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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讲授完诗人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读过《昌耀抒情诗集》,诗人独具特质的诗歌语言和风格,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当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诗歌现象。而此刻,我们对诗人昌耀的深入研读,正在进行时。有幸读到陈东东的《斯人昌耀》,本文所述昌耀生平事迹主要依据昌耀诗文、李万庆《王昌耀:中国西部诗的创始人》(《人物》2006年第9期)和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等,在此与诸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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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9月,昌耀的“You派”问题有了一次改正,他成了所谓的“摘帽You派”。尽管这并没有改变昌耀在流放营地的处境,但这个消息,的确起到了卡夫卡小说《城堡》里那个信使巴纳巴斯递交给土地测量员K一封城堡来信的效果,一时间燃起了昌耀的希望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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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需要让家人知道这个消息,除了给在北京的那位叔叔写信,11月初,他又专门去了趟北京。然而,从走进叔叔的家门到坐在叔叔家的餐桌前准备吃饭,昌耀一直就处在他那位叔叔的批评数落之中。企图跟叔叔分享一个“喜讯”的愿望落空,诸如至今才被摘帽可见顽固不化之类的话语,更让他无从辩解,气闷得不愿吱声。昌耀的决绝再次显现,趁着叔叔去一下厨房,他把筷子撂在桌上,无声地离开了。他跟他在北京的那位叔叔,从此再没有过任何方式的联络。
昌耀的父亲王其桂,1939年曾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回家乡建立中共支部并任书记,不久以后,他加入国军的一个抗日整编师,担任文书,1941年离开,再度回乡。1947年,王其桂入中共豫东军分区作战科任作战参谋,这年夏天,却又私自返回了老家……1951年,作为“革命的逃兵”,他到北京公安局自首,被判刑两年,刑满后获公民身份,留在劳改农场。1965年的时候,王其桂正在黑龙江的兴凯湖农场垦荒。父亲以及昌耀自己的状况,使得昌耀一直不便提起他,也早就不跟他有什么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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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另有一位叔叔王其梅,也是早年离家参加中共,共和国成立后任18军副政治委员兼昌都人民解放委员会主任,进藏部队先遣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军区后方司令部政治委员,后兼昌都警备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65年的时候,王其梅兼任了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他的这种情况,却也让身为“Y派”、劳教分子、被流放者或“摘帽Y派”的昌耀更不便跟他有所关联。
如此,将近而立之年的昌耀沮丧地从北京返回青海途中,或许思及自己没有家人、孤身伶仃的境况……“谁爱独守深山孤馆?”(《听涛》1964)“我们就禁不住要怀念母亲的摇篮”(《家族》1962),或许,带着类似于他先前写下的这两句诗讲述的那般心情,抵西宁后,他没有径往祁连山下,而是拐到了湟源县日月乡的下若约村。他要去看望被公安局的吉普车带走之前他曾借住的那户藏族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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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名叫杨公保的藏人及其儿女们,惊喜于七年前突然消失的昌耀又不期而至,如同家人般接待乃至接纳了他,并且开始为他张罗婚事,近乎飞快地为他定了亲。昌耀送上彩礼后即回八宝农场,第二年,他得知了对方悔婚的消息。而当他漫无目的地又一次来到日月乡,杨公保决定将自己的二女儿许配给他,她比昌耀小十四岁。
1967年元旦那天,八宝农场解散,昌耀被迁往青海湖南岸的新哲农场,相比八宝农场,那儿离西宁和日月乡都要近很多。这一年,昌耀的父亲王其桂在兴凯湖上坠船身亡;昌耀的叔叔王其梅遭受了WG的一系列残酷打击和迫害,于北京病逝。这两条死讯也许并未及时传到昌耀那儿,然而,在这个世界上他更加孤苦无依了。他来到日月乡探望或想要娶亲,却发现杨公保的二女儿已经嫁给了她妈妈娘家的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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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戏剧性继续在发展,昌耀向杨公保郑重地提出,要做这个藏族之家的儿子。而在不久后谛结的这对新的父子关系里,昌耀比杨公保仅仅小五岁。两年以后,三十八岁的杨公保突患重病离世。又过了三年多,1973年1月,昌耀在他的三十六岁本命年里,娶了杨公保的三女儿,她当时十六岁。
上述情节里无限丰富的细节,已经不可能还原。它们被昌耀变成了《山旅》中这样的诗行:
在几遇花开花落的幻灭、
几经秋雨秋风的凄愁,
求生的热忱
降到了最低的指数,
——我,却成了
这“北国天骄”的赘婿。
我才没有完全枯萎。
变成了《慈航》里这样的诗行:
于是,他听到了。
听到了土伯特人沉默的彼岸
大经轮在大慈大悲中转动叶片。
……
彼方醒着的这一片良知
是他惟一的生之涯岸。
他在这里脱去垢辱的黑衣,
留在埠头让时光漂洗,
把遍体流血的伤口
裸陈于女性吹拂的轻风——
是那个以手背遮羞的处女
解下袍襟的荷包,为他
献出护身的香草……
……
是的,
当那个老人临去天国之际
是这样召见了自己的爱女和家族:
“听吧,你们当和睦共处。
他是你们的亲人、
你们的兄弟,
是我的朋友,和
——儿子!”
《慈航》里还有关于其婚礼的这样的诗行:
在这个良宵
为了那个老人临终的嘱托,
为了爱的最后之媾合,
他敧立在红毡毯。
一个牧羊妇捧起熏沐的香炉
蹲伏在他的足边,
轻轻朝他吹去圣洁的
柏烟。
“土伯特”出自清代文献对藏族的称谓,魏源《圣武记》卷五:“西藏古吐蕃,元明为乌斯藏,其人则谓之唐古特,亦曰土伯特。”昌耀选用这个通常已弃置不用的词,并不为了独具风格的效果,而是想要用来作为一个珍惜的专词,特指并塑造“是他惟一的生之涯岸”的、接纳了他并成为其家人的那些人——杨公保及其“爱女和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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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后的第四天,昌耀带着他的土伯特新娘回新哲农场。他们的家,安在一个四分之一凹在地下,没有透光的窗户而仅有一扇门的小小地窝子里,面积大概只十二平米。1973年底,他们的儿子出生;1975年,他们又有了女儿;1977年,他们再添一子。流放营里这个家庭的艰难苦困自不待言,将近结婚十周年的时候,昌耀写了一首长诗《雪。土伯特女人和她的男人及三个孩子之歌》,提及他们住在地窝子的日子,却满是感激和赞美的旋律:
那一夕,九九八十一层地下室汹涌的
春潮和土伯特的古谣曲洗亮了这间
封冻的玻璃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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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一纸《关于撤销王昌耀、剧谱劳动教养的批复》下发:
省文联筹备领导小组:
你会筹备领导小组送来关于撤销王昌耀、剧谱劳动教养的报告收悉。王、剧二人原因Y派问题劳教的,现二人Y派问题分别予以改正。经研究,同意撤销王昌耀和剧谱的劳动教养决定。
十七年前就已经撤销的劳教判决,又撤销了一次;十四年前就已经改正的“Y派”问题,也再改正了一次。并且他得到一笔补偿:七百元。这仿佛为卡夫卡的小说新添了章节——于是他得以进入城堡了?……那时候昌耀四十三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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