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通过研究古代人类留下的遗物和遗迹，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态势和发展过程。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虽然出现了对古代器物、艺术品收藏、整理、研究的学问，但是以类型学、地层学和年代学为主要研究方法的现代考古学，一直到十九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近百年以来，中国考古学人已经从对西方现代考古学的学习、效仿，转变对涉外、境外考古的探索。从外而来，向外而去，贯穿于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中的国际化特征，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展现出各种不同的表象，但是却并没有湮没与断绝。
一、中国现代考古的起点
一般提及中国考古学的发轫，往往指向中国第一次科学意义的考古学发掘，即1921年由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的河南渑池仰韶遗址的发掘。
1914年应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安特生来华担任农商部矿政顾问，主要负责寻找铁矿和煤矿。安特生在当时是国际知名的地质学家，来华不久就发现了大型铁矿，而且安特生对古生物也有研究，在北洋政府的许可下，安特生同时开展了古生物化石的探寻。1918年秋，安特生在河南省渑池县仰韶村发现一批古生物化石，对此念念不忘的安特生于三年后和中国地质学家袁复礼等人再次来到仰韶村考察，认定这里拥有大规模的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存，并进行了系统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制工具等。这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1923年安特生发表了《中国远古之文化》（英语：《An Early Chinese
Culture》），首次提出“仰韶文化”的概念。在发掘仰韶遗址之前，安特生和奥地利考古学家施丹斯基发现并试掘了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猿人遗址。
1926年，中国考古学家李济、袁复礼去山西南部探寻传说中尧舜禹与夏代的遗迹，最终在夏县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并进行了考古发掘。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不久，批准创建国立中央研究院及其下设机构历史语言研究所。同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派遣考古学家董作宾到河南安阳考察、发掘了殷墟遗址。值此，由安特生带来的考古学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解决了很多历史文献领域悬而未决的问题。
当时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领域正处于被西方科学主义和殖民主义影响的混乱期，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流传下来的古老史书，提出了许多在传统思想和学术范式中不可能找到答案的新问题。科学考古学恰逢其时的引入，成为解释这些问题的有效方法。中国学者王国维在结合了考古学的成果之后，提出了“二重证据法”，用地下出土的考古学材料和历史文献材料互相释证，用外国的典籍史料和中国的典籍史料相互印证，用外来的思想观念和中国的学术材料相互参证，使中国思想文化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变动中，找到了自身的发展方向。
二、涉外考古——中国向西方学习和印证的方式
由于中国现代考古学从西方引入，安特生在中国政府的邀请下进行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卓有成效，这种中国机构邀请外国机构或者学者联合在中国境内进行考古发掘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
纵观中国涉外考古的发展历程，合作的主要对象有三：一方面是和中国考古学的引入途径——北欧国家合作，代表项目是和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合作进行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一方面是和考古学体系和自身相异的美国合作（由于中国文化有较为深厚的历史传统，中国考古学长期以来依附于历史学，其学科框架受历史学影响很深，而美国考古学大多和人类学关系密切），代表项目是中国地质调查所与美国主办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合作开展的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发掘；一方面是和文化背景与中国渊源颇深的日本合作，代表项目是由中日友好人士小岛康誉发起的中日共同尼雅学术调查活动。
斯文·赫定曾多次进入中国腹地，他闻名于世的主要成就是发现了楼兰古城，但是本文提到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和他之前几次探险考察的性质大有不同：考察团由中瑞学者联合领导，中方团长为北京大学教务长哲学家徐炳昶、瑞方团长是斯文·赫定；考察队有中国学者参与其中，中方队员包括地质学家袁复礼、考古学家黄文弼、地质学家丁道衡、地图学家詹蕃勋、4名学生和一名照相员；发现的文物和标本属于中国，如因研究需要出国，研究结束后要归还中国；学术成果的发表也要优先考虑中国学术刊物等等，这几点同样也是也是确定外国学者在中国活动合法性的标志。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另一个特征是学科的综合性，涉及地质学、地磁学、气象学、天文学、人类学、考古学和民俗学。考察团的成果是丰硕的，发现或考察了白云鄂博铁矿、三叠纪爬行动物化石、居延汉简、交河遗址、青海植物区系和植被，采集了植物标本4000余种，连同标本和文物共四五百箱，对西北地区的自然地理进行了比较科学完整的考察，最后形成了煌煌巨著《斯文·赫定博士率领的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诸省科学考察报告》，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出版至八十年代，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铁矿，后来成为包头钢铁基地的最重要原料产地，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稀土矿藏地。
其实安特生早在1921年和1923年就考察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但是直到1926年在中国地质调查所、北京自然历史学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等学术团体为瑞典皇太子伉俪访华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安特生才公布了自己的发现——两颗北京猿人牙齿化石。之后，安特生的好友，北京协和医学院解剖学教授、加拿大籍人类学家步达生组织了中国地质调查所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对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展开联合发掘，这次发掘的合作方之一——北京协和医学院是美国基督教会创办，背后金主则是洛克菲勒财团；而中国地质调查所则是中国最早建立的地质科学研究机构，所以这次合作实际上也是中美两国的联合发掘，双方约定发掘成果要永久保存在中国。先后主持发掘的，是中国学者杨钟健和裴文中。1929年12月2日，裴文中亲自在山洞中发掘，洞中很黑暗，需要一手举蜡烛一手用铲子小心翼翼的发掘。突然间，一个工人从土中清理出一个圆形异物的顶端，裴文中得知之后立刻和技工一起清理，清理到一大半露出土面时，裴文中仔细端详了一下，瞬间大叫一声：“这是什么？人头！”北京猿人的头盖骨，自此现世。1936年11月，当时还是名年轻人的考古学家贾兰坡又发现了4具北京人的头盖骨，震惊了世界学术界。不过遗憾的是，1941年太平洋战爆发之后，日军占领了北京人头盖骨的保存地——北京协和医学院。在日军占领前几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连同其他发现一起由火车发往秦皇岛，准备由客轮“哈里逊总统号”运往美国避难，不料“哈里逊总统号”未能靠港就在长江口外被日本军舰追击而触礁沉没，运抵秦皇岛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也就此失踪。
接下来的日子里，虽然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从政治、思想、学术领域一直在引入并模仿苏联模式，很值得玩味的是，中国涉外考古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却异乎寻常的微小，虽然相互之间的学术交流并不罕见，但是截止到八十年代，两国并未开展任何形式的考古学合作研究，直到近年来中俄两国才在中亚与西伯利亚区域针对青铜时代、铁器时代的早期考古学文化开展了一些联合考古项目。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和朝鲜曾经组建过联合考古队在吉林、辽宁等地进行了一些考古发掘，但是正如同前文提及的中俄联合考古一样，双方合作的基础很可能是共同的文化地缘而非意识形态。
由于政治原因，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也没有西方国家进行联合考古，试图打破这一坚冰的是在中国和国际都拥有崇高声望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他从1982年开始致力于推动中美两国在考古领域的合作，10年后，中国终于恢复了和外国学术机构在考古领域的合作，国家文物局批准了一系列涉外考古合作项目，其中较重要的一个，就是新疆文化厅和日本佛教大学合作进行的中日尼雅遗址的考古调查发掘项目，这一项目促使两国考古机构的长期合作。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自治区和田地区民丰县以北约100公里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尼雅河下游的纵深地带，其间散落房屋居址、佛塔、寺院、城址、冶铸遗址、陶窑、墓葬、果园、水渠、堤坝等各种遗迹约百余处，是新疆古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且保存状况良好又极具学术研究价值的大型遗址之一。尼雅遗址最初于1901年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发现，并先后进行了四次盗掘，此外，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也考察过尼雅遗址，中日两国对尼雅的联合考古发掘集中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尼雅遗址在中国的汉代到晋代，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交通要道，推测可能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精绝国”，但是在晋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衰落了，遗址周围没有发现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的痕迹，遗址内部大量公文简牍刚刚整理好，储藏室中堆积着大量的粮食，似乎尼雅人一夜之间就全部匆忙撤离，所以又有“东方庞贝”之称。
中日两国联合考古在尼雅遗迹遗物的时代判断、遗址城市的布局和社会形态、早期佛教建筑的样貌、出土文书和古代生态环境等领域都有一定的成果，对沙漠地区的环境考古学方法研究进行了探索，最受关注的发现，要数1995年联合考古队的日方队员在一座高规格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件织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纹样的织锦。据专家考证，这件织锦为射箭时的护臂（“射褠”），年代在东汉中后期（公元1世纪末—2世纪末），织锦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工艺，色彩斑斓十分优美，还织有吉祥语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反映了中国汉代时期就已经关注到了五大行星（指水星、火星、木星、金星、土星）汇聚在一起的天文现象。同一墓葬里，出土了一件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图案风格完全相同的织锦制品，上面织有“讨南羌”文字，因此织锦文字因此可读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与《汉书·赵充国传》所记汉宣帝派兵讨南羌时“五星聚会”的记载关系密切。这幅织锦和当时其他发现一起，被评为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三、赴外考古——对世界文化的探索
相对于涉外考古，中国赴外出境考古的发生则要晚得多。中国考古机构第一次在国外独立完成的田野发掘，是200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在越南共同发掘越南永福省永祥县的义立遗址，距今约3000-3500年。遗址分布范围约10万平方米，但大部分被现代建筑破坏，残存面积约3000平方米。遗址内发现了一座墓葬，墓里遗骨头向东，仰面朝天，还发现了大量可能是祭祀使用的上圆下方形灰坑，以及一件与三星堆文化风格相似的玉牙璋。
此后，随着中国考古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变化，走出国门和境外机构合作进行考古活动日益频繁。目前中国已经和10多个国家开展了国际合作考古项目，包括调查研究、合作发掘等形式，均取得了丰硕成果：1995年起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合作进行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研究合作项目”，共计调查各类遗址150多处，时代涵盖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匈奴、突厥、回鹘、契丹、元代、清代等多个时期，发掘匈奴墓葬、柔然墓葬、回鹘壁画墓、契丹墓、蒙元时期墓葬和清代兵营等遗址，解决了不同历史时期蒙古高原游牧民族文化等系列学术问题。2011年至2014年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组织人员成立了茶胶寺考古工作队，与柬方合作实施了“中国政府援助柬埔寨吴哥古迹保护二期茶胶寺保护修复工程项目”中，丰富了深入认识茶胶寺的新资料，推动了对茶胶寺建筑历史、寺院结构布局和建筑群遗址丰富内涵的深入研究，深化了对茶胶寺在整个吴哥古迹中的重要地位的认识，也为该寺庙遗址的整体修复设计提供了诸多较为翔实的考古依据。201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肯尼亚国立博物馆沿海考古部合作进行拉穆群岛考古，出土各类文物达20多万件，特别是出土了大量的10～18世纪中国瓷片分别产自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年代，还出土景德镇永乐官窑青花瓷、明初龙泉官窑青瓷以及“永乐通宝”铜钱一枚，这些遗物为郑和航海路线研究提供了关键证据。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并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发掘出土了精美雕刻，包括与中国龙首酷似的羽蛇神头像、玉米神头像，象征太阳的十字花图案，抽象的蜈蚣头部图案，还有鸟爪，水滴、海贝图案等对科潘王国的兴衰史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为了能使这些境外考古更加具有统筹性、规划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了外国考古研究中心成立，将促进外国考古科研项目的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建立国内外学者交流和研讨的平台，推动世界古代文明的研究和宣传，包括制定国外考古工作规划，组织实施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文物修复和保护，制定国外考古项目的多学科综合研究计划，推动国家间的学术合作与交流等。在日前结束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还提出了“设立赴外考古专项经费加大对考古‘走出去’支持力度”的建议，希望在国家文物局的管理下，由国家级考古研究机构领衔成立赴外考古学术咨询委员会，设立赴外考古专项经费，加大对这些涉外考古项目在中国国内和实施发掘所在国的宣传，以促进我国与该国的友好关系，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四、余思
回首近百年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虽然受世界格局变化的影响，中国考古和世界的交流时有断绝，而中国考古学也时常被诟病为“封闭的”“国族主义的”“理论体系落后的”，但是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传统，却从诞生开始就一直绵延至今。在这短暂的回顾中，因为题目所限并未涉及前考古学时期，外国探险家到中国来，未经中国政府批准，用欺骗和偷盗的方式窃取中国文物和物产的行为。我们可以将这些行为归为殖民主义的影响。至今，已经有一些声音职责中国的出境考古是“新殖民主义”。从对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最早的中外合作考古都是经过中国政府批准的、外国学者或者机构和中国学术机构合作进行的，这些可以将国际合作考古和殖民主义探险向区别开来，如今中国进行的赴外考古，也符合了最早的中外合作考古这一原则。而从中国赴外考古的对象来看，绝大部分是和周边国家合作的考古。众所周知，历史上考古学文化和现代国际疆域并不重合，部分考古学文化是跨疆域的，探究其全貌必须进行国际考古合作；而要探究区域文化的交流和关联，国际考古合作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之一。
但是在此，我却并不回避考古乃至于文化关系的权力象征意味。美国在二战之后世界霸主地位的巩固，不仅仅依靠对欧洲的战争债务、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也依赖于大都会博物馆这一世界性博物馆的发展和影响。中国作为新兴的区域性大国，必然也会谋求在区域文化交流的主动地位，特别是国际合作考古项目的实施，可以视为国际秩序中的一个“符号资本”。目前的中国，正乐于用这些文化领域的符号资本来为自身对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整合提供合法性。
纵观中国文化的发展局势，对内来说，国族主义正在兴起，其极端倾向的大民族主义方兴未艾；对外来说，中国政治、经济已经走出国门影响世界，而中国文化尚未能参与国际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假定第一代领导集体面临的是独立问题、第二代领导集体面临的是发展问题，则当今的领导集体则面临的是国际性问题，文化也概莫能外。从这个角度看，中国考古重拾国际化，不过是中国文化乃至于中国走向国际化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考古、甚至于文物保护的对内的意义却仍然没有很清晰。面对茶胶寺和大同旧城，诸多国际考古项目和毁于施工的古代遗址和毁于盗墓的古代墓葬，国际、国内考古在意义上的脱节可能会是这一国际性战略的最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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