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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讲授完诗人昌耀的《峨日朵雪峰之侧》,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曾读过《昌耀抒情诗集》,诗人独具特质的诗歌语言和风格,给人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当时形成了独一无二的诗歌现象。而此刻,我们对诗人昌耀的深入研读,正在进行时。有幸读到陈东东的《斯人昌耀》,本文所述昌耀生平事迹主要依据昌耀诗文、李万庆《王昌耀:中国西部诗的创始人》(《人物》2006年第9期)和燎原《昌耀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2008)等,在此与诸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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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就“作家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这一话题,昌耀写下《艰难之思》一文,其中讲述了变成“You派”送去“劳教”以后,他经历着怎样一种劳动改造:
1958年5月,我们一群囚徒从湟源看守所里拉出来驱往北山崖头开凿一座土方工程。我气喘吁吁与前面的犯人共抬一副驮桶(这是青海一带特有的扁圆形长腰吊桶,原为架在驴马鞍背运水使用,满载约可二百余斤)。我们被夹挤在爬坡的行列中间,枪口下的囚徒们紧张而竦然地默默登行着。看守人员前后左右一声声地喝斥。这是十足的驱赶。我用双手紧紧撑着因坡度升起从抬杠滑落到这一侧而抵住了我胸口的吊桶,像一个绝望的人意识到末日来临,我带着一身泥水、汗水不断踏空脚底松动的土石,趔趄着,送上艰难的每一步。感到再也吃不消,感到肺叶的喘息呛出了血腥。感到不如死去,而有心即刻栽倒以葬身背后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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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枪口下的苦役,石料砸得昌耀当场昏死过去,苏醒后发现管教人员正指挥“同犯”抬他去急救,据说,昌耀吼叫着宁死不从……这种抵达绝境的惨痛,不仅“空乏其身”,也空乏昌耀“青年理想主义者的心灵”。昌耀的“感到再也吃不消……不如死去”,自有其情感和精神的幻灭。这幻灭,却又可以是一个开端。
冤为“Y派”之后,尽管接二连三走着霉运,昌耀仍坚持着他的诗歌任务。1961年《鼓手与鼓》的宣传腔调,跟《哈拉库图人与钢铁》一样,都是他在被“打入底层”的境遇里面对体制迫害所表现的不自弃。要是考虑到昌耀1962年为申诉所写的《甄别材料》里对《林中试笛》的认真阐释、表白无罪,那么,他仍坚持其诗歌任务,就又有证明自己的诗歌能力和写作合法性的争辩意味。体制是这种争辩的对象,还有一个对象,是昌耀自己。这种争辩,当然会触及何以继续做一个诗人这样的自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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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前不久有一次答记者问,昌耀回顾其劳改经历说:“我到了生活最底层,那个时候,我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权利,但是我就感到我有很多东西要说要写,要写出我对生活的感受。我的大部分作品都写在本子上,因为我不是为当诗人。”——尽管仍然争辩着,但他终于意识到已经不可能、不用和不必去做一个由体制布置任务的诗人了。可以设想,正是在这种争辩里,尤其是在显而易见地被抛弃和奴役的命运现实面前的自我争辩里,昌耀比当初决定做一个诗人时更为艰辛也更为艰贞地下决心去做一个诗人。
这个只想去做自我命运的诗人的时刻,大概开始于他1961年的那首《荒甸》:
我不走了。
这里,有无垠的处女地。
我在这里躺下,伸开疲惫了的双腿,
等待着大熊星座像一株张灯结彩的藤萝,
从北方的地平线伸展出它的繁枝茂叶。
而我的诗稿要像一张张光谱扫描出——
这夜夕的色彩,这篝火,这荒甸的
情窦初开的磷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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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耀的诗歌,一向歌唱一种时代滚滚向前的势能,获罪的《林中试笛》和写于稍后的《寄语三章》就很典型,写于1956年至1964年间的《鲁沙尔灯节速写》、《高车》、《风景》、《哈拉库图人与钢铁》、《鼓与鼓手》、《栈道抒情》和《祁连雪》等等也比比皆是;示意前进的道路意象和场景(桥梁和渡口亦属此列)更频繁出现,被反复吟咏。这刚好是革命政治的主旋律及其变奏,大开发、大跃进诗歌的范式,并且透出一种准军事化体制生活“不断进步,不要掉队”的规定性和自我告诫。然而,《荒甸》一反那种诗意(尽管仍运用着那种诗意逻辑)——“我不走了。”于是,第一行这四个字就有一种拒绝的口吻、挑战的意味。
不过,昌耀并不打算保持其新姿势的强硬度,跟“我不走了”的宣告相连接的,是他对西部高原荒甸的皈依。“不走了”表明昌耀意欲脱离对其先前投身和信仰的情感、精神的奋力追随,诗人“疲惫了的双腿”是一个方便于自己的理由,而“我在这里躺下”,除了因为身心交瘁,更由于昌耀对这片“无垠的处女地”产生了归属感。这正是又一次投身——“躺下”,“不走了”,让我想到上一次,他十三岁时为了出走、投身,在他母亲面前躺着装睡,怎么也不起来——眼下他只愿、也只能投身进“从北方的地平线伸展”的“大熊星座”映射的天地宇宙间的荒甸了。看起来,这个诗人打算让自己的诗歌由此重新开始,而“情窦初开的磷光”,该读作诗人对“磷光”(“无垠的处女地”上那些悠悠万古的魂魄之光)的“情窦初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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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似乎认定,西部高原才是他的根本依托。跟《荒甸》写于同一年的《夜行在西部高原》里,昌耀说:
不时,我看见大山的绝壁
推开一扇窗洞,像夜的
樱桃小口,要对我说些什么,
蓦地又沉默不语了。
我猜想是乳儿的母亲
点燃窗台上的油灯,
过后又忽地吹灭了……
少小离开母亲以后,昌耀曾相信“D就是我的母亲”;经历了情感和精神的幻灭,这回,他又要从高原绝壁间认出一位母亲并投入其怀抱——如此会让他像这首短诗开头所写的那样:“夜行在西部高原/我从来不曾觉得孤独。”但是,重新投身的昌耀似也不敢再那么确信了——“乳儿的母亲/点燃窗台上的油灯,/过后又忽地吹灭了……”这让昌耀迷惘和忧心。
不过,一年以后,1962年2月,昌耀写下一首《我躺着。开拓我吧!》:
我躺着。开拓我吧!我就是这荒土
我就是这岩层,这河床……开拓我吧!我将
给你最豪华、最繁富、最具魔力之色彩。
储存你那无可发泄的精力:请随意驰骋。我要
给你那旋动的车轮以充实的快感。
而我已满足地喘息、微笑
又不无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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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甸》的“不走了”和“躺下”到此变得坚决和坦然。昌耀当初是以一个开拓者的身份来到西部高原,来赞美开发大军的前进历程的。这首诗却将他的那个身份彻底翻转过来,以一种豪迈的、他总是赋予开发大军的声调说:“开拓我吧!”因为“我就是这荒土/我就是这岩层,这河床……”。他的这个翻转、跟高原形体的合一,真是来得何其惨痛。然而,微妙或曰暧昧的是,这种翻转,并不立即取消昌耀原先遵循的政治诗意的逻辑,从一个意欲改天换地的开拓者甘愿为一个投身乃至融入原始宇宙蛮荒的被开拓者,他唱出的,却还是“请随意驰骋。我要/给你那旋动的车轮以充实的快感”这种为开发者奉献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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