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非攻 下

“入守”和“出诛”是先秦墨家实践“非攻”的关键步骤，也是墨子“以战止战”思想的集大成之处。在和平主义者普遍忽略武器的作用，且战争威胁逐步复杂化的当下，一种有别于愈发颓废的“和平主义”，贯通战争与和平的新的替代，就显得越发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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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墨家的政治理想

自古以来，“以大国功小国”的“大国（兼并）之说”，就是威胁世界和平的“天下之巨害”[1]，而抱着“成王败寇”的侥幸心理，挑衅旗鼓相当的对手，甚至“以小欺大”、“以弱试强”，最终招致亡国，牵连亲族的诸侯更是数不胜数，正可谓是“国虽大，好战必亡”[2]。大国尚且如此，小国又怎能胜任攻伐不断的修罗之道呢？

然而，兵法又在后面说道：“天下虽安，亡战必危”[3]不论是“遗忘战争”的林中空地，还是“灭亡战争”的空中楼阁，都是轻则国破家亡，重则危及天下的不可玩味之物，有如“天下之巨害”。能够领悟这般道理，太公不愧为“三代圣王”之能臣。

“武器”与“道义”的平衡、战争与和平的辩证，不仅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命题，而且是古之道术既有的传统。墨子提出的“非攻”，正是对于这样一种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纵观《墨子》全文，其中不乏对“道义”的“神奇力量”，和“武器”的“关键作用”的融会贯通，全然一派“正统”之景。

墨子“非攻”，绝非对于先秦局势的静态维持，而是对于其庞大社会工程的动态推动。从“义，利也”[4]到“为其上中下之利”的逐次展开，背后是一整套成系统的政治愿景：“利万有余国，而万国有余”。“国家务夺侵凌”[5]，“亏不足而重有余”[6]，则国民、邻国，都将白白损失自己的利益，无一可以幸免。“并国之故”如同瘟疫，一旦有诸侯成为它的“宿主”，他在历史中前行的轨迹就将势如流星，在灼尽自己划过的天空之前绝不会停息。即便他砰然坠地，弥留在星空中的也只有无边的灰烬，而那些不幸被他感染、投放在大地的，也只是玩火自焚、唯余浩劫的簇拥而已。

“今以并国之故，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此譬犹医之药万有余人，而四人愈也，则不可谓良医矣。”[7]为了抵制“庸医”，墨子提出了各种意见，想要在事实和理论层面取缔“大国之说”，在“战”和“辩”的角度挫败“并国之故”，从政治和军事上全方位地辅佐小国，实现“强国”。但“强国”的目的是什么？墨者扶持弱邦，当然不是为了“以彼代之”，亦或“强者更强”，而是为了达到一种“均势”。同为“天民”、“天邑”，自然没有吞并他国，“剥振神之位”，“灭鬼神之主”[8]，亡其社稷，反倒“为其上中下之利”的道理。同样，成为异国国民，也不会比原先高人一等。于是乎子墨子“摩顶放踵利天下”，一面发动民众，“非命”、“非攻”，却不提倡“起义”，鼓吹多余的暴力；一面叫板诸侯，“入守”、“出诛”，却不反对“分封”，倾覆他们的社稷。

“非攻”背后宏伟的政治愿景，正是墨子贯彻“万国有余”、“无大小国”[9]，“义在庸民”和“尚同天下之义”的应然之作：既能强化万国，又能保有万国，自此“无大小国”的“均势”。在这样一番意义上，墨子既推动着温和的革命，又推动着激进的改良。他认同王公贵族们的“周之天理”，视之为文王“得天之志”的“大利”，面对周王室的“分封”，他心悦诚服，却也乐于“杂于庸民”[10]，视之为“尚同于天”的“规矩”，面对推翻“废民之利”的暴强，他毫不犹豫，大有坐观其成之喜。

墨子不是一个激进的理论建构者，但也不是一个温和的社会实践者。深谙“武器”作用的他是知道的，那种没有“军势”的和平是几无可能的，但没有“均势”的和平更是万万不能的。总而言之，作为一个在战乱的先秦敢于尝试却又保持着社会共同底线的人，墨子将“均势”思维植入墨学深处的尝试是极具创建的。或许，恰恰因为他是一个维护封建的人，才使得他的学说在今世散发着别样的魅力。

二、历史上的“世界秩序”

“非攻”，反对“大国之说”，对应着“万国有余”的先秦时期。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当今遍布着经由暴力缔造出的“大一统”的世界，与墨子眼中的“天志”相去甚远。“万国有余”而“无大小国”，才是国际关系应有的状态。那些依靠“大国之说”成长起来的国家从根本上来说是有害正常国际关系的。要以维持他们之间的“和平”作为“非攻”的延续，恐怕不仅有碍非国家组织的自身定位，使其难逃被国家组织蚕食、消化的命运，还会稀里糊涂给殖民主义做了嫁衣。这样一来，怎能不违背“天志”呢？

那么，什么样的局势才堪称“均势”？当今世界，早已不受姬氏“分封”的影响，重立天子的做法已然不切实际。然而类似“分封”，即便本已支离破碎，但也确实保有着的社会共识却是依然存在的。因此，我们不妨看看历史上的“世界秩序”可以为我们带来哪些启示。

事实上，“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11]。那些所谓“世界秩序”的起源地、前现代的“超国家”，在当时无不蜷缩在地球上的几大角落里，只因技术有限就自以为比邻“无人之境”，连一张完整版的世界地图都未曾企及！单凭它们，就想要对人类未来的秩序指手画脚，痴人说梦、天方夜谭罢了。

量变引发质变。“秩序”所容纳的人口是有上限的；“秩序”所依托的文化是有时限的。超过这些限制，“世界秩序”就难免“变质”。来自以往经验上的“借鉴”可谓奇谈，但是在这些相当有限的“世界秩序”中，也仍有三者在世界范围内至今留有痕迹。

“帝国权力所及之处，也就是和平所及之处”[12]，过去如此，现在仍不过时。不过，这却是彻头彻尾的“大国之说”，不足挂齿。另一者则是由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但它依然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秩序’”，而且，它在目前覆盖的“疆域”，和社会主义阵营盛极一时的“三分之一”，并没有太大差距。

需要着重说明的，有着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概念——“主权”。

“当今世界的所谓秩序源于近400年前在德国的威斯特伐利亚召开的一次会议。其他几个大陆和多数人类文明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会议。”但是，这场会议“催生了近代世界的智慧：避免对绝对价值做出评判，转而采取务实的态度接受多元世界，通过寻求多样性和克制渐渐生成秩序。”[13]

残酷的“三十年战争”，迫使打成平手的各个政治单元谋寻减缓冲突的中立规则。在放下了那种基于“独特的道德洞察力”来吞并他国的政治野心后，他们达成了一个雏形，一个由独立的政治单元为基础，以“实力相对平等”的“均势”为核心打造出的“世界秩序”。从此，“互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原则”，正式成为了“世界秩序”之中密不可分的一环。而这些观点，与先秦时期的墨家“无大小国”、“止鲁功郑”背后的说辞近乎神似。

“主权”的存在，即使“民族国家”的概念几近消亡，它也可以凭借“文化国家”的概念，亦或任何一种充分的社会共识来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存在。因此，“主权”仍旧是形式上的和平最根本的立足点。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到，作为“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发源地的欧洲，在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之后，“威斯特伐利亚的传统”已经近乎消亡。他们转而回归到了那种中世纪的思想状态，即以“‘普世价值’作为‘独特的道德洞察力’，使战争作为政治宣传的一部分普遍延伸到其他世界”的状态。虽然我无意谴责他们追随“山巅之城”的动机，也无意在今天反对“人道主义”，不过，作为一位对其政治传统持有高度欣赏态度的观察者，难免对其现状发出一阵深叹。毕竟，“冷战结束开启的不是梦寐以求的民主共识时代，而是又一个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时代。”[14]

三、新形势下的侧重点

“道义”的神奇力量

当世界回归“万国有余”的状态后，一个重新建构起来的“天下”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或是遵守同种程序性道德的松散的邦联，也可能是互不干涉内政、实力相互制衡的“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但不论如何，人们对于和平的敬意都将远超以往，因为可以预见，那种维护和平的力量是何等空前的强大。

想要回归正常的国际关系，确立作为正常国际关系的政治单元就是首要的。首先，这些政治单元必须在附带惩罚条件的和平协定可以约束的范围内；其次，针对违约者的制裁必须坚决，以至于不仅能够“除害”，还能够对其他拥有侵略倾向的政治单元产生强有力的震慑作用，非军事制裁不可；最后，“武器的批判”要求人类整体背负的代价不能过于高昂，以至于使针对违约者的惩罚面临不可接受的窘境。以上所有的条件都指向这些政治单元的同一属性：战略纵深。一个战略纵深深不可测的国家，是注定不受任何形式的和平协定的约束的，而在由一系列这样的国家打造出的“世界秩序”之中，“和平”不过是建立在一纸空文上的幻影，是随时都可以借由“并国之故”即兴舍弃的玩具。人类之所以还没有蒙受这些依靠幼发拉底的古生物残骸苟延残喘的行星吞噬者，违背“和平”产生的严重后果，不过是因为这些蠕虫们还保持着“拒绝‘同类相食’”的最低限度的道德。倘若打破这条底线，真不知道它们和那些深埋在地底的尸海有什么差异。

为了对大国进行军事制裁，要么舍弃复数个最有勇气担当的小国，令其化为焦土，要么牺牲全人类的未来，进入废土时代。此种过于严酷的后果，正是这些陆权怪物在地球上飞扬跋扈的护身符。面对战争，它们可以为所欲为：它们的侵略罪行永远不会受到“武器的批判”。哪怕小国拿起批判的武器，却又是些过于“温文尔雅”的东西。经济上的“大国之说”，甚至比军事上的更为可恶。只要大国之间还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利益分割，深受其害的小国就永无翻身之日。大国的存在本身可谓就是对于国际关系的不良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先秦墨家扶持小国的缘由也就不言而喻了。并非因为小国的“弱”才让他们频频接受墨家的援手，而恰恰因为这些小国的“弱”，因为他们在战略纵深上的缺陷，才使得他们拒绝遭遇“入守”和“出诛”的风险，甘愿将自己禁锢在受到和平协定约束的空间。扶持小国，不是为了让他们变得强大，而是为了让他们“保有自身（的弱小）”，从而为未来约定的和平奠基。

“武器”的关键作用

所谓“非攻”，就是为了抵制“侵略”而展开的“道义”与“武器”的辩证。有了“道义”的准备，剩下的就是“武器”了。什么样的“武器”形成的威慑才最适合维持“万国有余”的“均势”？它们空前的作用又将如何发挥？

这类武器，至少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从结果上改变“侵略战争”的定义，使其成为“无利可图的错误”

2.尽可能减少“非攻”的战术步骤，最好一步直达战略目标

3.其引发的次生灾害不至于达到无法被接受的水平

4.比维护相当数量的常规军事力量更廉价

5.尽可能易于生产、转运和储存

答案是明显的。不论这类武器的具体面目，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它们都能够被归类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比起这个杀气腾腾的字眼，我倒是更喜欢伯纳德·布罗迪对它们的称呼——“绝对武器”。

“绝对武器”，即“在结果上使侵略战争化为绝对不可能的武器”。“它在破坏力方面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武器，甚至会使昨日的庞然巨人一下子变成矮子”[15]，正如它的提出者布罗迪所预言的那样：“最终必将成为遏制侵略的巨大力量”[16]。如果侵略者对于“利”的看法还不足以激进到让他们去追求一种“有着侵略外表的集体自杀体验”，那么侵略就将绝无可能。“当涉及绝对武器时，建立在相对优势基础上的争论便失去了意义。”[17]

为了取缔“并国之故”，只有“道义”上的说辞是不够的，“非攻”需要的，还有通过“武器”的使用，简单明了地将“大国之说”化为不可实现的愚蠢之举。然而无止境的破坏也是莽撞的，尽管彻底的毁灭足以在形式上驯服一系列的暴君，却不能使它的代价危及人类整体的生存。一个仅仅为了两国之争，就要拉上全人类陪葬的威慑体系，在今天看来不仅疯狂，而且毫无新意。至于“廉价”、“易于生产”等条件，则是单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为了吸引国防思维过度保守的国家，主动裁减常规军事力量而做出的优化考虑。毕竟在一个充斥着“绝对武器”，且各国的战略纵深都显得相对均衡，“万国有余”的世界，维护一支数量可观的常规军事力量，对于“和平”的实现来说已是多余。面对拥有“绝对武器”的国防力量，人类将会迎来一个“军队”最小化的世界，千百年来的“弭兵”之争终将趋于寂静。

“武器”一经使用，自然就有最适合支撑它的“道义”，而这种“道义”对于“武器”的要求也是严格的。面对一个试图奴役你的人，你最低限度的反抗就是向他展示你拥有自杀的能力。“最低限度的反抗”，这便是“道义”对于“武器”的约束。各国都不应拥有超过“针对本土进行饱和打击”的储备量。换言之，“预言中的毁灭”至多毁灭掉被侵略国，或者在侵略国境内造成同等规模的打击，但是算上“入守”和“出诛”的部分，想要覆盖侵略国全境已是绰绰有余。这种人类整体的最低储备量，只是为了在保有“威慑”的前提下，尽量避免那种最疯狂的未来。任意一国都没有资格在生死存亡之际拉上全人类陪葬。若有这样的疯子，那就必须将其扼杀在襁褓之中，让权力成为他“绝对的禁忌”。总之，不能放任这样的局面出现。为了避免这点，人类有责任防止他靠近“绝对武器”。

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概念武器”，它的具体面目不是固定的。事实上，它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都未曾出现过。它的存在是断续的，并不一定由“战争的武器”来显现。因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并不保证“绝对武器”的存在。正如“武器”还需要与“道义”结合，才能发挥出它真正的“关键作用”一样，“绝对武器”对于“世界秩序”的要求近乎苛刻：任何一个纵深过深，以至能够承受其打击的政治单元都是不容许存在的。一个两极高度分化的世界当然是符合这个要求的，但这对人类整体的负担来说未免过于严重。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和平”真正的威胁恐怕早已经从“大国之说”完成了转移。基于各种复杂的因素，“绝对武器”的“威慑”将很难用于处理国民内部的关系，况且，“道义”的力量绝不允许。“非攻”之所以被传承，就是因为它“不用于处理国民关系”。这是一种在国家层面上对于道德情感的理性割裂。量变引发质变，作为个体集合的国家，在行为和道德准则上注定是与个体不同的。站在“非攻”的立场上，“内部战争”甚至不应该被视为“战争”。维持“均势”的关键，就是“互不干涉内政”，这个关键的立场，也是需要国际社会在未来进行监督的。

四、余下的几个问题

1.“入守”和“出诛”，孰轻孰重？

“入守”和“出诛”，看似拥有侧重点不同的矛盾，对于它们的优先级判定甚至可能将拥有空前技术力量的“非攻”引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但“入守”和“出诛”，不外乎“伐兵”和“攻城”。即使是“入守”，也有“凡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18]的原则。那么，“凡守城者伤敌于千里之外”自然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它们在战略重心的制定上是高度统一的：哪里有我们的敌人，哪里就有我们的打击。战争本就是对于人权的践踏，这是以战止战必要承受的代价。

2.重新悬挂在人类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否会造成民众过度的恐慌？

如果说是在六、七十年前，那么这个忧虑确实还有它的道理，但时至今日，它已经开始变得多余。动漫、游戏和电影简直就是为“减小社会刺激”量身定制的产业链！它们可以让任何处在网络中的人类释放自己浑然不觉的黎明杀机，耐着性子去体会、品味，甚至去留恋那种末日的气息。伴随着“热战的冷战化”、“冷战的娱乐化”，在现今这个人类早就习惯了消费“毁灭”的时代，一些个“预言中的‘末日’”并不足以让人耳目一新。如果我们认真观察虚构故事的剧情就不难发现：一个没有世界末日的未来反倒稀有得出奇。“武器”一经使用，自然就有最适合支撑它的“道义”。“现象”一经创造，自然就有最懂得欣赏它的“审美”，一个道理。

3.加入“绝对武器”这样的内容，有什么先秦时期的依据？

本着“利万有余国”、“万国有余”、“无大小国”、“去无用之费”等原则，坚持“不用于处理国民关系”的“现代非攻”，已经在极大程度上继承了先秦墨者的遗志，但在技术层面上，“先秦非攻”已经作古，所以“现代非攻”只能从现代军事伦理和军事战略之中寻找借鉴。“绝对武器”，正是左右现代战争最大的变量之一。至于先秦墨家是否掌握有“绝对武器”，我想，这个答案就相当耐人寻味了。

4.关于墨家支持“互不干涉内政”的说法有什么依据？

墨子明确反对以他国内政为由，借“替天行道”的名义发动侵略战争。这在《鲁问》之中有详细记载：

鲁阳文君曰 ：“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 ：“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 ：‘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 ’，则岂不悖哉？”

5.关于“现代非攻”的具体实践，还有什么可供讨论的？

可供讨论的空间是巨大的。即使逐步增加每一章节的字数，最后还是能发现可以填补的空隙。结合“绝对武器”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非攻”，完全就是一片新的天地。如果有更为专业的作者就“非国家组织”与“国家组织”的合作与冲突创作出了某部“现象级”的作品，那更是不足为奇。想要在具体意义上讨论“非攻”，那就必须涉及一个问题：趋势。这就可以说非常魔幻了。

五、结论

“对不同的人来说，战争具有非常不同的含义。一些人视战争为应该被消除的瘟疫；一些人将战争看成是应该避免的错误；另外一些人认为战争是应该受到惩罚的犯罪；对于其他一些人来说，战争是一种时代错误，它不再符合任何目的。另一方面，有些人比较能够接受战争，认为战争可能是有趣的冒险、有用的手段、合法和适当的程序或人们必须准备好的生存条件”[19]；对于墨子及其弟子来说，战争不只是“天下之巨害”，它也可以是维护“其上中下之利”的一个途径——“非攻”，“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20]。

作为国家政论的“非攻”，是在反对侵略战争、支援自卫反击的“入守”和“出诛”中，被所有热爱和平的人们不断实践和丰富的。但政论充其量不过是政论，如果“非攻”不能成就墨家的灵魂，即使是我们今天得以在史书中隐约窥见的那寥寥几笔，也都绝无可能。作为政治理想的“非攻”，与其说是反对侵略战争、支援自卫反击，不如说是在整体上协助小国，以至其能在军事上与大国抗衡。一个“万国有余的均势”，正是墨门两千三百余年来的夙愿。

暴力统一后的世界，与墨子眼中的“天志”相去甚远。“万国有余”而“无大小国”，才是国际关系应有的状态。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只要墨者还对“大国之说”心生厌恶，威斯特伐利亚的“均势”就是唯一的借鉴：

一个由一系列缺乏战略纵深的政治单元，基于“绝对武器”的相互威慑建构起来的“现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不失为掌握着更多技术力量，并不得不提高自我约束能力的人类关于未来秩序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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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非攻下》

[2]《司马法》

[3]同上

[4]《经上》

[5]《鲁问》

[6]《非攻下》

[7]同上

[8]《非攻上》

[9]《法仪》

[10]《亲士》

[11]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中信出版社.2015.序.

[12]同上

[13]同上

[14]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译.中信出版社.2015.P415.

[15]伯纳德·布罗迪.《绝对武器》.于永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P2.

[16]伯纳德·布罗迪.《绝对武器》.于永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P52.

[17]伯纳德·布罗迪.《绝对武器》.于永安译.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P145.

[18]《号令》

[19]大卫·巴拉什，查尔斯·韦伯.《积极和平——和平与冲突研究》.刘成译.南京出版社.2007年.P58.

[20]《大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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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

——《法仪》

六、写在“非攻”之后

新教与天主教三十年的战争，方才塑造了“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诸夏各国又是通过多少年的战争，才最终塑造出墨家的“非攻”呢？“从公元前3600年到上世纪60年代，发生战争共计14531次，36.4亿人死于战火”[21]，这又收获了什么？那些志愿献身战争的人需要盖棺定论，那些不幸被鲜血埋葬的魂需要来世安稳。人类，究竟从漫长的战争史中得到了什么？我们迫切需要这个答案，需要它来解释我们的未来，为此，甚至无心过问那些流光溢彩。

“非攻”至今，《墨子》仅余残篇。那些古老而传奇的事迹未曾再被人过问，即便我们能够想象繁星，这又能还原出什么呢？“楚国又要功宋了”。当然，“春秋时期先后的两次弭兵大会，都是由宋国而发。这种渴望和平反对战争的愿望，对墨子是有深刻影响的”[22]。但如果我们永远只能在“止楚功宋”的故事中寻找这种影响，那么恐怕这种影响，永世都不能为人所触及。

在我们所有人当中，终将产生未来战争的“胜利者”，终将仅存未来历史的“执笔人”，而这，又能对文明的未来带来什么呢？作为一个终将“‘裁决’此世间一切众生”的智慧，不论我们在未来挑起何等疯狂的对抗，在此，我都由衷地希望，人类可以告别对于历史的毁尸灭迹，告别“消灭历史”的历史陋习，为那些仅仅因为“道义”和“武器”的缺陷，而就此陨落的智慧，留下他们期望得到的“赞誉”，即便是被珍藏在历史最阴暗的角落里。

愿未来无尽的大地，丰碑遍地。

2017.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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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秦晓磊.《战争与正义—从西方战争伦理看正义的蜕变》.四川外语学院.2012年.

[22]黄蔼.《墨子“非攻”军事伦理思想研究》.湖南工业大学,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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