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陀整整30年沒有发表小说了，他的长篇小说《无名指》5万字发表。73岁的他写下了第一部长篇。
“老实说，当时说只做批评家，不写小说了，但心里面也在考虑写小说。我这人比较矛盾，上世纪80年代时，一方面鼓吹向西方现代主义学习，另一方面又不确定那样能走多远。”后来李陀从美国回京住几个月，在北京家中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反而是90年代以后，中国改革带来的复杂环境，使我开始有写小说的愿望。怎样使写作结结实实地和现实发生关系，不是隔靴挠痒，而是直接的关系。”
2004年和陈燕谷主编的《视界》停刊以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的写作，“一个是关于城市化进程，一个是关于当代知识分子，我觉得既重要，自己又熟悉，《无名指》就是基于这两方面的现实题材。”
李陀：中国小说一定要解决写城市的问题。
李陀认为今天富人占有的财富规模是前所未有的，而现在的出版物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垃圾。关于小说中的人物对话，李陀承认是有意安排，便于审视城市的变迁。
“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化，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疯狂的，中国的小说一定要解决写城市的问题。”李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巨大而复杂的变革中，起的作用非常大。他们自己的变化也大，群体的分化也激烈，他们各自对中国现状提供了蓝图，有的作用好，有的却不好。”
李陀最钟爱的两个作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曹雪芹，他希望向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学习，“深刻地刻画人物，放在《无名指》这部小说中主要是写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写法上，他又不得不向20世纪的现代派学习，叙事庞杂、散漫；语言上，“尝试书面语和当代口语结合”。
《今天》上刊发的5万字节选，跟标题《无名指》没任何关联。“人物得慢慢展开，其实‘无名指’是周璎的外公，无名指断掉的，是个军人，还没出场呢。”李陀解释说，“内容跟标题没多大关联性，也或受现代主义小说的影响。”
李陀从书房里拿出《今天》杂志，翻开了这一期“飘风特辑”，除了《无名指》外，还有格非的中篇小说《隐身衣》，北岛的长诗选章《歧路行》等。“在社会和文学都危机重重的情况下，我们希望做一些新的尝试，简单来说就是能不能让文学有尊严。”他说。
李陀的经历颇丰，从专业小说家到文学批评家、编辑，再到美国大学的教师，最后又回归写小说。最初，他只是工厂的热处理工、钳工。
1975年，达斡尔族的李陀开始发表作品，当时他是北京重型机械厂的工人。“最高兴的是领导说你有个小说写得还行，批你假，让你专心写作。”李陀回忆起，当时还有从煤矿调出来的陈建功，好几个人住在文联，“大家凑一块儿，写一会，聊一会，挺开心的”。然后就悄悄地讨论起“文革”。李陀说，“想认真写作，但大伙儿心里挺乱的。”
1978年，李陀的《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1980年左右他才从工厂脱产，成了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同时写电影剧本。
《重担》《香水月季》《七奶奶》《余光》等，李陀写的全是短篇小说，每一篇都是做尝试，有的实验还可以，有的实验根本就失败了。
“白话文的历史比较短，还有，中国老是打仗、革命，不太平，作家不能反复去琢磨。写中长篇的话，我老觉得我们的积累不够，可是学西方小说，那是人家的，怎样移植到中国小说中，有很大困难。对我来说，先写短篇练一练。”在李陀自己看来，多年前写出的《自由落体》还算实验得满意。
1980年《文艺报》有个研讨会，李陀当时资历不高，也不太懂文学界的“规矩”。他听王蒙说，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让他也参加，便去了。在会上，李陀“放了一炮”，他的讲话被整理成《创新的焦点是形式》刊发在《文艺报》上，引发不少争议。
1981年初，作协在北京政协礼堂开新春晚会，贺敬之叫李陀，“你过来。” 贺对李说，“你那个文章，什么文艺创新的焦点是形式，你这是小众化。”
“本来他们对我挺看好的，工人出身，又是少数民族，写得也不错。结果，（我）一上来就离经叛道。后来我就成了一个麻烦制造者。”李陀回忆。当时他将思考的重心都放在写作形式的创新上。“对于‘伤痕文学’并不看好，虽然是批评文革的，也算官方的要求，仍是政治标准第一。”
从1982年开始，李陀打算不写小说了，“别人是越写越有信心，我是越写越没信心，就拉倒吧，我暂时先学习，多看看书。”他开始业余搞文学评论，没想到搞成了“专业”，后调任《北京文学》副主编。
助推先锋派 重写文学史
当时，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贾平凹的《商周系列》等小说陆续发表，“寻根文学”兴起。1985年前后也出现了一批“敢言”的年轻批评家。但文坛瞬息万变，1987年前后，这批新兴的批评家就称，“没有好小说了”，他们甚至举例，“你看阿城两年都不出小说了。”当时评论界的焦点尚在“寻根文学”上。
李陀不这么看，他极力推荐马原、余华、苏童、格非、孙甘露、残雪等人，“很多人当时都不知道这些作家”。
据余华回忆，自己早期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一九八六》等都是交给李陀发表在《北京文学》上。更早发表先锋小说的马原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其《冈底斯的诱惑》也经历曲折。1984年时该手稿最初给李陀看，马原从西藏到了北京，本打算第二天取回手稿，但李陀头一晚看了该小说就很激动，又和韩少功合力向《上海文学》推荐，《冈底斯的诱惑》最终发表于1985年初。
“我挺喜歡编书、编刊物的。”从1986年到1990年，李陀和黄子平等人连续编了《中国小说》，每年一本。80年代末开始，李陀开始总结当代中国的小说，主编了《中国寻根小说选》《中国实验小说选》《中国新写实小说选》，没有“伤痕文学”的位置，而“先锋派”放在“实验小说”中。以上两套书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也成为他在美国大学讲课的教材。
事实上，总结丛书本来是大陆出版社的约稿。但上世纪80年代末，一批重要的文人分散了，诗人多多到了英国；顾城、杨炼滞留新西兰；北岛在欧美多国辗转；而李陀、刘再复、阿城等人去了美国。
李陀原本计划当年8月到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最终提前两个月赴美。北岛说，“咱们在海外，得干点事。”李陀问，“干什么？”北岛说，“把《今天》再办起来。” 1990年夏，北岛、李陀、杨炼、查建英、刘索拉、徐星等人在挪威召开编委会，8月，停刊十年的《今天》正式复刊。
在新世纪之前的10年里，李陀在《今天》上主持了“重写文学史”栏目，“因为当时国内的刊物对很多重要的讨论都发表不了”，《今天》成了“过渡期”的平台，该专栏一直持续到2001年。
2009年，北岛、李陀主编《七十年代》，让徐冰、陈丹青、阿城、王安忆、阎连科、李零等人分别以个人角度去书写上世纪70年代的历史。“以个人经验和经历去写，不必统一，这样就恢复了历史的复杂性和丰富性，这是我和北岛商量有意这么做的。”李陀说，“希望能在官方的历史叙述之外，建立另外一种叙述。”
在美国的这些年，李陀写文学评论不算多，主要在伯克利大学、杜克大学、密歇根大学教授中国当代文学，如今在哥伦比亚大学做研究员。1990年代，香港三联书店让李陀继续编《中国小说》，但他认为，好的小说不多了，也就没有再编。
事实上，除了北岛这样的老友，李陀一直在关注当前中国的“文学新人”，几年前他曾发现阿乙的小说，发表在《今天》上，算是阿乙小说的最初编辑。据阿乙回忆，之后他的小说才陆续发表于《人民文学》等刊物。
在李陀的书桌上，摆着郭敬明的《小时代》、韩寒的《三重门》，“都认真地读了”。记者问起，“你觉得如何？”李陀摇了摇头。对于年轻作家，让他满意的很少，而上世纪80年代成名的老作家，如今大都停滞。
李陀认为，汉语写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面临着“私人化倾向”，“太关心个人，使得写作老跟重大问题不发生关联。”他用爱情小说举例，“我们怎样陷入了爱情困境，为什么年轻人在爱情前老是头破血流，没有人把现代文明对爱情制造的困难写清楚。像《安娜·卡列尼娜》，当安娜走向车轮，你完全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社会逼使安娜自杀，在爱情里绝望的原因是什么，托尔斯泰就写清楚了。可咱们现在写不清楚”，李陀比划着说，“现在面临很多大问题，比如道德问题，为什么这么多人说谎。老实说，我生活的那个年代，说谎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文革后带来一个负面作用，说实话被减弱；走向市场化以后，说谎变成了更普遍、简单的事。这些都是大问题啊。”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