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不想在1894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被小小的日本击败，洋务运动以来种种美好的幻想，都被这场空前的民族屈辱给击碎了。
于是，国人醒悟了，放下了自大的心态，寻求变法。
1895年5月，康有为动员了各省在北京1000多人的举子，联名上书给光绪皇帝，这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就是要求拒绝与日本媾和，反对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当时的光绪皇帝也不愿意成为亡国之君，所以，就和维新一拍即合，希望通过变法图强。但是，怎么变法才能救国，光绪其实心中也是没有清晰的思路。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当时就创办了《万国公报》，后来改名为《中外纪闻》，传播当时英、德、日等国的君主立宪思想。
1895年秋，康有为又在北京成立了强学会。
当德国在1897年出兵强占了胶州湾和青岛港后，随之，列强竞相跟进，在这中国逐渐形成被外敌瓜分的趋势的时候，康有为再次向光绪上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仿照日本实行开明专制，制定宪法，召开国会等。
这些开明专制之说，是很迎合光绪的想法，光绪由此决定变法。
在1898年6月11日，在征得慈禧的同意以后，光绪发布了《明定国是》诏书，宣布实行变法。
变法一直持续到9月21日，前后只维持了103天，在这短短的103天里，光绪先后下达变法上谕180余道，涉及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300多个方面，动作之大，可谓是空前绝后。
变法缺乏计划和急于求成，加上光绪毫无政治经验，更主要的是光绪其实是无权的，而且除了皇帝以外，找不到可以依靠的社会力量，这无疑是为变法埋下了败笔。
而且当时的维新变法不仅得罪了整个上层阶级，甚至连一些传统的知识分子对变法也心怀不满，因为废除科举这样的政策，就堵住了传统知识分子的升官之路。
当时很多变法的上谕都变成了一纸空文，各地的官员都持观望的态度。而光绪和慈禧太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
恰好这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访华，他的到来，让维新派群情振奋，他们指望由这位日本维新的元老来化解当时新法无法推动的局面。
当慈禧太后在9月18日晚上，听到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奕劻的密奏之后，再也坐不住了。
其原文是：“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天下，不啻拱手让人。”
慈禧马上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软禁了光绪。
中国的儒学三纲五常的伦理观念，在中国沉淀了两千年多年厚厚的尘土，靠康有为、梁启超这一般书生和一个无权的皇帝，显得幼稚无力，而且拿着还是一知半解的新学、西学知识，又怎么能扫得掉呢？
康有为等人的“大变、全变、骤变”，“尽除旧制，尽除旧俗，不留毫厘”，做起来是有很大阻力的，这也为变法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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