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区人大代表，也是一名城市设计师，这两种身份让我有一些机会接触到基层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同时，我也是一名普通的社区居民，我看到的社区，我生活的社区，我在意的人们……他们常常唤起我的情感，令我魂牵梦绕……。我感觉作为一名专业人员必须得做点什么，所以就在这里，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写下来、分享出来，供大家指正。
那些忍受着情感和精神双重贫瘠的人们
在社区，尤其是在城市里占一半以上的老旧社区里，我看到了很多无助的人，笼统概括起来就是大家常说的弱势人群，他们通常都是在街道和居委会挂过号的，会定期走访。他们在身体和物质上的贫瘠有目共睹，随着社会发展，都多多少少会获得政府和热心人士的补贴和捐助，基本的生活保障也还是可以的。
当然，表面上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也是易于解决的。但掩藏在表面之下看不见的情感和精神贫瘠却难以计量，仿佛一个深不见底的海洋。这个群体甚至包括了大量看起来基本“健康”的人群，他们的人数多得让人难以置信。据英美等国的调查显示，约1/5的成年人患有程度不同的心理疾病，而儿童的患病比例为1/10。那有人要问，贫穷国家的心理疾病和富裕国家一样普遍吗？根据已有的证据显示，答案是肯定的。
政府机构，基层部门，社区服务人员，工作人员，甚至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在尽他们的所能开展工作。他们面对的是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邻里纠纷、环境卫生、社会治安、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他们像消防员一样拼命救火，他们是社区中社会问题的第一道防线，也是最后一道防线。
精神力量的弱化乃至瓦解让基层社区超负荷地面对着大量心无所属、惶恐不安的人群，困难补助和节日慰问，以及代表接待日、法律咨询等活动能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但对于社区的困境无疑是杯水车薪。无助的人们就像精神弃儿一样迷茫，他们想要寻找心灵的归属和灵魂的安宁。正像芒福德所言：“社会变得过分追求物质满足……，古典世界的古老灯火便一盏一盏地熄灭了。”
那么，这个世界有没有一个和谐共处的精神家园的样本？
欧洲中世纪的城镇样本
历史的样本琳琅满目，我们选取了在精神文化上最为丰盛的欧洲中世纪城镇。我们发现，每一个中世纪的城镇都会选择一个非常好的地理位置，山水相望，进退有据，可以为各种力量提供很好的格局。那时候，居民对城镇生活的看法相当一致，这种一致性使人在连续看了许许多多中世纪城镇后，感觉好像事实上存在着一种指导城镇规划的自觉理论。
但对城市建设有意识的管理的确是存在的。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到：任何时候都有一些官员，他们负责督促私人盖的建筑物必须有助于城市的景观。芒福德也认为：中世纪的城镇，统一而又多样化，但它也是经过努力、斗争、监督和控制而取得的。
意大利中世纪小镇锡耶纳
中世纪城镇布局的特点是曲曲折折的道路都集中到市中心，就像蜘蛛网。这种布局由吸引和防御两种相反的力量共同构成：公共建筑和广场安排在错综复杂的街道后面，十分安全，而熟悉的人们又能轻而易举地识别这些复杂迷离的街道，到达市中心。
中世纪规划中的决定因素是城墙、城门和城市中心。它们除了具体的功能之外，都有其象征意义。城墙代表着界限，界限和分类分级是中世纪思想的精髓，在社会心理上具有重要意义，代表着团结和安全。与此同时，这种鲜明的界限也产生了一种与世隔绝的孤岛效应。
城门是城市与乡村、城里与城外“两个世界相遇的地点”，后来演变为检查和控制点，并衍生出一堆仓库、客栈和酒店、作坊。同时，城墙顶上做为古老传统的慢行步道，可以俯视四周田野，享受清风。
城镇核心的关键建筑是主教堂，它会对其他建筑物施加很大影响。中世纪城镇最重要的手法，就是隐蔽和出其不意，突然开阔和向上耸立，建筑上有细致和富丽堂皇的雕刻艺术，蕴含着形形色色的宗教故事。大教堂做为城镇的中心，有大量教徒进进出出，所以需要一个前广场。按照神学上的指示，圣坛应向东。肉菜市场一般设在教堂附近。
成组出现的教堂和广场相当于现在的“社区中心”，是个活动中心：在盛大节日里，它是举行欢宴的场所，宗教剧本也在此上演，节假日，大学者们进行辩论。教堂的人流川流不息，通常出远门前和长途返回后都会去趟教堂——祈福平安和禀报平安。
教堂中的婚礼
这里的牧师是一个重要人物，心灵治疗和精神支持毫无疑问是他的主要职责。除了主持所在教区的日常礼拜、接受忏悔之外，他还要主持为孩子洗礼、婚礼、为垂危者祷告等等仪式性活动。这些活动是城镇居民的信息发布和交流平台，也是他们在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心灵归属和精神寄托。中国传统城镇中的精神世界
中国传统城镇和村落选址往往遵循天人合一的境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在风水上，讲究山环水抱，藏风聚气——山峦要由远及近形成环绕的空间，规划区域内要有流动的水，以达到趋吉避凶、安居乐业的目的。这也在心理上形成了一种自然环境对人的安全、庇护关系。
与社区规模最为接近的传统村镇的空间形态诠释着乡情、宗亲、叶落归根等情感。“天人合一”和“伦理观念”是传统村镇建设的核心思想。“天人合一”讲究人与自然的和谐，“伦理观念”关系到人与人的和谐。
梁漱溟先生曾生动阐释了乡土中国的“通情达理”原则——“理”表现在村镇与自然环境的共生关系上和建筑组合的空间秩序上；“情”是指基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以宗法观念为核心的村镇中人们和谐生存的社会关系。而无宗族关系的村镇居民，一般通过共处地域和共用公共设施来促进深入交流。
传统村镇从选址、空间整体布局到群体组合、单体建筑等，都能体现出一种朴素的生态意识。最重要的建筑会沿着一系列水塘或河流布置，相应地形成各种形态的小广场。主要道路串联这些建筑和广场，曲曲折折的连通重要的水陆码头或集贸市场等目的地。
乡镇的内部布局以伦理关系为宗旨，注重等级制度和长幼尊卑，居中为大。因此，祠堂、宗庙做为宗族权威的载体，大多占据村落的中心位置。建筑的群体组合往往强调一种源于伦理关系的结构秩序。小型寺庙一般结合功能和地形设置，比如妈祖庙设置在码头一带，而北帝庙会设置在地势较高的位置。
江西宏村中心的水池
水塘和大树在乡镇的公共空间中扮演重要角色。水塘除具有蓄水、灌溉的功效之外，通常还栽种莲芡，有静心和悠远的意境，让人感到安心与平和；关于大树，熊培云（《一个村庄里的中国》的作者）的描述最为贴切：没有大树，村庄就失去了灵魂，一棵大树拥有枝繁叶茂的万千气象，它支撑起了村庄的公共空间。
中国传统建筑上的诗风雅韵是传统文化深藏的意蕴，像“耕读传家”“地接芳邻”这样的门楣题字，以及装饰图案或砖雕花饰通过谐音如“蝠”同“福”的方法表达吉祥的寓意，是传统建筑中最常见的精神文化表达。
说到乡镇，就不得不提到乡绅。他们在乡间承担着传承文化、教化民众的责任，同时参与地方教育和地方管理，引领着一方社会的发展。他们是乡村的文化领袖，代表着一方的风气和文化。
广州黄埔村冯公祠
祠堂是乡绅最频繁的活动场所，供奉祖先、瞻仰德能；同时，处理家族大事和“正本清源、认祖归宗”，兼有办理婚、丧、寿、喜等大事；代表宗族权力的族长德高望重，会在祠堂中处理家庭内部事务、树优立榜、赏勤罚懒、化解纠纷、处理矛盾。乡绅也是家塾和门馆的推动者，他们开馆设学，教化族人。社区精神文化的现代意义
甘地说过：“就物质生活而言，我的村庄就是世界；就精神生活而言，世界就是我的村庄。”这里的村庄，对城市人而言，可以对应为Ta所居住的社区。以现代人在世界网络中的位置来讲，社区并不像传统村镇对人有那么大的影响和约束，但它的作用依然是深刻和深远的。因为无论世界多大，你都要从“家”出发。
“家”代表家族、祖先、父辈的生命传承，以及“我”诞生和成长的地方，对它由衷的尊重和感激是一个人背后源源不断的能量系统，不管你走进多么广大的世界，它就是你的原点，你清楚地了解——我来自那里。这时，你灵魂牵系的祖先成为了一种内在宁静力量的源头，时刻祝福和护佑着你。
社区生活中的戏剧化表演是人们呈现心灵的意义、表达力量与支撑的最佳形式。芒福德认为，如果把城市生活中的戏剧场面都去掉，像仪式、辩论、生老病死……等，城市中有意义的活动的半数都会消失，城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半数以上都会减损，甚至化为乌有。
现代心理学也认为，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个镜像神经元——我们时常镜像映照这个世界，顺从它的需求，努力赢得它的爱和嘉许。每当我们映照外部世界的时候，心中就会涌起相应的渴望，想要世界映照回来。如果这种渴望没有得到满足，我们就会产生“镜像神经元接受匮乏”，这种匮乏会变成深深的痛楚。社区的活动和仪式镜映到每位居民，如它能看到每个个体真实的存在，它便将安抚到无数孤寂的心灵。
交流和对话也会使社区的人们相互亲近，增进联结，使人们具备温和的举止。提供各种形式的对话和仪式是社区中心的本质功能之一，社交圈子的扩大也是社区的关键因素之一。所有人都能参与对话，其身份角色需要一一如实地予以认定和看到。
因此，一个良好的拥有精神意义的社区中心，应具备某种戏剧化的建筑和空间，并且需要有人行使心灵治疗和精神支持的重要角色；同时，社区中的功能场所应同时具有精神的意义：图书馆——学习的场所；咖啡厅——会面和工作的场所；学校——教育和沟通的场所；车站——转移和再出发的场所；运动场——独享和发现同伴的场所，等等。这些场所使人发现自我、得到镜映、并获得交流和成长的机会，它们通过某种巧妙方式组织起来，便成为社区居民身体和精神的共同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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