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晓，大唐王朝兴盛的根本制度是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均田制，以及建立在此之上的财税制度租庸调制和军事制度府兵制。《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载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均田令》规定:＂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所授之田,十分之二为世业,八为口分。＂
然而，宋人《太平广记》卷100《屈突仲任传》中，记录了大唐开元二十三年春，河南一个名叫屈突氏的地主＂父卒时，家僮数十人，资数百万，庄第甚众。＂与《旧唐书》卷165《王叟》中记载的天宝年间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一个姓王的老地主王叟＂庄宅尤广，客二百余户＂，正好都映证了一个事实，大唐至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很严重了。
事实上，唐初高祖、太宗、高宗三朝以及武瞾临朝时，都采用国家强制授田制均田，规定男子年满18岁授田100亩。其中80亩是口粮田，人死后要归还官府；20亩是永业田，不用归还，可以继承，可以买卖。王侯到各级官吏，朝廷分别给予100顷到60亩不等的永业田，免除课役，子孙世袭。有如此强劲的农耕基本经济制度支撑，尽管唐初三朝和武瞾主政时，朝堂之上权力斗争不断，甚至发生血腥的兄弟相残惨剧，但是大唐国力一路增长，走向兴盛，直到唐玄宗李隆基的开元盛世(公元713年——741年)的到来，此时唐朝(公元618年——907年)开国近100年。大唐的良家子特别是精壮帅哥们最向往最快意的人生理想是：
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
家里有田，仓中有粮，腹中有谋，身怀技艺，心中当有报国理想。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于是有了《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生动表现了大量的＂元二＂们纷纷奔赴万里之外的安西都护府治下的＂安西四镇＂服役，报效国家，开疆拓土。社会中普遍性的快意高昂的精神追求和社会理想从来都离不开强大经济基础的支撑。公元701年，大诗人李白在安西重镇碎叶城（今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共和国托克马克市）出生，大唐盛世产出了汪洋烂漫的诗仙，中华民族强盛的巅峰时刻到了。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似银河落九天！
据考证，大唐的政治中心——大明宫——占地5000多亩，是明清两朝遗留至今的皇宫紫禁城的4.5倍。如果再加上大唐兴建的另外两座大内宫殿群——太极宫和兴庆宫。大唐宫城面积达现今紫禁城的6倍多。
大唐气势如虹，光彩照人，万国来朝。
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
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满建章。
剑佩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
共沐恩波凤池里，朝朝染翰侍君王。
——贾至《早朝大明宫》
绛帻鸡人报晓筹，尚衣方进翠云裘。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日色才临仙掌动，香烟欲傍衮龙浮。
朝罢须裁五色诏，佩声归到凤池头。
——王维《和贾至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
但是，大唐普通老百姓殷实静美的生活正在渐渐发生质的改变。就是前述《太平广记》和《旧唐书》描写的景况——大规模土地兼并在日常生活中成为平常，上至高官显贵下至普通地主，都在逐渐蚕食、破坏国家赖以生存和兴盛的基本经济制度——均田制。
至天宝（公元742年——756年）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自耕农大量破产，政府支配的土地日益减少，均田制无法推行，国家人口日渐增多，但赋税人口却日益减少，自耕农支撑的府兵制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减少。大唐绝大多数子民们赖以生活的均田自耕制逐渐演变成为官僚和大地主大量兼并私有的庄园制。大唐长城内外、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遍布前述的庄宅尤广，庄客数十成百上千户的地主私有大庄园，与此相适应的国家上层建筑就演化出了节度使制——实质上是地方政府军政财政包干制。节度使制刚开始时是在边疆地区实行，后来逐步在全国实行。根本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按照正常的租庸调制根本收不上多少财税，维持不了社会正常运转。中央只好采取大包干的方法把地方军政事务承包给地方政府一把手——节度使。相应的，大唐帝国中央政府逐步由君相制衡共治的律令政治体制向更加高度集中的绝对皇权专制体制过渡。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唐玄宗李隆基在翰林院南另置学士院，二院共同组成皇帝的私人顾问机构，掌握草诏权，是唐代中后期最核心的政治机构。大明宫政治决策机构由外朝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向内廷两院（翰林院、学士院）迁移的变化，表明社会经济基础的涣散导致国家治理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只有更加强有力的权力才能维持更加涣散的社会正常运转，如此恶性循环，表现在朝堂之上的就是更加不堪的权斗谋斗宫斗。大唐国运到此发生了逆转，＂安史之乱＂发生成为必然，没有安姓、史姓节度使作乱，也会有其他姓氏的地方政府一把手作乱。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中华民族迎来了五千年大兴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
盛唐兴在李隆基，废也在李隆基。一代圣主李隆基肯定也不想大唐砸在自己手里，但他阻止不了均田制经济基础的全面崩溃。大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河北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联合史思明在范阳(今北京)以诛杀国相杨国忠为名发动叛乱，史称"安史之乱"。
至于《旧唐书》和《新唐书》正史记载的朝堂之上君权相权将权的争斗、朝臣们廉洁和贪墨的相争、各派势力阳谋和阴谋的谋斗、忠贞和奸邪的纷争，还有李隆基和杨玉环的爱情纠纷，都只是国家授田的均田制社会经济大制度朽烂之下的小人事之争，权斗谋斗宫斗的结果不管怎样都无关大局了。
有人疑问，为什么盛唐河北幽燕三镇的数十万唐军将士，不去学习前述出使安西的＂元二＂做大唐光宗耀祖的光荣军人，过夫荣妻贵的静美生活，而宁愿跟随安史叛乱，刀头舔血，去砸烂一个被中国人至今自豪留恋了1400年的大唐盛世呢？
问得好，问得妙。
答案，就在上文之中。
大唐的光荣军人——府兵制赖以生长的均田制自耕农业经济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心甘情愿远赴万里之外的大唐安西都护府服役保家卫国的＂元二＂们也就不可能再有了。
＂安史乱军＂里大量＂河北三镇＂破产的失去土地的自耕农民成了经济和人身上完全依附于节度使的＂牙兵＂。这些本职上应是保家卫国的军人，原来家中有田有地、子孙满堂的静美生活早就一去不复返，已然一无所有，为何不拿起刀枪跟从节度使奋起一搏呢？也许还可以拿回属于自己的那100亩田呢！
＂安史之乱＂之后，大唐一直在以地主庄园制为经济基础的藩镇割据中苟延，朝堂之上宦官专权、朝臣党争，财政上不得已搞了个＂两税法＂改革，军事上用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但是终究挽救不了衰败的大趋势。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以及安东都护府和安北都护府（府治今蒙古国杭爱省，辖境约今蒙古国及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周边地区）先后溃败放弃，至唐末国家有效统治区域萎缩到黄河、江淮以及珠江三大流域。其后的五代乱世和两宋就只能继承在这个狭小的国土区域内上演了。一个国家只有极少数得利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极少数人主导社会的国家上层建筑，无论如何再也强盛不起来，能在历史舞台上表现出来的也就只剩下皇帝宦官、王侯将相、骄兵悍将们的拙劣表演，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基本就是度日如年、生不如死了。
晚唐诗人杜荀鹤如实记录了《再经胡城县 》：
去岁曾经此县城， 县民无口不冤声。
今来县宰加朱绂， 便是生灵血染成。
杜荀鹤还写实般写下了《旅泊遇郡中叛乱示同志》：
握手相看谁敢言，军家刀剑在腰边。
遍搜宝货无藏处，乱杀平人不怕天。
古寺拆为修寨木，荒坟开作甃城砖。
郡侯逐出浑闲事，正是銮舆幸蜀年。
此诗最后一句指的是唐僖宗广明元年(公元880年)，盐商出身的黄巢率起义军攻入长安，唐僖宗复玄宗旧事逃入四川，乱军交战三年，使得长安城＂宫、庙、寺、署，焚荡殆尽＂。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宫殿群——大明宫也被付之一炬。大唐帝国奄奄一息。
公元906年，这位才华不让李杜、悲天悯民的进士诗人在悲愤中离世，一年之后大唐亡，更加黑暗的＂五代十国＂乱世开启。
五代乱世实质上是唐朝藩镇割据的延续，只是少了一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李唐＂皇帝。
五代近一甲子过后，公元960年大宋建立，大唐时期的幽燕东北地区、漠南漠北地区、西域中亚地区等＂三北地区＂都弃之外族，黄河成了国家军事防御线。此后300年的两宋继承地主庄园制社会经济的事实，不抑土地兼并，只在上层建筑上崇文偃武，＂杯酒释兵权＂取消节度使制，军事和财政上强干弱枝，进一步加剧中央集权的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大宋军队全面改为募兵制，主要兵员成分由中唐之前的殷实自耕农民全面转变为佃农、无业游民和充军刑徒，军队战斗力羸弱不堪，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对外战争十战难有一胜，被西夏、辽、金、蒙古先后围殴，直至败亡于崖山。中华民族再也没有恢复过开拓万里、积极进取的国势和高昂的民族自信心。
直至公元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迎来了最新一轮世界级复兴的大潮。然而，这一轮复兴的背景换成了全新的工业文明背景，与1400年前的农业文明社会相比，复兴的历程注定更加充满艰难险阻。因为在这一轮复兴大潮中，我们是文明的追赶者，不是文明的引领者。
愿天佑中华！
盛唐疆域图一
盛唐疆域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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