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川网：“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一句，最早见于明末欧阳直公的《蜀警录》。原句本是针对明末农民军领袖，荼毒四川甚剧的张献忠而言，但却为后世统治者奉为治国密宝。
首先，关于这一句中的“蜀”地范围，小川需要在这里普及一下。对于现在很多人而言，一提起这个字，大家都能够想到四川。但是在古代蜀地的范围显然不仅仅是当下四川省所辖范围，还要加上现在的直辖市重庆和属于陕西治下的汉中。
那么“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否有历史根据呢？小川举例说明：
天下未乱蜀先乱：东汉末年，刘焉为避世乱而自请益州牧，后以米贼作乱阻断交通为由中断与中央联系，呈半独立状态，甚至私做舆车千余欲称帝，成为三国时代最早的一批割据势力。西晋末年虽有“八王之乱”在先，但在晋朝疆域内率先割据称帝的却是在蜀地自立的成汉政权。
天下已治蜀后治：光武平定中原而得陇望蜀，最终消灭公孙述政权实现统一，同样，明太祖在南方歼灭陈友谅与张士诚后命徐达北伐，攻克元都，夺取中原，而后平定四川大夏政权基本完成全国统一。甚至新中国建立后也是平定大西南才使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失去威胁。
而蜀地最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历史故事，就要数后汉三国年间，在蜀地建立的刘备蜀汉政权。刘备未成事前，曾三顾孔明于茅庐，最终得隆中对，知三分天下之策——
“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后来的事情，我想多数看过《三国演义》小说和电视剧的朋友，都是了解的，因为关羽大意失荆州，所以最后的蜀汉，仅守住了益州（蜀地）。但饶是如此，魏蜀吴三国中，势力最小，实力最弱的蜀汉能够与另外两国周旋数十年。最大的依靠，就在于蜀地的地利优势。
远的不说，我们就说距离我们最近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大片土地，几乎尽数陷于敌手。而位于中国西南地区的川渝之地，自然就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大后方。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作战。作战期间，苏，美，英，法等30多个国家在重庆设有大使馆，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外事机构，并建立反法西斯战争的各种国际性组织和中外文化协会。随着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有245家工厂及大批商业，金融，文教，科研机构迁渝，加上战时需要兴建的大批工商企业及科教文卫单位，使重庆由一个地区性中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大后方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川军，是对民国时期四川地方军队的称谓。抗战时期，加上出川抗战的川军，总计约350万四川人走上了抗战的战场。也就是说，当年大约每15个四川人中就有1人上了抗日的前线；全国抗日军人中，每5个中就有1个是四川人。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仅有四川等少数几个省份未遭受日本人的铁蹄践踏，但四川却向全国提供了20%的兵源，和50%的钱粮。
新中国自1949年成立以来，中国已经数十年不曾经历过大的战争。中国的经济与民生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尤其是从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这其中，中国的区域经济格局，由分散的区县经济，逐步发展成为以大中型城市和城市群为主驱动力的发展模式。
我们纵观目前全国经济体量最大的十座城市，大致可以分为几类：第一是环渤海的北京、天津；第二是长三角的上海、苏州、杭州；第三是珠三角的广州、深圳；第四是中部地区的武汉；第五是西部地区的重庆、成都。
如果我们再整理一番就会发现，前三种全部位于中国的沿海地带，尤其是中国的四大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无一例外位于沿海。沿海地利之便，非常适合发展经济。但同样，由于面朝大海，无险可守，从国家战略的层面而言，如果国家的经济中心城市，全部位于东部沿海，将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并不是中国和平稳定了数十年，就表明中国可以高枕无忧，未来永远不会有战事威胁。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朝鲜问题、印度问题、新疆西藏问题，统统都是中国未来国家安全的隐患。没有人能够保证，未来的某个时候，因为某个因素，导致战争的发生。
而如果一旦发生战争，毫无疑问，中国东部沿海经济重镇，必然会成为敌人首要攻击的目标。而参考抗日战争时的经验，中国的广大中部、西部腹地，尤其是四面环山的西南腹地，将成为战时最重要的国家壁垒。
从这个角度说，国家无论如何都应该重点扶持中国的西南区域，以成都、重庆为代表的成渝都市圈城市经济发展。因为只有中国的大后方安定、繁荣，这样一来，在遭遇危机与困难时，才可以有备无患，随时切换国家临时政治中心，应对局势与变化。
更为难得是是，川渝之地，人口数量庞大，总数超过一亿人，具备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未来，人口数量将直接决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成都有四川盆地之优势，重庆有长江货运之便利，对于承接中国东部沿海城市的产业转移，非常适合。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这件事。从另一层面说，就是易守难攻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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