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编：隋唐五代之部——第二十五章：盛运中之衰相（上）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这个论断，事实上极具普遍适用性，而非仅仅针对唐朝或其他某个特定时期。
换句话说，某些制度或决策，也仅仅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才能显示它的优越性。这不仅仅是因为执行者的能力或意识，也涉及到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
试举两个近现代的例子：
其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样的决策，可以再执行吗？
其二，百万知青开辟北大荒。这样的政策，可以延续吗？
回到唐朝。
唐朝开国后重要的三大政策，除了之前提到的贡举制，还有两个分别是租庸调制和府兵制。这三项制度涉及的面，一是士，一是民，一是兵。
唐朝由盛转衰，看似是一个急剧转变的过程，偶尔也会给人是一种意外的错觉，实则未必。
开元盛世，从面上看，确实足够富强。但初唐以来的国本根基已发生实际动摇。这并不是玄宗一朝所独有的现象，对比后世满清的康乾盛世，也是如此。乾隆年间虽号称盛世，实际上也早已是虚像。
唐朝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的逐渐变形乃至废弃，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不察民生，不恤士卒。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账。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
凡是户籍的变迁，均需要逐年认真辨理。
武后摄政以后，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
玄宗时，按监察御史宇文融的献策，扩籍外羡田、逃户。但版籍仍不整理，不再体察民生疾苦。
安史之乱后，户籍顿减，更难整理。
于是租庸调制不得不废弃，之后的两税制导致贫富差距越拉越大，终于不可收拾。
府兵制度亦在同样命运下消减。
府兵制虽然不是突然消亡的，但对比初唐和唐朝后期的府兵制，不难看出前后的差异所在：
——旧制，诸卫将军皆选勋德信臣；武后之世则多以外戚无能及降虏处之。
——贞观时，府兵宿卫，太宗常引与共同习射；其后本卫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隶。
——旧制，折冲、果毅出身优越；后则历年不迁，为士大夫所耻。
——旧制，府兵戍边三岁而代；其后增至六年。天宝以后，戍兵还归者无一、二。
……
所以，行至后来，府兵制逐渐消亡。唐代只有所谓“方镇”的边兵，和中央的禁兵。
府兵制最大的优势是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材养兵之苦。恰恰是方镇边兵最大的弊病。
第五编：隋唐五代之部——第二十六章：盛运中之衰相（下）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少员多的隐患。而且唐初入仕的途径很多，科举制不过其中的一项。
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其时则“官倍于古，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
通俗来说，就是几个萝卜一个坑。摆不平的时候，就为了萝卜挖坑。官员多了，工资总额在那里放着，平均工资就低。又摆不平。实在是萝卜太多，只能让萝卜论资排辈，一个一个来。
总之，这就不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另外一点，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实施教育，两者分途并进。贞观初年基本能这么干。
到高宗以后，科举依然在，教育却丢了，考试更多看诗词歌赋的水平，实操方面越拉越远。这多少有点北方吏治被南方文学腐蚀的意思。
就组织机构来说，之前提到的三省六部制，相较汉朝的三公九卿确实优越。问题在于，原来的“九卿”并未实质取消，转为与“九卿”对应的“九寺”。从职能上看，“九寺”的大多职权，是和六部职权重叠的。这样不仅冗官众多，还会妨碍整个政治效能的推进。
中央政府规模扩大，政权集中，官僚充塞，阶资增多；地方官权位日落，希求上进的自然群趋中央，遂连带引起重内轻外之习。
中央政府固易趋腐化，而地方政府更难整顿。
坦率地说，一个制度总有两面性，难得面面俱到。所以，具体好与不好，要看良性是否压过劣性。一旦错位，看似同样的制度，就会越偏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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