还跟着高不过她腰的王丽；她身上的钱在精打细算了半个月后，终于再也没法在北京撑下去了，再不回内蒙古的村里，连回家的路费也要没了；王丽跟在母亲身后，天真的她还有一些欣喜，却不知母亲的这次退房，意味着她已接受了被男人抛弃的这一事实——孩子永远地失去了父亲；原本带着的两个孩子，是她让孩子父亲回家过日子的筹码，可在北京半个月，这个女人连她男人的影儿都没见着。
小王丽当然不会懂得这次回家背后的沉重意义，她之所以高兴，是因为他们再也不用挤在一个勉强放得下一张床的地下室，一有时间就随母亲到街上去四处打听，再也不用在光鲜靓丽的人群中穿一件捋起袖子的褪色长衣逆向而行，再也不用在高楼林立的巨大都市中打听日渐飘渺的父亲······三年前父亲选择来这里打工，或许是早有准备的谎言，亦或许早就料想到没人能在大城市找到他。张芳对男人三年不归的满腔愤怒，在半个月来的绝望尝试中，消磨殆尽。
时间会让愤怒发酵为怨恨，而且会不着痕迹地进入灵魂。张芳不再唾骂被超生的小儿子吓跑的男人，好似伤口结了血痂便不再疼得引人注意；她像一头沉默的黄牛，转而开始反刍起自己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的事实来。既有的价值观无法解释自己要守活寡这一现实，因为她找不到上天要如此惩罚自己的原因来：身为一个女儿，她早早就做饭下地照顾一家人，还未准备出嫁便因听话懂事让村里的媒人找了个遍；作为一个姐姐，她用自己平常如睡觉的婚事换来了弟弟的不菲彩礼；作为一个妻子，她将自己在家中的义务完成得无可挑剔，却从未对软弱的丈夫要求过物质或感情；最后作为一个母亲，她先后生下一女一子且顿顿为他们做好饭菜；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偏偏是自己，落了一个“男人跑了”的可悲名声，如同一个努力的优等生怎么也不愿相信，自己会考零分。
可是没了男人，生活还是要继续，回家的车票还没买好。
干燥的沙土味，灼人的烈日，望不见尽头的细长天桥，都令小王丽身心俱疲。她想让母亲走慢点，但母亲一路上一言未发，使她有些害怕，她分不清母亲是太累了还是有些生气，只能拼尽全力跟上母亲；在下天桥时，母亲仍然速度不减，抱着小弟弟自顾自地往下走，而小腿刚及一节台阶高的她，为了跟上母亲，只能侧着身体将两条滚圆短小的双腿颤颤巍巍地迈，以至于身体摇摇晃晃，每一步踏在摔倒的边缘。
张芳之所以丝毫没有留意女儿，是因为她的思绪早已在对往昔的追溯中流向一个东西——能够证明她并非差等生的东西。从她的脚刚迈出“酒店”的那一刻，也即她将自己的注意力从找男人这件事上收回的那一刻，她突然留意到了这座大城市，前几天经见的关于这先进都市的细枝末节，也一同涌入脑中，她好似才从村里出来踏足于大都市；白天川流不息的车流，街上行色匆匆的体面人，路边威严端庄的办公楼，夜晚霓虹交错的店面灯，无不让她大开眼界；好几次，她在哀叹金钱匮乏的同时，她也做着这样的感想：在这里，除了找到那个窝囊废，没有什么事是钱办不到的。
这不同寻常的觉悟在她的头脑中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以她过去的价值观和当下的觉悟为材料，以她的绝望为催化剂，生成了她视为希望的东西——她反思自己的过去，却并没有思考被告知的好女儿、好姐姐、好妻子的教义是否基于某种偏见，而是在记忆中搜寻到，村里的妇女与自己母亲闲谈时所透露出的崇拜和鄙视的凭据，也即自己母亲受人尊重的原因：孩子；人们提起她母亲，总是抑制不住羡慕和钦佩的神色，好似在谈论一个功德圆满的信徒；女儿听话懂事，早早便有了合适的婆家，儿子当立之年，不仅盖了村里最好的婚房，还娶了村里最适合过日子的姑娘；别的婆娘也试图用子女来为自己赢得羡慕，可她们要么是女儿不听话，要么是儿子没成家······她们都比不上她母亲。于是当她抱着小儿子下天桥时，在仰望一旁高档小区精致洋气大门的间隙，她突然从绝望背后看到了自己生活死局的解法，一个飘渺但在此刻却足够比肩神谕的启示，一个足以令她在世俗生活翻盘的筹码，就被抱在怀里：
“我的儿子，将来会住在这里，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地方；一个没了汉子的女人要养出全村最出息的后生”。
在近乎谵妄的觉悟中，张芳重生了，因为在她看来，上天吓跑他男人的同时送给了一个只属于她的儿子：张强。此时的王丽，在恍惚母亲的漠视中，在威严高楼的凝视下，在呼啸车流的呵斥中，无助地追赶着母亲；她还将母亲的行李抱过以讨好她，却不知，从母亲在心里决定让小弟弟叫张强的那刻起，没跟着母亲姓的她，已经被当成了带有父亲符号的一个人，因为女孩在望子成龙的梦想之中，除了被牺牲没什么用；日后，在某些时刻，父亲欠妻子的一些债，甚至被母亲默认追到了她身上——这个听话的好女儿身上。
一路上，行李和小王丽相互扶持，张芳则霜气横秋地抱着小儿子；他们终于回到村里时，小王丽双腿几乎支撑不住，而男孩脚底板上纤尘未染。
这三个人，从此便被这不知是目的还是梦想的东西凝聚；当然儿子未来的成功不只需要最好的房子；在张芳的神谕里，顺便为儿子物色一个适合过日子的姑娘，也是成功母亲不可或缺的功德。
伴随着母亲狂热的梦想，张强享受着母亲的全部关注，王丽自然被教育成了一个省心的好女儿，像母亲小时候一样，被视为村子里听话懂事的女孩。不仅如此。村里人不舒服时往往不会同周围人讲，不仅仅因为叫嚷自己不舒服可能会招来家人的厌恶，也不仅仅出于一种掩耳盗铃式的侥幸，好似不去想自己有事就不会有事，更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身体同地里的庄稼一样，蔫的时候没法避免，但终究会健壮地长出一茬又一茬。王丽将不适时的沉默视为一种美德，让那些小时候也被教育要懂事的大人们心生敬意，此外她的种种听话省钱品质，都既让村里人称赞又让母亲满足；久而久之，在此般经年累月的教育下，王丽几乎围绕着母亲和弟弟生活，甚至在她高考百日誓词的那天，当周围的同学们声嘶力竭地呼喊自己理想的大学时，她也在沉默中盘算着，考上一本才能为家里省下许多钱，才有机会赚更多的钱。
她听话，省钱，成长为村子里公认的最适合过日子的姑娘。
大学离开家期间，她虽脱离了弟弟、母亲和村子，获得了自由思想的机会，奈何母亲的信仰早已根植于她的头脑，再肥沃的土壤也只会培养播好的种子，她恪守儿时的教导成为一个格格不入的人；当同学们出去玩时，她像守护教条一般守护自己本就不富裕的生活费；每次晚饭，和信徒们饭前进行祷告仪式一样，她通常会虔诚地从五块钱里面抽出两块钱放回口袋；即使是第一份实习工资，她也第一时间交给了母亲，羡慕了舍友四年的化妆品，只在一句“钱要攒着给弟弟”的教义中，消散无影······。
她对自己信仰的虔诚，在她从不擦油的脸上便可见一斑。倘若有如此信徒，纵使上帝也没法毫不在意。可是张芳的眼里只有她儿子，只有那个能够用以解释自己苦涩童年、不幸婚姻的狂热目标，以至于她从未留意到，自己的父母早已在发现弟弟“半点指望不上”的现实后，含着悔恨长眠不醒；当年他们一家人用自己寡淡婚配为弟弟赚来的彩礼，既没从真正男人的手中来，也没到真正男人的手中去。只可惜，纵使养出来的儿子和张芳男人一样没有卵蛋，父母也从未向她承认过自己的失败，这也就使得张芳和王丽错失了质疑她们信念的最后机会，这对母女不可避免地要陷入各自母亲命运的轮回。
王丽上一本大学省下不少钱，还一上完大学就早早去工作，但张芳的理想对他们一家人来讲还是太过遥远；从那个信念诞生直至王丽正式工作，她们只是有能力从村里搬到了北京的郊区，离当年张芳为儿子允诺的高档地界差了整整六万一平，王丽的工资就算不吃不喝也才三千一月。可王丽并没有因此而怀疑过母亲执念的合理性，母亲因衰老而显示的衰弱、弟弟因娇生惯养而暴露的软弱迹象，不仅没有使王丽灰心，她反而从晚饭前的省钱仪式、发薪时的自我克制、日常生活的点滴忍耐中收获着内心的安适和平静，如同用苦难赎罪的教徒一样默默承受着一切。在她严丝合缝的生活中，那不切实际的虚妄反而成为了最有盼头的东西。
其实王丽并非完全走在母亲道路的延续里，她也尝试着从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光亮。
当元宵节的花灯展在前一天预告后，她心里便止不住地开始想象起来，到时候，几十公里外的广场上将有一座花灯镇，那里一定会有兔子模样的彩灯，也一定有金光闪闪的元宝，还会有笑眯眯的财神爷······元宵节那天一早，她沿着想好的路线出发，正在她纠结要不要花两元钱坐公交时，那趟公交正好在她面前的公交站停下了；也许是出于这二十多年来的省钱本能，看见公交停下时她不仅没有快步赶上去，反而慢了下来，仿佛口袋里的两元钱突然变得沉重不堪，待到那不识趣的公交终于合上车门扬长而去，她才又轻松正常地走起来，心里还故作无奈地暗喜：
“哎呀，没赶上公交，看来只能走过去啦！”
晚上天黑后，王丽终于走到了市里广场的入口处，入口旁的长凳早已坐了许多人，不少是周边的居民，他们早就看够了花灯展，觉得索然无味而开始观望起行人来，王丽却才拖着疲惫的双腿，兴致勃勃地穿过挂满红彤彤灯笼的大门；由于疲惫的双腿实在不听使唤，纵使前面铺满小白灯的棚形走廊拼命闪烁呼唤，她也只能先到一旁的长凳上使劲捶打自己双腿；旁边坐着的男人听见她的肚子在孜然、烤香肠和香甜奶油味混杂的空气中哀嚎，便带着好奇心同她闲谈起来；王丽一边捶打双腿，一边心不在焉地答他的话，双眼闪闪发光、转都不转地盯着美丽的花灯，没成想，自己“在郊区”、“走着来”、“看花灯”、“没吃饭”的只言片语，让这个散步路过的男人惊诧得合不上下巴。
男人被这个姑娘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他迫切地想知道王丽走三十公里路的原因，就像王丽迫切地想冲进那花灯围起的绚丽小镇；出于礼貌他并没有在王丽起身时继续搭话，而是买了煎饼、奶茶和烤串，静坐在出口处的长凳上等她出来；倘能了解这不可思议事情的原委，花这点钱他毫不在乎。
夜已完全铺好了它的帷幕，天气渐渐冷起来，广场里的人们走得差不多了，摆摊的小贩也陆陆续续离开，男人终于看见了拖着沉重双腿的王丽，见她双眼不再闪闪发光，便明白这个疲惫姑娘从绚丽的灯光中获得了满足，他也就可以放心同她交谈，不用担心妨碍她了。
趁王丽在长凳上歇脚的间隙，他将买好的小吃送给她，然后同她聊起来，他迫切地想知道王丽为了两块钱而走三十多里路是为什么；两个人的谈话进行得十分有趣，他一旦清楚情况便迫不及待地抛出下一个问题，而她只消嚼上几口便迫不及待地吞下下一口煎饼。随着家人和童年的信息从王丽满是食物的嘴里挤出展开，男人愈加理解王丽这不可思议的行为，他的心情也慢慢变得沉重起来；终于，在他突然觉得“省下钱来给弟弟”这个理由不那么难以置信后，他再也问不出什么问题来。
王丽幸福地吃完了男人给他的食物，脸蛋和耳朵冻得通红也毫不在意。见她起身告别，男人劝她打车回去，可是听到王丽十分积极地用“太晚了，没车了”之类的理由解释，他也就明白没法再说什么了，胸口好似压了一块石头一样。在他消化这窒息现实时，王丽已经告别他向黑漆漆的路上走去，离身后的花灯越来越远。他本想追上去给她一些钱打车，可是他突然想到，即使把钱给到手里，她也依然会走回去，让这个姑娘情愿走三十多公里路的从来不是钱；王丽，这个走在毫无光亮路上的年轻姑娘，日后不可避免地，要因为省钱忍耐之类适合过日子的特质，被母亲一样的婆婆物色中，嫁给她弟弟一样脚底板纤尘不染的男人，而后，以孩子为目的、以金钱为借口，轮回在母亲的宗教里。
不知道明年的花灯展她还会不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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