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所思】顽童鞭筐及其他

昨天有晚自习，傍晚时分去学校应差，走出楼院不远，就见到顽童鞭筐的荒唐一幕。在街的对面，是一垃圾中转站，中转站旁边有一公厕，进去行个方便曾经要先付费的，去过几次，里面太脏，所以即使现在不收费了，不到内急得万不得已，也不打算前去贪免费。也许当初修建者想到收费的千秋万世之大业，就在男女厕所旁搭建了一间小屋，供收费者作临时小憩用。没想到，收费取消，荒废下来的小屋被一进城农妇住了进来。

农妇过去是一年四季坐镇公厕门口，摆点卫生纸，为进去方便的人提供方便，赚点小钱，同时兼营刷皮鞋，聊以糊口。她独自一人带着一男童，就读街背后的一所小学，估计念四、五年级，十岁左右模样。这时候看见的鞭筐男童，正是他。

这娃儿确实顽童一个，野蛮粗鄙，缺失有效的家教。前年或者去年的一天，从这儿经过，听见他“日妈”“日娘”地和他的妈拌嘴，他的妈当然更是“龟儿”“老子”地一阵臭骂，终究压不住他的嚣张气焰，最后，他的妈只得采取暴力镇压，挥舞着手中的扫把，撵得他落荒而逃。 就是这么一个可怜、可恶的孩子，在灿烂辉煌的路灯下，举着一根竹棍向行道树下的一只歪倒的破竹筐，发起了奥特曼打怪兽一般的攻击。竹筐发出破咵破咵的哀鸣，孩子则吭呲吭呲大声出气，无聊得异常亢奋。

宣泄是人人都需要的，无论是成人还是孩子，但暴力宣泄就多少不太符合文明社会的主旨了。好在他的暴力只是宣泄在一只无生命体征的废旧竹筐上，并不会造成生命的痛苦，流血的惨案，所以，也用不着我拨打110了。

人性有暴戾嗜血的一面，毕竟是动物，自我拔高到“高等动物”的份上，也掩盖不了骨子里的残暴底蕴。大多数时候，人们和平共处，友好相待，只是因为受法律的约束和趋利避害的生存法则所驱使。一当理性教育不到位，道德沦丧，法制失范，或者时代崇尚丛林法则，人人信奉“我是流氓我怕谁”，“无知者无畏”，那就很可能激活潜藏在我们心海深处的恶魔。文革时期你死无话的武斗，双方都高举着“保卫毛主席”“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护社会主义”的旗帜，其实所干的通通是自欺欺人的“私活”：暴力泄愤。

该怎么样来阻止顽童鞭筐的不和谐举动呢？想起若干年前看过的一篇老外写的文章，作者说他住家的巷子里，几个小屁孩经常对那废弃的几只铁桶拳打脚踢，弄出噪音来骚扰、破坏小巷居民的宁静生活。你猜，作者是怎么解决的？他先诱之以利，对几个顽童说：你们踢一下我给一毛钱。顽童们当然群情激昂，一阵拳打脚踢之后领了钞票，兴高采烈地散了。第二天，顽童们等在铁桶前恭候作者，但这一次作者付费减半，使得他们很有些失落。第三天再减半。第四天呢，顽童们再也不理睬作者，更不搭理铁桶了。怎么样？高明吧。

按我们东方人的思路去处理，可能有如下几种办法：一、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教育小屁孩们；二、出手教训赶跑他们；三、向小屁孩们的家长告状，让家长行教训之责。总之，一用空洞的言语道理，美其名曰说服教育，二用痛其筋骨、触及灵魂的以大欺小的体罚手段，前者难得有效，见效甚慢，后者立竿见影，但效果不长，因此我们很容易“先礼而后兵”，软硬兼施，二者并用。

与老外解决这个问题的心理策略相比，那就差得不是一个两个档次了。老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不说，还让懵里懵懂的小屁孩们至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一件事儿，总得问问到底有什么价值，能够获得什么样的收益，那种不利于心智、情趣，又毫无价值和利益的事儿，最好不做，或者少做为宜。

当然，还有没有其他好的解决办法？可能有。我觉得，从社会管理的宏大视角看，管理者应该移除那些散落在大街小巷的铁桶、竹筐，它们既有碍观瞻，又不幸沦为无聊暴力的成长平台，它们的存在无疑助长了野蛮和丑陋。外在的成长环境解决了，内在的呢，那一定得通过循序渐进、持之以恒的教育，拆出孩子们心中的铁桶、竹筐，摆放上鲜花、瓜果……治标治本，双管齐下，这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之法吧。

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出在环境、器物上，只不过折射、反映在少数人身上，而我们不去解决环境、研究器物，而是直奔其人，以为摆平了这个人或这些人，问题就不存在了，就解决了。发展到后来，正如网上有人所言：面对民众反映的问题，官员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直接解决反映问题的人，社会治理老是滞留在“治人”这个层面上。

几千年来，抱着半本《论语》和一部《资治通鉴》，废寝忘食翻来覆去地通鉴，鉴来鉴去无非两个选择：要么变态克己，要么更变态地整人。克己，克一己之人性；整人，整家人族人国人。克己形似自阉，忤逆天性，不人道，因此才有更不人道的整人紧随其后。不得不说，无论是自阉者，或者是阉人者，或者二者并行不悖者，确确实实都没什么出息，丢人啦。关起门来丢人也就罢了，但仗着荷包里有几个钱，打肿脸充胖子，还四处推销屁股撅起的经验，那就丢人又现眼了。