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方来去，诗是苏格拉底下辈子的事情

十方来去，诗是苏格拉底下辈子的事情

他们没种过相思，他们没失过理智，他们没在佛前燃尽过中指，他们不配谈诗。十方来去，诗是他们下辈子的事情。

这是我一直很喜欢的一种对“诗”的评论。我相信柏拉图口中的“迷狂”，相信陆机《文赋》中的“应感际会”，或者说得再玄妙一点，诗就是神赐的能量，是一种非理性的形而上。

尼采是个诗人，他在《悲剧的诞生》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似乎诗人在失去意识和丧失理智之前，是没有能力作诗的”。

新历史主义中将历史划分了四个阶段，分别对应四种修辞：神的阶段（隐喻）、英雄的阶段（换喻）、人的阶段（提喻）、死亡与堕落的阶段（反讽）。显然，苏格拉底的理论将文学直接提到了英雄的阶段，并进一步走向了人，乃至于开始了抒情诗的创作。

当然，我们不能说抒情诗时期就不再有悲剧，但抒情诗时代的悲剧，到底不再是希腊的悲剧，正如尼采所说，“希腊悲剧的艺术作品就毁灭于苏格拉底精神。”“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的对立，变成了酒神精神与苏格拉底精神的对立。”苏格拉底终于毁掉了尼采心中的古典悲剧。

苏格拉底是理性时代开始的象征，他说“知识即美德”，他热衷于解说逻辑，仿佛很谦逊地用一连串问句把人砸懵，终于惹怒了民众，发帖骂他“蛊惑青年”，逼他退圈封号，于是苏格拉底终于从历史上退圈了，一批又一批苏格拉底的信徒终于将理性主义引向了正轨。

尼采不恨苏格拉底，因为他是文化人，他替苏格拉底辩护，“赴死的苏格拉底成了高贵的希腊青年前所未见的新理想，典型的希腊青年柏拉图首先就心醉神迷，五体投地地拜倒在这个形象面前了。”他说苏格拉底的辩证法是有乐观主义的本质的，为人间带来了一种全新的阿波罗颂歌。

但是，尼采瞧不起苏格拉底，因为他是个诗人，苏格拉底的徒孙亚里士多德都讲过，诗比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一个区区的哲学家怎能比得上一个堂堂的诗人？尼采说“苏格拉底唯一能理解的诗歌品种是伊索寓言，而且必定带着一种微笑的将就态度来理解。”苏格拉底凭借他的理性精神有意识地作诗，把诗装进秩序的圈套里，最终只能毁灭诗性，诗果然只能是苏格拉底下辈子的事情。

尼采很狂，因为诗歌这种东西就需要疯狂，哲学的概念是后于事物的普遍性，悲剧的音乐却是先于事物的普遍性，因此音乐的表达固然是对理式的模仿，但理论却是对音乐的模仿。“音乐是世界的真正理念，戏剧只是这一理念的反光，是它的个别化的影像。”如果没有去尝试世界上未有的先验之物，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理论了，这一点生活在经验主义时代的老苏是意识不到的。

索性尼采是二十世纪以来的一代，他既有西方历史悠久的理性传统，有接触到了许多非理性的佛学心学因素。他们开始反省，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理性上了。故而形而上的理性可以明确世界的走向，但这样的世界到底是不完整的，我们需要知觉和感性来填充它，丰满它，于是世界需要非理性，需要醉与梦。

于是尼采说，也许真正的诗要去现代德国寻找，在20世纪的狂欢中，唱起反讽的新悲剧，死去的神话涅槃重生。十方来去，诗是苏格拉底下辈子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